论法律的实践理性与法官培训模式选择

1、论法律的实践理性与法官培训模式选择摘要:法律所具有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双重身份决定了法学教育与法官培训具有不同的目的任务但又互相衔接,法律的实践理性是法官职业化核心内容。由于过去对法律实践理性的结识局限性,法律措施、法律技术的研究成果较少,法学院不能为预备法律人提供法律实践理性教育;而法官来源的大众化又使得法院自身不能为已经进入的法律人提供法律实践理性的经验总结,这种局面使得中国的法官职业化面临诸多困难。要变化这种局面,应从法学院教育改革与法官培训改革两个方面入手,注重法律实践理性的养成,形成法官培养从法学院起步,经由法官培训完毕的合理的法官培养机制。 核心词:法律的实践理性; 法官职业化; 法学教育; 法官培训模式 在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各级法院对法官培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培训的实际效果却令人扼腕。反思这种现象,是对职业化建设过程中的法官培训目的定位不准,对于职业法官培训的教育理念、模式、措施与法学院教育的本质差别缺少明确的把握的成果。应当说,上世纪80年代初,立足于中国法官来源大众化的实际,将法官培训的目的拟定为完毕法律学历教育或法学知识培养,采用法学院教育模式是十分英明并且

2、对的的。但在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今天,继续沿用“法律业大”式的教学模式和措施却是有问题的。笔者觉得,以职业化为抱负的法官培训,必须以实践理性的养成为目的,建立符合实践理性培养规律的法官培训系统。 一、 法律的双重理性与法官培训模式选择 法律与理性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有法学家断言:“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别的发明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的发明,则令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1由此表白,法律自身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人类之因此区别于其她动物,在于她掌握了法律。“今天的现实与人类产生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人类的产生只但是是世界又多了另一种动物,这种动物也许既不懂哲学也不懂玄学,但却拥有一定的法则。”2今天,法律之因此被觉得既是约束人类兽性与暴力的“枷锁”,又是彰显人类尊严和文明的花环,正由于“法律是一种理性的存在。”如果说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必须以空气和阳光等为生存的条件,那么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则是以法律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由于人性中的恣意、贪婪、自私等缺陷无法通过道德说教予以规训乃至改造,只能通过法律等制度化的理性力量最大限度地予以刚性的遏制;法的内容深深嵌入世俗社会秩序,回应着世俗生活的需要;人类作为

3、一种社会的存在,始终具有权威依赖性,离不开对法律这种公共权威的依赖。因此,服从法律的规则治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3 由此可见,法律理性是一种世俗的实践智慧。7法律制度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一方面是人类实践理性的规定,因而其主线价值取向在于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法的这种实践理性血统决定了它是“行动而不是设计的产物”,由此也规定了法的第一重身份,即作为实践理性的身份。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现代法律制度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浸透人类的智慧,法律的成长史同步也是一部法律作为纯正知识体系的形成和传播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同步还具有作为纯正理性的知识身份。法律在知识谱系上的二元性,决定了法律人的任务也必须是双重的。前者使其必须不断的结识社会生活运作的新规定,从而将社会生活贴切的翻译成制度语言。后者决定了其在对法律制度进行以实践为原则的价值批判的同步,还必须注意对已有法律知识体系的梳理和整合,以实现法律作为纯正知识的传播和继承的规定。正是由于法律的双重理性,才浮现了所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浮现了法学家与法律家的分工。 法官是一种将普遍、抽象的法律合用于具体案件的职业,是典型的法

4、律家,其最基本的工作内容是完毕法律从知识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转化:把条文的法律转化为生活的法律,把抽象的法律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把社会上的多种矛盾和冲突转化为诉讼技术和程序。这个职业自身规定法官既要掌握充足的法律知识,可以纯熟的运用法律的概念、原则和理论;又要良好实践智识,可以自如的将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转化成为“法言法语”并做出裁判。在此意义上,法官成长的基本是法律的知识理性;但仅有知识理性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践理性。 近年来,我们对国外的法学教育和法官培养机制有了充足的理解,简介性的、研究性的成果已有许多,这些论著对于国外的法学教育以及法官教育的形式、内容、特点都做过充足的论述,不乏精辟之作。我觉得,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与法学教育实践经验,可以归结为一点:法官的培养从法学院开始,目的在于养成预备法律人的法律双重理性。 我们懂得,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中,由于历史与老式而形成了两类不同风格的法律理性,在实践中它们也呈现着不同的外观:一类是以欧洲大陆对罗马法的普遍继受、并在此基本上所形成的大陆法系成文法理性,其以法学家阶层理论架构和学术主张为主,强调法的一般性、抽象性、系统性、万全性,觉得

5、可在概念化原则支配下实行绎推理机制。另一类是被觉得“在程序的缝隙中渗入出来5”的一般法理性,在英美法系中,没有法律学术化和法典化的研究老式,学者们对于法律的分类以及体系化没有浓厚的爱好,在那里找不到一丝精心分类的迹象,正如萨尔蒙德所言:一般法是一种“最能容忍混乱(too tolerant of chaos)的法系”,6产生这种现象的因素,据信是由于英美法发展的内在机制,一般法是作为一连串的补救手段而产生的,其实践目的是为了使争执获得解决。 对于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法律理性,学者们做过许多的评价与比较。我觉得,它们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不同品格的产生来自于其内在逻辑性,均是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适应、保证法律有效和公正实行的理性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哪种品格的法律理性的形成,法学家和法律家的工作都是紧密相连的:在大陆法系中,从概念法学创立到今天的多种法学流派与理论,法学家们都在为司法提供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与法律合用的工具、技术和措施,预备法律人通过学习,可以充足理解法学家构筑的法律理性,精确的合用由法学家用概念和逻辑家精心构筑的法典,成为“自动售货机”式的法律家;

6、在英美法系中,法学理论不产生于主流哲学家或法学家,而产生于长期积累的司法实践,是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而发展成的完善理性,7因此,许多法官自身就是伟大的法学家,她们兼具法学家与法律家的身份,这样的法学理论对于司法实践的作用不言而喻,预备法律人也是以司法实践培训的方式理解法律理性。至此,我们看到,法律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共存于法学家与法律家的工作之中,它们并不能截然分开。更进一步,我们还发现两大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与她们的法律理性形成模式直接有关,与之相联系的法官培训模式也是由此而决定的。我们之因此可以将英美法系的法学教育称之为职业指向明确的模式,将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喻为通识性的模式,而英美法国家的法官培训以短期的知识更新为主、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培训以较长期的系统的司法技术学习与实践为主,莫不是为适应两大法系不同的法律理性老式而建立的。由于,她们坚信:“不管哪个时代,如果在法庭上和在教室里进行的多种阐释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太大,那么法律就会失去力量。”8 由此反观国内的法学理论、法学教育、司法实践,在人才培养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法律知识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割裂、法学院教育与法官教育脱节、预备法律人学

7、习与法律职业精神的养成无关。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第一,国内的法官培训是指对在职法官的培训,这一点与美国等一般法老式的国家类似;但是,国内法学院的法律教育并不具有像美国法学院那样的职业指向或特色。第二,国内法学院的法律教育与德国等大陆法老式的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法律教育相似,同属职业指向不明确的一般法律教育;但是,由于国内没有像德国等大陆法老式的国家和地区的“职前训练”,这种在大学中进行的一般法律教育却也许成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9这就表白:无论是我们的法学院教育还是法官培训,都忽视了法律实践理性对于法律人的意义。法学院不考虑法院的需要,法院不考虑法学院教育的特性,其主线因素在于对法律实践理性的结识局限性。 以上还只是考察了接受过法学院教育的预备法律人进入法官队伍的状态,至少她们已经具有了较系统的法律知识理性,缺少的仅仅是法律的实践理性。而在我们的法官队伍中,大多数人并不是来自于法学院。来源的大众化使得法官队伍的文化素质背景差别巨大、法律知识严重局限性,处在法律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双重缺少状态。正如肖杨院长在分析法官队伍现状时所指出的:“我们法官队伍比较缺少职业老式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

8、点也处在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并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方面也难以达到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10 虽然近二十年来,全国法院系统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特别是通过“法律业大”方式,基本完毕了在职法官的法律学历教育,近来三年,又通过对一定年龄以上的法官采用专项培训方式,完毕了部分法官的法官资格确认。不可否认,“法律业大”作为一种应急式的教育模式,虽然对于中国法官队伍建设乃至中国法治建设意义巨大,但它对于法官的法律知识理性培养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不容忽视。由于“法律业大”式教育最多只能缓和在职法官法律知识欠缺状态,并未从主线上解决法官的法律理性养成问题。因此,“法律业大”的存在必然是阶段性的。 如果我们所有的法官均来源于法学院,她们都具有良好的法律知识背景,虽然法学院没有法律实践理性教育,她们中的某些优秀分子在司法实践中也会较快感悟法律的实践理性并加以总结。通过一批又一批法官的共同努力,逐渐形成法官思维、法律措施、司法技术并加以传承,可以在一定限度上弥补法学院教育的局限性,为新入门法官提供一定的法律实践理性基本,也可觉得法学院教育提供一定的实践

9、经验与法学理论研究课题,增进法学家与法律家之间的沟通,加速法律实践理性的形成,使法学院课堂上的声音与法庭上的声音逐渐趋向一致。但是,中国法官来源的大众化,客观上加剧了中国法律实践理性形成的困难:法院既不能为预备法律人提供司法经验与技术资源,也不能为法学院提供立足于司法实践的理论研究资源。在这种情形下,法学院与法院、法学专家与法官“各唱各的调”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在中国现实的状况下,无论是法学院教育模式还是法官队伍状况,都决定了必须将法律实践理性教育作为法官培训的目的,但实现这一目的的措施和措施,并不能仅仅只在法院系统内部或者是在法官队伍中寻找。 二、 法律的实践理性与法官职业化 早在17世纪初,英国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为反对英王詹姆斯一世插手司法,与国王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詹姆斯一世说:“依朕意,法是以理性为基本的,故尔朕及她人与法官具有同样的理性。”柯克法官回答:“不错,陛下具有伟大的天赋和渊博的常识。但是陛下并没有研读英格兰领地的多种法规。波及臣民的生命、继承、所有物或金钱等诉讼的决定,不是根据自然理性,而是根据有关法的技术理性(artificsl reason)和判断。对法的这种结识有赖于在长年的研究和经验中才得以获得的技术(art)。”11这段对话被觉得是将法律实践理性的概括为技术理性的来源。学者们对法律的实践理性提出了多种观点。一般觉得,实践理性是人们在共同交往的活动中形成的以共同经验、共同理论为基本的指引行为的相似的或类似的理解与共识;狭义的实践理性侧重于群体的实践经验,觉得具有共同经验背景的群体,同步具有共同的或基本相似的价值观和理解构造。12也有人觉得实践理性是一种措施或措施论。13 事实上,实践理性是指人从事和选择合法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一方面表白人具有从事合法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同步还表白存在着评价人的行为合法与否的一种公共的或普遍的原则。17法官培训事实上是对这种评价原则的灌输或传授,以实现对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评价的共同性或普遍性。此意义上的法律实践理性重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思维理性与行为理性。15而这两者恰是法官职业化的核心或基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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