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舆论机制：朝议.doc

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舆论机制：朝议 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舆论机制：朝议 【作 者】侯东阳 【作者简介】侯东阳(1967-)，女，河南南阳人，暨南大学新闻系讲师、历史学硕士　暨南大学　新闻系，广东　广州　510632 【内容提要】朝议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朝廷的一种舆论形式，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在专制制度下它是很好的内部调节机制，但是其局限性在于集议的结果往往不被执行，最终的决策权在专制者手中集议制有一定的规则，突出的是不能风闻言事和越职言事；它也有自身的缺陷，有时不能形成集中意见 【关 键 词】朝议制/决策/风闻言事/越职言事/封建社会朝议指在朝为官的臣子们的舆论，是相对于野议而言的上层群体舆论朝议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舆论形式，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它直接影响决策，并且最能反映当时的政治及社会问题一、朝议制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舆论机制朝议也叫集议，是作为一项制度被确认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君主专制下的集议制，凡有国家大事，皇帝让群臣集中讨论，当然，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皇帝或权臣手中两汉的集议参与者有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二千石诸大夫、博士等，议论内容有议立君、立储嗣、宗庙、郊祀、典礼、功赏、民政、法制、大臣任免等东汉时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殿，国家每有大议，天子车驾亲临其殿。

各官吏都会集殿上，每年州郡长官把官吏的政绩、民间疾苦汇报上来，叫“举谣言”，然后官吏们各自表态唐朝把文武官员的奏状令左右仆射、尚书及左右丞、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等在尚书省议其可否，把议论的结果向皇帝汇报后来又在延英、紫宸等殿阁召见大学士、宰臣等议论国事，并规定，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和三品以上官员都可以入阁议事，且要有谏官在场，以便随时提出意见宋代陈亮在淳熙十五年上疏中重申“大事必集议”，文天祥在南宋面临蒙古大军进攻情况下，建议皇帝“宜仿唐谏官随宰相入阁故事，令给舍台谏，从两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议其有不可，应时论难，不使退有后言”[1](P55)，都说明集议制的存在和基本的体制形式从中可以看出唐、宋的宰相议论政事时，专职提意见的谏官随时在旁当面指正，使决策更加完善明代有廷议，清代有九卿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代主持会议的长官和都察院先把本部门的问题写成帖子，然后据此开会商议内阁大学士议大礼、大政，并把意见向皇帝报告集议制在各个朝代有不同的名目，但作为制度，它一直存在这就使得群臣有了对朝政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统治方针出现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及时进行调整，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内部调节机制二、朝议制的基本原则群臣在朝议事也不是随便发表议论。

有两个基本的前提必须遵守：一是戒越职言事，一是戒风闻言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古代的官吏职责分明，各守本职，不能干涉别的部门，甚至皇帝过分干预各部门的工作，也要遭到大臣的抵制和责备这虽然是为了防止臣子专权，但造成了人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于不属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则三缄其口，因而在朝议中舆论主体受到画地为牢的限制明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岢岗州学正吴从权、山阴教谕张恒因事到京师，帝问民间疾苦，二人都回答：“不知也，而非职事”[2](P220)（不是我们本职的事）孝宗也曾对兵部尚书刘大夏说：“事有不可，每欲招卿议，又以非卿部事而止[2](P622)不能越职言事是普遍的现象，但它也遭到有些大臣的反对因为有些事当权者不向皇帝汇报，又不让别的大臣或属下官吏越职或越级上报，就会蒙蔽君主的视听，不了解外面的真实情况而有些官吏则以行动闯禁区，宋徽宗常常微服到宫外走动，因蔡京不小心在奏表中走漏了风声，邸报传之四方，民间皆知，一地方小吏曹辅上书反映此事皇帝把他的上疏出示给宰臣，令都堂审问余深说：“（曹）辅小官，何敢论大事？”曹辅针锋相对：“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爱君之心一也有人问宰相张邦昌等是否有皇帝出宫之事，皆说不知。

曹辅说：“兹事虽里巷人民无不知，相公当国，独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3](P692)可谓对当权者讽刺之极，但曹辅最后仍被送到郴州编管起来多数情况下，对越职言事者都要进行惩罚，只有当皇帝下求直言诏时，才允许臣民们越职言事风闻言事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就把它当成真事郑重向上级报告，这与采集民情的“采风”不一样，多是无稽之谈历代都要求群臣言之有据、行之有礼，特别是向皇帝进奏时，应对所汇报的事实负责，不能道听途说、没有核实就乱发言，否则就治以重罪宋代欧阳修因荐人不当而引起士大夫不满，有人诽谤他有奸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就根据流言弹劾欧阳修，皇帝令二人说明此流言的由来，二人都无言以对，俱被贬官，并且皇帝把告示贴在朝堂，以警告众人：“（偶）因燕申之言，遂腾空造之语，丑诋近列，中外骇然苟无根之毁是听，则谩欺之路大开，上自迩僚，下逮庶尹、闺门之内，咸不自安[4](P960)清代康熙更明确规定不许风闻言事，一般官员不得随意上疏可以说禁风闻言事有一定益处，但也不应绝对化有些人特别是权臣在外胡作非为，并仗势毁灭证据，舆情已激愤，而群臣却不能向皇帝反映，这当然不是兼听的道理汉代盐铁会议上就曾对此展开过讨论，丞相们主张布衣、公卿皆可以“风议”，而士大夫们就认为议论无所依据，如膝痒而搔背；众议汹汹，只在嘴上下功夫，成不了事。

唐代武则天允许风闻言事，大开告密之门，首当其冲的是大臣们所以有些皇帝想广开言路，允许风闻言事，却首先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三、决策者对朝议的重视朝议是官员们对政治的议论和对民情的反映，因而是沟通皇帝与民情的中介最终的决策者皇帝或权臣对朝议也很重视，有些重大事情一般听取众议西汉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把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祠迁到长安，皇帝把此事交给众臣议定，最后丞相、御史大夫报告说：“今议者58人，其50人言当徙，8人以为不宜宜于长安定南北郊[5](P462)天子从之，采用多数人的意见宋仁宗皇祐年间，有人提议实行茶盐国家专卖皇帝就派户部使包拯去实地考察，又特地把提此建议的人招致朝堂，并与三司商议，直至大家都同意，皇帝才下令正式施行转载请注明网络来源:政治学论文网) TAG标签： 闻言事 议论 大臣 舆论 皇帝 封建 统治 集团 机制 重要在选官任人、罢免大臣上，皇帝有时也听从朝议对此人的评价来决定德宗想起用原宰相卢杞为饶州刺史，遭到众臣反对，德宗为卢杞辩护，执事中袁高说：“愿问外廷，并敕中人听于民若亿兆异臣之言，臣请前死[6](P4325)别的大臣也极力反对，皇帝只好不授卢杞是否善于倾听众议，成为当时君主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志。

因为最终的决策权在君主或其他专制者，他们可以决定朝议是否存在四、激烈的朝议朝议反映了舆论主体的政治立场，往往阵营对垒分明，易形成朋党，正如范仲淹所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各为一党，在主上鉴辨之耳[3](P245)大规模的有汉代的党锢之祸、唐代牛李朋党之争、宋代庆历党议、洛（程颐）蜀（苏轼）党议、元祐党议、明代东林党等等，至于各个朝代的小朋党更是不可胜数各党互相攻击、扯皮，致使皇帝也颇不耐烦，多次下诏禁止群臣结成朋党清康熙二十七年，康熙帝因明珠结党一事晓谕吏部，批评官员们结党排陷，“且凡会议之时，科尔坤、佛伦等务执己见，持论好胜，苟非怀挟私情，何以力排众议？朕亦曾面加戒谕，未见畏悔如此积弊，愈久愈深，物议沸腾，舆情激愤，以至言官列款参奏”[7](P232)，可见朋党的形成使朝议更激烈君统是为君之道，道统是治国之道，中国古代最理想的政治是君统与道统的一致，但是有道之君寥寥无几，无道之君却比比皆是君主为了私利、私欲，往往违背道统，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卫道士们与君主之间的矛盾激化，臣子们坚持道高于君的历史责任感，“从道不从君”，因而出现一些激烈的斗争场面，形成强烈的朝廷舆论。

明代的争国本、大礼仪、移宫案、红丸案、挺击案等都是很突出的政治舆论，其中大礼仪最典型明武宗死后无子，由其叔伯兄弟继位，即世宗按宗法制，世宗应称武宗的父皇（孝宗）为皇考，而称其亲父为皇伯但世宗及其母亲、少数献媚的大臣认为应称其亲父为皇考并在皇宫内另建一室祭祀，致使出现两个皇考，甚至有少数人请称孝宗为伯考多数大臣反对，坚持儒家正宗，不断有人因此入狱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王元正、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住群臣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2](P751)有200多人跪在左顺门，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世宗闻听此事，派司礼监再三劝退，但参加请愿的臣子越来越多，一直到中午，皇帝大怒，令司礼监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下来，并收为首的丰熙、张翀等8人入狱众臣哭声震阙廷，更加激怒世宗，逮捕134人，另有近百人待罪后来丰熙等8人被充军，其余四品以上者被夺取俸禄，五品以下者杖之，有的因此而被打死当社会矛盾尖锐时朝廷内部的斗争会更激烈，朝议也很活跃，如宋代在抗金战争中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主战派得到士人、民众的支持，形成强大的反对主和派的舆论绍兴八年金使节来宋，令宋高宗跪拜接旨，一时宋朝野舆论汹汹，认为是奇耻大辱。

张浚、王庶、韩世忠、岳飞等文武大臣坚请拒绝和议，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冒死上书《请斩秦桧书》，震动全国，人们争相传颂金人听说后，也派间谍潜入宋境，用重金购回手抄本，读后大加称赞而高宗和秦桧、王伦等投降派则惊恐万状，一再降诏为自己投降苟安辩解，但迫于公议也不敢杀胡铨，而是把他降调朝议的影响很大，大臣可以集会议论，言不尽意退有奏章（一般都不允许私下聚会），一般臣子通过上奏章参与讨论，很多官员因直谏而知名天下唐宋以后随着邸报、小报的出现，朝廷的一言一行很快就传递四方，形成全国性的舆论五、朝议的负效应朝议也不是一概正确，在奸臣当道或昏君无道时，多数臣子只苟且偷安，随声附和；朋党之间互相勾心斗角，根本不为国家大事着想，因此有时看起来朝议很活跃，争执不下，实际上多数人的意见未必就正确康玄宗时山东、河南发生蝗虫灾害，而百官和民众出于迷信思想，眼看着蝗虫吃庄稼而不敢捕杀，并磕头烧香宰相姚崇奏请下诏捕蝗，皇帝派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但议者喧哗，有些地方官拒不应命，连皇帝也疑惑不定，又去问姚崇，姚崇把他们驳斥一番，并直接发书责备抗命的官吏，于是大家才开始大规模捕蝗，保护了农业收成因此有些大臣面对多数人的错误舆论，就主张决策者果断作出决定。

唐刘稹在其父死后擅自割据一方，想承袭父亲当节度使朝廷不允皇帝让朝臣“议”可否派兵镇压，“始议用兵，中外交章固争”，都说不可，李德裕却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惟陛下圣策先定，不以小利钝为浮议所摇，则有功矣帝忿然说：“为我语于朝，有沮吾军议者，先诛之！”[6](P5338)群论遂息过于分散的舆论是一盘散沙，形不成决策，也耽误大事《宋史本末》的作者明代陈邦瞻评论宋代时政：金兵退，则朝廷上下相庆，以为无忧了而金兵又复来，直攻下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宋臣犹在议三镇弃守的利害所以金人曾经对宋使说：“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矣！”[3](P592)明代自嘉靖以后言路纵横，“言之者虽无罪，闻之者亦不以为戒言路之轻，亦无有甚于此时者每一番考选，必先寻一题目作一篇大文章，大抵就当局起见，或正盛时而大张其焰，或将得气而预扬其波……总之，占风望气四字，足以尽之”[8](P80)崇祯帝面对农民起义兵临城下，诏文武大臣询问对策，一派主张选派人员守城，但是却无粮草、兵士；一派主张南逃；一派主张死守社稷，最后终无良策，默然无语崇祯叹气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2](P1375)他的话不一定对，但至少说明了诸臣对明朝的灭亡也负有很大的责任。

朝议的效应如何，最终取决于政治风气的好坏，二者互相影响但是不管怎样，它的存在和统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的重视，对专制政体来说是协调剂，是专制制度下的民主，基本上起到了反映民情、言政议政的作用 【参考文献】[1]文天祥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