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doc

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 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标题注释】我的同事刘精明教授曾和我多次讨论本文中的一些思想，并在统计分析上给了我很大帮助，特此致谢！【作 者】李路路【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内容提要】在代际社会流动研究中，以代际之间优势的持续性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模式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社会的数据也显现出同样的模式作者认为，已有的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没有对在不同社会中存在的普遍性关系模式给出合理解释作者从“再生产”和“统治”两种机制的角度，对关系模式所表现出来的普遍特征进行了理论探讨摘 要 题】分支学科【关 键 词】社会流动/再生产/统治/权力【正 文】一、理论背景与问题社会流动研究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形成过程和结构状况的变化社会流动模式的研究揭示了社会分层结构形成的机制以及变化趋势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对（职业）流动表中的职业流动率的分析属于第一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话（甘泽布姆等，2002／1991），布劳－邓肯有关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成为第二代社会流动研究的代表者布劳－邓肯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种工业化—功能主义的解释，认为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理性化的过程，必然要求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地位的核心，社会选择的标准将从家庭出身转变为成就，随着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层结构将日益开放，社会流动率不断增长，流动机会的平等化趋势将占据主导地位（Blau & Duncan, 1967; Treiman, 1970）。

1975年，费瑟曼、琼斯和豪泽发表论文，应用古德曼（Goodman, 1979a, 1979b, 1984）发明的对数线性模型方法，利用美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的数据，对家庭出身和最终位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区分了“表型的”（phenotypical）流动和“遗传型的”（genotypical）流动，指出，由于两国的结构状况和其他因素的不同，家庭出身和最终位置之间的关联强度存在差异，但在关联模式上则表现出相似性，由此他们给出了一个普遍假设：在具有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的国家里，不同国家尽管流动率有所不同，但代际间的关系模式都是相似的，即著名的“FJH假设”（Featherman et al., 1975），其所建立的代际流动的跨国比较模型，亦被称为“共同社会流动模型”（common social fluidity）由此观之，他们是试图用一个制度主义的逻辑来解释遗传型流动的普遍存在后继学者在更大范围内检验了FJH假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个模型：一是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的“核心模型”（core model）他们在阶级分类的基础上，利用“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比较分析”（CASMIN）项目所提供的11个国家社会流动数据，检验了FJH假设的共同社会流动模型（Erikson & Goldthorpe, 1987a, 1987b, 1992）；与此同时，豪泽（Hauser, 1984a, 1984b）利用CASMIN数据，在“职业群体等级”的框架下，也发现了一个关于家庭出身与最终地位间联系的普遍模型。

这些验证模型虽然分别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FJH假设，但在基本的代际间关系模式上仍持同样的结论，即：尽管结构性变动等因素会导致“表型”流动趋于改变，不同国家的社会流动模式也存在差异，但社会流动的“遗传型模式”不因国家的不同而改变换言之，在不同的国家，家庭出身与最终地位间的关联强度有所差异，但关联的模式（流动模式）则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即：这一关联（流动）模式是以社会继承性和短距离流动为主导特征，代际之间优势的持续性都是显著的（Hout，2004）作为第三代流动研究的代表，FJH假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意义（甘泽布姆等，2002／1991）它将由结构性变动而引起的流动率的变化和相对流动机会的变化区分开来，依据“遗传型”模式的跨国相似性， 否定了工业化假设提出的社会流动率将随工业化过程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机制，并且为社会流动的研究提供了制度主义的解释逻辑第二代、特别是第三代流动研究所提供的基本解释逻辑和基本分析工具的普遍运用，使得延续上述两种解释逻辑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问题的分析已经相当确定，给后继者留下的讨论余地已经很少（Grusky,2001），以至于有人认为，由于大量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新的统计模型和方法的进展，致力于原有理论逻辑的精致化而缺乏在宏观社会学理论上的突破，社会流动的研究已经逐渐丧失了理论潜力，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重要性日渐衰微，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逐渐转向收入群体流动性研究、社会分层与消费和生活方式、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等（Grusky,2001）。

社会流动研究是否已经陷入“终结”的境地？确实，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理论从各自角度解释了社会流动及其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流动的变迁趋势，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由于它们的存在使得社会流动的分析已经丧失了理论发展的潜力工业化的机制和制度主义的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社会流动的趋势和模式，但也都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白首先，正如FJH假设所表明的，工业化的机制对于结构性流动和教育在流动中的作用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但无法解释在不同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代际间以继承性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模式其关于社会流动的功能主义解说直接将工业化的背景和个人的最终位置联系起来，缺失了对于具体联系机制的分析，而其关于社会流动随工业化进程不断增长的预言也没有得到证实其次，虽然FJH假设的制度主义解释明显否认了基于相对机会模式的流动中出现任何增长的可能性（Erikson & Goldthorpe, 1987a; Grusky & Hauser,1984），然而与工业化假设一样，在FJH假设中，并没有对制度主义的具体机制给予很好的分析其间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与核心家庭制度仅仅被作为分析遗传型流动模式的背景，对于这些制度作用于共同社会流动模型的机制并没有给予深入的说明。

更为重要的是，制度主义的逻辑无法对不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流动的继承性模式提供完备解释后来的研究者对FJH假设的大量验证和修正， 除了确认继承性流动模式的普遍性外， 大多数集中于揭示不同国家流动模式上的差异性， 例如所谓“一致性差异模型”（参见 Erikson & Goldthorpe, 1987a、1987b、1992），因此，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没有对关系模式中共同的“继承性”特征形成的机制给予深入的解释在我们看来，一是市场经济与核心家庭制度实质上是作为一种“理想类型”而存在，即使是同样被归结为市场经济与核心家庭理想类型中的各个社会，它们之间也存在极大的差异二是如果在非市场经济社会，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中也表现出相似的继承性流动模式，那么现有的制度主义逻辑也将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无论各个国家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制度，无论各个社会之间在制度、文化、历史、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什么样的显著差异，如果原有的和新的研究都证明了它们在继承性模式上表现出极大相似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假设，这意味着社会流动中还存在着的其他没有得到分析和解释的机制恰如是，才使得一般流动模式得以存在。

再次，一些经验研究中关于代际关联度的分析结果也对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的解释提出了挑战1989年甘泽布姆等人（Ganzeboom & Luijkx et al., 1989）对35个国家149张流动表的分析曾表明：各国的社会流动随时间变化存在一般性趋势，同时又发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芬兰、菲律宾、波兰和台湾等，其代际关联度要低于法国、（前）联邦德国、爱尔兰代际关联度的复杂状况使得研究者无法用统一的工业化逻辑和制度主义逻辑对此进行解释 几乎所有的分析——无论是关联度还是关系模式的分析都表明，在工业化机制和制度机制的后面，还存在着其他社会机制，它们至少与工业化机制和制度机制共同决定了社会流动的过程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流动的研究还远未达到充分的程度基于对以上理论背景和问题的讨论，本文的重点集中于对共同的继承性模式特征进行分析促使我们这样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以及前些年围绕“市场转型”理论所引发的争论这一制度转型所具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为社会流动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会于此，中国的个案经验具有特殊重要性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同时，又几乎是惟一一个通过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并保持工业化高速增长的社会。

作为一个转型社会，中国对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全方位的改革，但至今还未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对这样一个转型社会的代际间的关联度和关联模式的分析，无论是验证还是挑战已有的模式，或是回答“市场转型理论”所出现的争论，都会对继续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过去对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分析，几乎都缺乏基于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基础，因而缺乏对中国整体的分析，本文将以新的数据尝试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的主要工作是：第一，在社会流动的研究领域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跨国数据，本文将以工业化和制度主义理论为背景，选择若干在工业化、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历史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的数据，同时加入1996年和2003年在中国大陆所进行的两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家庭出身和最终位置之间的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对既有的社会流动模式进行检验第二，如果我们仍然能够确认普遍的社会流动模式，我们将试图对既有的解释机制存在的缺陷进行讨论，并对可能的新的解释机制进行探讨我们的基本结论是：现有的理论逻辑不足以解释共同的继承性流动模式，除了工业化和制度的机制外，再生产的机制和统治的机制也是形成共同的继承性流动模式的重要机制。

由于传统的研究设计思路，在本文中我们无法对这两种机制给予经验性的分析，而更多地是在假设的意义上对这两种机制进行讨论但我们坚持认为，恰恰是理论解释方面缺乏新的假设和想像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流动研究的进展二、数据、模型及解释（一）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国际社会流动数据，来自于ISMF（“国际社会分层与流动”）项目所收集的代际流动表① 我们从该数据库4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中选择了16个国家大致在1970—1980年代的流动表数据，为了更好地说明上面所提出的问题，这16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择考虑到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第二，中国社会流动数据，分别来自于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共同主持的2003年中国GSS项目，以及1996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美国学者共同实施的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② 为了比较的需要，我们对于所有使用的数据，按照戈德索普等人的EGP方案对受访者的职业进行了重新分类；其中，中国的两次调查数据也根据ISCO68对职业进行重编码，并按照甘泽布姆提供的转换程序转化为相同的EGP码，最后确定了一个6分类的职业框架，如下所示：③Ⅰ.服务阶级（high，lower controllers，EGP：Ⅰ＋Ⅱ④）；Ⅱ.常规非体力（routine non-manual，EGP：Ⅲa＋b）；Ⅲ.小业主、自雇佣者（small self-employed，EGP：Ⅳa＋b＋c）；Ⅳ.技术工人（skilled workers，EGP：Ⅴ＋Ⅵ）；Ⅴ.非技术工人（unskilled & semiskilled，EGP：Ⅶa）；Ⅵ.农民（farm，EGP：Ⅶb）。

二）模型就本文的研究目标而言，作者力图从具有不同工业化历史、不同制度、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国家中，探寻阶级结构之中的共同流动机制，而不仅仅局限于工业化国家这不仅是本研究选择流动表数据的一个导向，而且也决定了模型建立的基本策略1.代际关联度我们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