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的贫穷——美国与瑞典社会政策之比较.doc

生命历程的贫穷——美国与瑞典社会政策之比较 生命历程的贫穷——美国与瑞典社会政策之比较【英文标题】Poverty in Life Course: A Comparison of Social Policies between America and Sweden【作 者】姜海燕【作者简介】姜海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北京 100871）【内容提要】文章运用莱泽因的生命历程政策模型分析美国和瑞典的贫穷动态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笔者发现两国公民生命历程中的贫穷与本国的社会政策有直接关系瑞典公民的生命历程被政策建构的程度较深；而美国社会则出现分化，下层阶级的生命历程制度化程度很深，而上层阶级则基本不受政策影响两国的福利改革对于贫穷动态也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得出结论，福利政策对于生命历程中贫穷的建构作用需要综合考虑，不可忽略它在不同国家和阶层的不同表现以及它随改革的不断变化摘 要 题】环球视窗【英文摘要】The framework of life course policy in the study of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shows that the dynamics of poverty and social policy are correlative. Through the Compartive tire study, The author found that people's life courses are institutional ized by social policies and the social policies in Sweden have stronger institutionalization effect than those of America. Social policies in America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different classes. The life courses of under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stitutionalized deeper than the wealthy. The social policies have changed with the reformation in both of the two countries, but the trend has not change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ies in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with Germany in the study of Leisering and Leibfrie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degree and effect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ife courses are different with different social policies.【关 键 词】贫穷/生命历程/美国/瑞典/制度化【正 文】一、引言福利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保证公民能够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因此反贫困是福利国家的首要任务，但贫穷却一直困扰着福利国家。

很多关于贫穷的研究，将贫穷局限于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等特定人群，大多为静态研究，但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贫穷的动态研究或者说是生命历程取向的研究这一研究路径源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在德国和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兴起，主要是分析收入贫穷和社会援助接受者的动态性，用纵贯的数据和方法分析贫穷的持续时间和不同年龄群体遭遇贫穷的状况贫穷的生命历程研究的鼻祖应该是本杰明·罗特瑞(Benjamin Rowntree)，他通过研究英国北部的约克市人们在生命历程中经历贫穷的时间，得出了贫穷的生命历程曲线图他发现工人们并不是一生都生活在贫穷之中，只是在某个阶段，如供养家庭、能力减弱时贫穷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应从纵向的角度看待贫穷[1](14-15)最近，德国学者鲁兹·莱塞因(Lutz Leisering)和斯蒂芬·莱伯弗里德(Stephan Leibfried)以统一后德国的贫穷状况为基础，运用纵贯研究，分析了社会政策与贫穷时间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他们过于称赞德国的福利体系[2]，而且只以领取社会救助的人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很多隐藏的贫穷，认为他们的工作并没有新意，只是重复了一百年前罗特瑞的工作而已[3]。

当然不能否定他们的缺陷，但这本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贫穷的生命历程研究的好蓝本，为将贫穷的动态研究与社会政策相联系提供了分析框架莱泽因二人认为国家的福利政策会使个人的生命历程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个人的生活路径在政治上被预先决定，因此，广义上讲，是国家决定了生命历程的结构他们认为国家的社会政策通过三方面建构了个人的生命历程，即教育、年金和社会风险管理(见图1)，莱泽因把它们叫做生命历程政策(life-course policy)图1模型中这三个维度就是福利国家制度化生命历程的层次或称“洋葱皮”结构：第一层是福利国家定义了生命中的每个阶段，如童年、老年，可叫做结构化(structuration)或区分化(differentiation)；第二层是福利国家影响这三个阶段之间的联系，可叫做整合(integration)；第三层是福利国家影响了人们生活发展的深层基础，即社会、经济、和性别上的不平等，可叫做形构(formation)[1]莱泽因二人认为福利制度对个人的生命历程具有建构作用，并使这一观点在德国得到了验证，但这一假设对于其他国家是否适用，制度化的程度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艾斯平·安德森[4](24-25)将福利国家分为三类：自由的、保守的、和社会民主的德国是保守型，本文将通过对另两个类型的代表国家美国与瑞典的贫穷动态分析，验证两国的社会政策与生命历程之间的制度化关系，以及生命历程政策对个人生活轨迹的影响程度将横向与纵向研究相结合，考察社会政策对人的一生的影响在两个不同社会的表现，从而使生命历程被制度化这一假设得到扩展二、美国与瑞典生命历程中的贫穷状况马卡斯·詹蒂(Jantti, Markus)与舍尔顿·丹兹格(Danziger, Sheldon)比较了瑞典1981到1987年、美国1979到1986年的儿童的贫穷情况，并为了排除种族因素将美国的样本只局限于非西班牙裔白人他们发现在政府干预之前，即市场收入贫穷，美国和瑞典的儿童贫困率很相近，美国1986年14.1％的儿童是市场收入贫穷，而瑞典1987年的比率是7.5％在美国74.8％的市场收入贫穷儿童得到了转移支付，而81.5％仍然处于贫穷之中在瑞典96.4％的市场收入贫穷儿童得到了转移支付，仅有15.1％仍然贫穷在将工作和福利所得都计入后，美国有12.8％的儿童是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 Poverty)贫困，而瑞典则只有2.1％[5]。

兰克(Rank, Mark R.)与荷士尔(Hirschl, Thomas A.)通过收入动态追踪研究(PSID)的数据，对美国20岁以上的成人贫困问题进行了纵向研究他们发现贫穷的持续时间一般很短暂，但收入的提高是有限的，任何经济上的不利变动如失业或家庭破裂都会使他们又落入贫困相比之下，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成人相对较少，黑人和西班牙裔占较大比例，即通常所说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但短暂贫穷已不再局限于某个特殊群体，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之中如果按人的期望寿命是77岁，至少有60％的美国成人在20岁以后的生活中至少经历过一年的贫穷青年时期贫困率较高，到40岁时下降到较低点，而50和60岁时又开始上升，65岁以后升高的更快，基本呈U形几乎每个黑人在成年期都经历过贫穷，截止到75岁，91％的黑人至少经历过一年的贫穷，65％经历过极度贫穷，而白人大约有一半的人经历过贫穷[6]兰克与荷士尔二人也通过收入动态追踪研究(PSID)对美国的老人进行了统计，截至70岁，有17.9％的美国老人经历过至少一年的贫穷到75岁大约四分之一的老人经历过贫穷；而85岁时，达到了35.3％；那些活到90岁以上的老人，则有40.4％至少经历过一年的贫穷。

如果人的期望年龄是81岁，那么从60岁算起，有29.7％的老人会在60到81岁之间至少经历过一年的贫穷1995年美国统计局公布美国贫困率是13.8％，18岁以下的贫困率为20.8％，65岁以上为10.5％[7](39)瑞典的情况不同，瑞典成人在年轻时贫困率较高，而到了老年贫穷的危险几乎为零(如图2)瑞典有近五分之二的贫困人口于第二年脱离贫困，四年后，有65.7％的贫困人口脱离贫困，有近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四年后仍处于贫困之中瑞典近几年贫困率有所增加，如1995年，贫困线以下人口占11.4％，与美国相差不多如果将贫困线升高25个百分点则会有20.8％的人口低于贫困线，也就是说，瑞典脱离贫穷的人口一直处于贫困线左右，经济情况并不乐观[8] 图2在瑞典，社会转移支付是脱离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同时，家庭成员被雇佣或工作时间增加也使很多人脱离贫穷，有26.25％的贫困家庭的成员被雇佣，其中56.26％脱离贫困，14.99％的家庭成员增加了劳动时间，其中69.66％脱离贫困而既没有被雇用又未增加劳动时间的贫困家庭中有22.04％脱离了贫困，这其中包括家庭中成人数的增加，如结婚，或家庭中儿童数的减少，即子女成人[9]。

三、美国和瑞典生命历程中的贫穷状况比较与政策分析两国公民生命历程中的贫穷情况有三个显著特点：美国与瑞典都有很大一部分贫穷人口是临时性的，瑞典的持续时间稍长；美国的贫困率比瑞典高很多，覆盖人群广；美国人在一生中都有贫穷风险，儿童和老年的贫困率较高，基本呈U型，而瑞典在青年期贫穷风险较高，儿童期和老年期几乎没有，呈倒U型两国在贫穷动态上的差别是显著的再来看两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差异美国的社会政策对于儿童贫困的救济能力有限美国对儿童的转移支付1996年之前主要是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AFDC)，主要是帮助单身母亲的，而且给付水平相差很大食品券(Food Stamps)制度是实物补助，贫困家庭都可领取另外，所得税抵免(EITC)是为有工作的贫困家庭提供的，所有的救助都必须经过资产调查(Means-Tested)，给付水平较低，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依靠福利并不足以脱离贫困，工作是主要途径微薄的儿童救助使美国的儿童贫困率居高不下而获得教育的不平等是儿童贫困的直接后果美国的小学和初中是由各地方的财产税支持，因此，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比发达地区相差很远，对于贫困家庭而言，供养孩子支付教育费用而后的结果与让孩子放弃学业去工作之间的差别不大，由此造成辍学，贫穷儿童高中的辍学率是非贫穷儿童的二倍。

当贫穷儿童在受教育时就意识到好的学校、老师、设施都被富人占有，对将来的就业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受，从而使这种低人一等的观念内化，增加了辍学率与犯罪率对于富人而言，可以选择较好的学校和设施，也可进入学费昂贵但质量较好的私人学校，为儿童成长创造较好的条件教育与就业机会有直接的联系，有近3.3％的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在1995年处于贫困状态，而四分之一的高中以下学历的人处于贫困状态[8]，贫穷儿童成年后在就业上呈现劣势，一般失业率较高，多是兼职工作，并工资较低，由于美国的工作伦理使这些人不得不在工作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仍在市场内不断寻找机会，以脱离贫穷，但由于工作的不稳定，当失去工作时，以前的微薄工资不足以抵御贫穷，因此，出现临时性贫穷，但这种贫穷实际上是漫长的(chronic)，他们并没有真正摆脱贫困状态，因为教育不平等而引发的机会不平等将直接导致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