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西方学者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印度化”观点_文学理论论文.doc

试析西方学者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印度化”观点_文学 理论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摘要：以英国肯珀斯为代表的一些欧洲东南亚史学工作者在论及古代东 南亚地区文明的及性质时，提出了“东南亚古代文明印度化”的观点，认为该地区古代文 明于印度并在此后若干世纪中一直表现出外来的印度文明特征本文以历史资料为依据， 对肯珀斯的这一观点作了剖析并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就总体和本质而言，东南亚的古代 文明绝非源于印度，即使是在受到印度文明影响的若干阶段，东南亚古代文明始终呈现出 强烈的本地特征和鲜明的个性关键词：肯珀斯观点；东南亚文明；印度化以英国肯珀斯为代表的一些欧洲东南亚史学工作者在论及古代东南亚文明时，往往冠以 “印度化”的名称，用于指明“这一地区古代文明属于印度古文明的范围”[1]这种被称 为“东南亚古代文明印度化”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有其一定的理由，在古代东南亚文明范围 的某些区域，例如爪哇、占婆、吉蔑和马来半岛，也确实发现了受古代印度文明影响的若 干例证但是，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时就会发现：就总体和本质而 言，东南亚的古代文明是东南亚的，表现出强烈的本地特征和鲜明的个性，而不是移植于 印度的，更不是“印度化”的。

本文试图以有关史料和实况为基础，结合西方学者的“印 度化”观点进行分析，粗略地探讨一下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问题1 史前时代东南亚文明并非来自印度在东南亚史前时代文明起源问题上，持“印度化”观点的学者认为[2]：该地区的古代文明 是印度移植、输入而产生的以肯珀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作如是观，影响所及，甚至一些 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学家在论述早期文明起源时也往往从“古代印度文明”开始作为卷首语， 将本国历史认定为“开放于古印度文明土壤上的一支绚丽花朵” 印度化”观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古代隶属于印度文 明范畴的锡兰地部族“维达”型文化形态，在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地区——琅勃拉邦、 暹罗北部、马来半岛大部和苏门答腊东部沿海地区都有普遍发现于是，这种“印度文明” 范围内的所谓“维达文明”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植根于古印度文明的一个证据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过于武断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十九世纪末发现的人类学上 的人种维达人，并不等同于古代东南亚文明的创造者；其次，锡兰某一地部落的“维达文 明”没有证据表明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与其构成了“子文明”与“母文明”的隶属关系， “印度化”观点至今无法为我们排列出两种文明之间发展顺序的时间表；第三，考古学对 锡兰“维达文明”的发掘并不能证明其足以代表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

相反，我们有理由 认为：远离东南亚的锡兰维达文明与东南亚文明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东南亚古代文 明不是古印度范畴的在印尼爪哇发现的属于地质年代中的更新世早期和中期的莫佐克托 猿人和爪哇猿人化石、在梭罗河流域发现的昂栋人化石都足以证明：创造古代灿烂文明的 东南亚原始居民可以追溯到由爪哇人进化而来的某一支智人中石器时代东南亚古代文明 的遗迹分布之广泛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大量的以单面加工为显著特征的石器和在日常 劳动中普遍使用的骨器、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陶器并非来自印度的当地文明从不可知的遥远年代起，东南区的土著居民们已经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独特的、绝非来自印度的 本地文明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个问题，即东南亚古代文明起源的东亚背景，由于这一问 题不在本文的范围内，兹不赘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迹似乎又给“印度化” 、 “印度文明输入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发现于 印度支那和印尼海岛的矩形石斧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南岛语系的传播范围大致相符持“印 度化”观点的学者对此的解释是[2]：“原始马来人”从西方的印度越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流 东来，在传播南岛语系各语支的同时也就将矩形石斧文化传入了东南亚但是，正如现代 人种学的研究不能完全取代、等同于古代实际情况一样，语言学对今天存在的语言做出的 某些分类（姑且不考虑这些含糊不清的分类法是否科学）也同样不能代替考古学的权威解 释。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考古发掘业已证明：以矩形石斧文化为代表的东南亚新石器文化 遗迹主要集中于占婆、 “交趾支那” 、柬埔寨等广大地区，考古发现的石器工具表明远在新 石器时代，东南亚的先民们已经能用美丽的雕刻装饰木屋，制造精美的陶器，生产某些纺 织品另有证据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东南亚土著居民已能根据季节的变化种植水稻，而水 稻的种植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有别于印度古代文明的特有的一个显著标志有证据表明：印 度的水稻种植历史最早不超过公元前十世纪拥有这种新石器文明的东南亚先民，在航海 和造船技术方面已都有较高的技术，他们已能在季风和信风的季节里，利用世代积累起来 的航海技术和天文导航知识进行海上航行，这非常便利于东南亚各文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 流和相互传播另外，作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巨石文化”——通常是 雕刻成祖先的肖像的巨石像；具有当地原始宗教意义的庞大的“魔石” ；保藏死者头骨的石 槽；墓葬标志的石冢；由长形石板建成的墓地石室或具有纪念性、象征性，或精细雕刻具 有写实性、装饰性以老挝查尔平原的“石缸”文化为典型的巨石文明在东南亚的各区域 广泛分布，至今散发着古老文明的巨大艺术魅力，而在同一时期或前一时期的古代印度却 找不到相类似的实例。

显然，仅仅以语言学上的一个巧合性因素来试图证明古代东南亚文 明于印度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东南亚地区青铜器、铁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一种以印度为中心的见解 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2]：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征服原地居民，促成了原来的土著居民离开本 土，或通过海路，或经由陆路陆续来到东南亚，将原有的印度此种文明移植到新居住地 然而，迄今为止，这只是一种找不到证据的假说和推测印度不能等同于殖民时期的古代 希腊，东南亚陆地和海岛也不是古代印度什么“殖民时期”的“海外殖民地” 有些国外学 者将古代印度商人在东南亚的经商活动比之于一场“移民浪潮” ，更是将古代正常的海商贸 易混淆于文明的大规模传播和输入，缺乏起码的事实根据总之，在经历了自身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东南亚古代历史即将迈入国家产 生的门槛之际，土著居民已创造出了绝非输自于印度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史前时代的 东南亚文明是一个按顺序发展演变而来的有机整体，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文明并非来 自印度，它具有其本身的显著特征2 印度文明影响时代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非是“印度文明”诚然，在东南亚古代历史上产生国家之后的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中，东南亚相当大一部分地 区和国家确实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在建筑艺术、式样、风格，宗教传 播，王朝的称号、排列方式乃至社会生活的某些具体方面体现出来。

肯珀斯等国外学者据 此认为[1]：在印度文化影响时期，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已经“印度化” ，持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使用了“外印度” 、 “大印度”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观点我们同样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少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即使是深受印 度影响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不是前者的全盘翻版和印度文明“在海外的延伸” ，而是经过 当地居民对印度文明加以改造之后，以本地固有的文明为主体，依然具有鲜明的本地特征我们以肯珀斯等学者认为最能体现“印度化”的几个古代区域来分析一下扶南是古代东 南亚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关于憍陈如到扶南后与当地“女王”柳叶通婚的传说，被“印 度化”观点的学者认定为扶南是由印度王族或王家支系的憍陈如在东南亚建邦立国，从而 导致了在印度文明“灌输”下东南亚始有国家和文明的起点，有的学者[1]为了给这种观点 寻找根据，力图在对音上证明扶南古代王朝世系与印度古代某王朝之间的对应和继承关系 但是考古学已充分证明扶南最早的国家遗址纯粹是东南亚型的，丝毫找不到印度同一时期 文明影响的痕迹在稍后的公元九世纪阇耶跋摩和其继承人因陀罗跋摩一世时代，正是印 度教在东南亚广泛流行时期， “受印度文明的影响” ，建造了著名的巴孔庙和洛利寺。

在肯 珀斯等人称为“印度文化的典型代表”的罗卢奥斯建筑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固 有文明的特征：在印度教建筑的外在形式下，却并非供奉着湿婆等神像，而是将两位君主 的父母、祖父母等祖先石像高踞于祭殿正中[3]，它们正作为东南亚史前时代即已流传下来 的祖先崇拜的一个典型例子公元十世纪的古代柬埔寨正是这个国家古代文明的辉煌时期， 以国王为首的王族成员和高层僧侣阶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出于祭祀 的需要而修建了许多神殿，殿中的许多神像也曾被冠以印度神话中神祗的名称，如湿婆、 毗湿奴、吉祥天女、雪女等，但具有嘲讽意义的是这些具有印度神灵称号的神像在体形和 面貌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古代吉蔑人，而且这些显然脱型于现实生活中的王室成员和吉蔑僧 侣的神像上都镌刻有其原型人物的姓名[3]，在印度文明的外壳下展示着古代吉蔑帝国统治 集团的权力体系这种习俗和特征，不仅在古代柬埔寨，而且在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广为流 行，与其说它显示了东南亚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祖先崇拜与印度文化的结合，不如说是当 地居民对外来文明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本地需要在古代缅甸，历史的真实面貌使我们进 一步认识到：即使在印度文明强烈冲击的时代，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明仍然是以其本地固 有的传统为内部核心和最终归宿的：蒲甘王朝是缅甸历史上以“印度文明覆盖”而“著称” 的，阿奴律陀国王统一国家期间曾征服直通，而发动这场征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取得 据信珍藏于直通的“巴利文三藏经” ，这件事被“印度化”观点的学者们称之为古代东南亚 君主们“主动吸收、依附印度文明”[1]的一个典型例证。

但是，事实上统一后的蒲甘帝国 所流行的佛教，却并非纯粹的外来文化，而是以根深蒂固的那迦崇拜和纳特崇拜为基础的 作为东南亚和缅甸固有文化传统中主要成份的“纳特” ，是当地原始宗教中的神灵，从史前 时代即已广泛流行下来传说中认为全缅甸有 37 个重要纳特，他们以居住于布波上的摩诃 祗利兄妹为首领纳特崇拜是古代东南亚固有的万物有灵论和亡灵崇拜的具体表现，所以 阿奴律陀征服直通要求取得佛经只不过是为了使战争师出有名的借口，统一后的蒲甘佛教 始终是以当地原始宗教为核心的这可以从缅甸这一时期佛教的教义、仪式上清楚地看到， 甚至许多佛像的外貌、面容都是“纳特式”的在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文明盛行的年代中 出现的这种情况充分证明了东南亚本地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强大的融解和改造能力阿奴律 陀们绝不是为引进外来文明而引进佛教，而是为了将此种适合自己统治的宗教外壳作为统 治国家的工具因此，正如在缅甸所发生的情况，印度文明包括宗教，在东南亚各地都或 多或少地呈现出被改造、利用的差异在阿奴律陀的继承人江喜陀时代，被誉为与埃及罗 塞达石碑同样重要的“江喜陀石碑” ，其铭文的文字、内容更是与供奉这一碑铭的佛寺毫无关系本应记载佛经的石碑却用骠语、缅语和小乘佛教的巴利文记载了江喜陀王征战四方 的文治武功，这种用佛寺的碑文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让天国为人间唱赞歌的行为，无疑是 印度文化充其量成为东南亚文明的一种承载工具，为东南亚当地实际生活服务的例证，这 种情况在印度文明所及的古代印度尼西亚也十分明显。

爪哇岛的婆罗浮屠是夏连特拉王朝 时期古代人民艺术才能的精华和集中表现，从外表上看确实深受印度古代文明的影响：直 通塔顶的走廊两边墙上所刻浮雕，是大乘佛教经典的图解，雕塑的风格仿效笈多时期印度 的古典形式从宗教观点而言，婆罗浮屠的整体形成了那烂陀寺教教派所传佛教的“一部 动人的、有说服力的经书”[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乘佛教经典图解的大量的、数 以千计的浮雕内容却并不是真正描绘了经卷内容和佛本生故事，爪哇的古代艺术家们在采 用印度宗教、建筑形式时已经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们的发型、面部、服饰、背景 图案已不是印度式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当地、当时特征的爪哇式的[4]，实际上提供 了古代爪哇社会生活和习俗的一幅生动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