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传活跃度与北京居民认知：潜在关联实证研究.docx

谣传活跃度与北京居民认知潜在关联实证研究 2013年，随着网络谣言越来越受重视，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早在2011～2012年我们就开始着手做谣言知晓率的社会调查，以期获得影响谣言传播速度与广度的内容特征[1]2013年6～10月，为了从居民认知的角度进一步验证谣言内容与其活跃度内在关联，课题组在北京地区通过、电子邮箱、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随机发放了400份问卷，有效问卷321份，有效率约为80.3%，现将调查结果公布如下一 被调查者人口特征性别方面，被调查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女性为164人，占有效样本的51.2%；男性为156人，占有效样本的48.8%有1份有效问卷性别选项没有填写职业方面，被调查者中社会人员多于学生社会人员为232人，占总样本的72.3%；学生人数为89人，占总样本的27.7%在年龄方面，被调查者以青年为主18～39岁累计人数比例为93.1%，其中，18～29岁有175人，占有效样本的55.2%；30～39岁有120人，占有效样本的37.9%中老年样本中，40～49岁有15人，占有效样本的4.7%；50～59岁有5人，占有效样本的1.6%；60岁以上有2人，占有效样本的0.6%。

有4份有效问卷的年龄选项漏填在收入方面，被调查者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低收入有129人，占有效样本的41.3%；中下等收入样本有86人，占有效样本的27.6%；中等收入样本有81人，占有效样本的26%；中上等收入有11人，占有效样本的3.5%；高收入有5人，占有效样本的1.6%有9份有效问卷收入项漏填，收入项是以被调查者主观感觉为填写依据二 谣传内容特征的居民认知问卷请居民回忆一则最近听到或看到的谣传，即“尚未证实的报道、陈述、诠释、阐述或故事”，并对谣传的内容进行量化评价谣传内容特征的问题选项采用11个刻度（0～10），[2]“0”表示谣传中不存在此项内容特征，如谣传中没有情色内容；“10”表示谣传中某项内容特征的表现形式达到了极致，如谣传极其情色谣传类型的问题选项由“正面”“中性”“负面”三个选项组成在敏感性方面，被调查者所列谣传中包含负面恐惧内容的有219则/次，占68.2%；包含正面希望内容的有18则，占5.6%；包含中性内容的有74则，占23.1%；无法辨别类型的有10则，占3.1%这与以往研究中负面谣言数量最多，正面谣言数量最少的结果相似[3]谣传样本中包含仇富内容的有187则/次，占58.3%；包含仇官内容的有204则/次，占63.6%；涉及党政领导的有220则/次，占68.5%。

包含民族、宗教、外来人口等歧视性内容的有193则/次，占60.1%涉及突发公共事件的有226则/次，占70.4%有求证难度的有280则/次，占87.2%可见，当前谣传普遍包含敏感内容敏感性”源自于“敏感词”，是指“带有敏感政治倾向（或反执政党倾向）、暴力倾向、不健康色彩的词或不文明语”[4]当然，这一解释并不完全，现实中诸如民族仇恨、恐怖袭击、邪教妖言等影响社会稳定的词汇也会被列为敏感词如果一则谣传中带有敏感词，网络管理者将会及时检索该谣传，并对其进行审查和调控，甚至有时网络上根本就无法输入或显示敏感词，因此带有敏感词的谣传难以在网上传播敏感词正是谣传敏感性特征在网络上的技术表现与产物卡斯桑斯坦认为，“动荡的环境会加速谣言的滋生与传播[5]现实中人们将突发事件前后的一段时期称之为“敏感期”，因此将谣传相关事件的动荡程度纳入敏感特征来计量研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外，据法制网舆情中心统计：“2012年网络谣言事件中，超过一半的谣言与腐败话题相关，其中谣传官员非法敛财或冒充公职人员炫富的占20.7%[6]现实中人们对涉及高层官员腐败的谣传也定性为敏感类信息，因此将仇官仇富情节、高级别官员负面信息纳入谣传的敏感性特征进行考量，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简而言之，敏感性越高，代表谣传的相关突发事件越动荡、仇官仇富情节越强烈、涉及官员级别越高等，谣传也就越不容易传播表面上看，这一论断适用于以互联网为主要沟通渠道的人群或区域，现实中是否如此？喻国明认为，北京地区曾经发生的“抢盐事件”中谣传并不是主要依赖于网络这一渠道，而更多的是依赖于40岁以上家庭妇女的口口相传[7]因此，在一个以口口相传为主要沟通渠道的人群中，这一论断是否依然有效，需要进一步通过数据来验证在生动性方面，被调查者列举的谣传中附带图片的有181则/次，占56.4%；附带视频的有70则/次，占21.8%谣传中包含情色内容的有123则/次，占38.3%；包含暴力内容的有166则/次，占51.7%；包含恶心内容的有166则/次，占51.7%；包含搞笑内容的有151则/次，占47%；可见，当前相当一部分谣传充斥着情色、暴力、恶心与搞笑等情愫关于生动的谣传更可能被传播的论断，斯坦福与杜克大学的教授们曾做过三次实证研究第一次研究，由63个杜克大学本科生对112个网络城市传奇的情愫内容与传播意愿进行评级，结果发现：城市传奇导致的恶心、有趣、惊讶级别越高，人们对该传奇的传播意愿越高第二次研究，将12则传奇编辑成低度、中度、高度恶心三组范本，由42名杜克大学的本科生对三组范本的情愫内容和传播意愿进行评级，结果发现：人们更愿意传播高度恶心的谣传，同时谣传导致的兴趣、愉悦、鄙视级别越高，人们对该传奇的传播意愿也越高。

第三次研究，对76则传奇的7类恶心因子数量与登载网站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发现：谣传的恶心因子越多，传播意愿与登载网站数量越多，同时谣传越使人愉悦，人们越不愿意传播[8]那么在北京地区又有哪些生动性情愫可能会影响到谣传活跃度？近年来情色、暴力、搞笑、恶心等情愫充斥在各类谣传，是否它们也会显著影响谣传活跃度？在价值性方面，被调查者列举的谣传中包含利他内容的有201则/次，占62.6%；包含利己内容的有170则/次，占53%包含专业知识的有188则/次，占58.6%；包含指示和应对措施的有211则/次，占65.7%可见，价值性是现实谣传的一种重要内容特征关于价值高的谣传更容易传播的论断，迪方佐等人通过互联网就癌症谣言议题访谈了169名癌症论坛成员受访者认为癌症谣言对他们有所帮助，恐惧谣言数量多于希望谣言通过谣言进行感情控制的要多于行为控制谣言内容集中在癌症的致命性、原因、苦难谣言最初源于与家人和朋友面对面的交谈受访者与医疗人士谈论谣言是为了寻求真相，但与非医疗人士谈论谣言是出于利他、感情处理、关系提升等动机与不转播的人相比，传播的人认为谣言更重要、更令人焦虑，以及谣言对他们有所帮助，但他们对谣言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信任或不确定性。

大多数受访者相信谣言；信心源自于对家人和朋友的信任，以及信仰、观念和经验偏好[9]可见，利他、利己、专业、指示等价值因素与谣言活跃度存在着关联加之，有关转基因食品、辐射危害、垃圾焚烧污染的谣传曾在北京地区广为流传，为此，进一步通过北京数据验证谣传内容价值性与其活跃度之间的潜在关系显得必要在主体知名度方面，被调查者列举的谣传中包含知名来源主体的有233则/次，占72.6%；包含专业来源主体的有230则/次，占71.6%；包含知名人物或单位的有254则/次，占79.1%；包含知名反驳主体的有248则/次，占77.3%；包含专业反驳主体的有237则/次，占73.8%；可见，主体知名是谣传普遍包含的一种内容特征关于主体知名或专业的谣传更容易传播的论断，Jaeger等人曾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可靠的信源会导致高焦虑组与低焦虑组的传播过谣言的人数百分比差异缩小，而焦虑一直被认为是提高谣言活跃度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信源的不可靠将削弱焦虑与谣言传播之间的正向互动力[10]Schachter等人也通过实验发现：如果谣言中的主人公为人所熟知，那么谣言会被更多地传播[11]笔者也曾在高校学生调查中发现：辟谣主体越知名，谣言知晓率越高。

[12]Bordia等人做了一个有关机构改革谣言辟除主体适当性的实验结果显示组织最高职位出面辟谣的效果并不是最有效的；相反，与谣言传播范围相匹配的职位层次在减少焦虑与信谣度方面成效突出[13]可见，辟谣主体如果超过了匹配层级，那将出现辟谣知名度越高，谣言活跃度越高的现象；如果低于匹配层级，也会出现辟谣知名度越高，谣传越不活跃的现象这些论断是否适用于北京？有待数据的进一步证实此外，谣传主体的专业性是否与谣传活跃度存在着显著关联？也是一个问题在危害性方面，被调查者列举谣传中传播起来会有罪责感的有243则/次，占75.7%；包含民生内容的有222则/次，占69.2%可见，危害性这一内容特征普遍存在于现实谣传中关于危害性大的谣传不易传播的论断，奥尔波特等人曾指出：“如果人们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中……并且沉重的惩罚被强加到谣言传播行为之上，那么人们将更多或更少地限制自己[14]如果一则谣言会给传播者带来危害，那么传播者是否还会将这则谣言传播下去？从历史上来看，1768年发生的“叫魂”妖言事件曾经震动过大半个中国，清朝政府所采用措施就是高压打击政策，因此还产生了许多冤假错案[15]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毛人水怪”“割蛋”等谣言也给中国社会造成过恐慌，新中国当时也是通过高压打击政策来压制谣言传播。

[16]2012～2013年间，北京地区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依法打击网络谣言行动可见，自古以来执政者就认为增加传谣成本是抑制谣言的良方换句话说，谣言内容对传播者危害性越大，人们就会越不愿意传播该谣言然而，这一论断始终没有找到数据支持，对此一些研究者观察到前苏联越打击传谣，谣传越活跃的现象还有一些研究者提出“反弹理论”，即对某一谣传的传播行为越是压制，人们越是对该谣传好奇至极[17]对于这一争议，我们将进一步通过数据来验证孰是孰非三 北京谣传的活跃度“谣传活跃度”（Rumor Activity）一词曾经出现在美国学者迪方佐等人的一次谣传实证研究中，用于表示人们对某一谣传的“讨论热烈程度”与“传播频次”的主观印象[18]由于该词能够较好地涵盖人们对某一谣传的传播意愿与知晓率，为此，我们决定用“谣传活跃度”一词来总体表述被调查者对谣传的传播意愿与知晓率在谣传知晓率方面，被调查者所列举谣传既有鲜为人知的，也有人尽皆知的，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次研究收集的谣传样本更接近于现实情况，如图1所示反观以往研究，多是以知名谣传或人造谣传为研究对象，要么知晓率过高，要么知晓率过低，这些异常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到实证结果的科学性。

图1 谣言知晓程度频次分布在传播意愿方面，被调查者列举的321则/次谣传中，有245则/次被调查者表示愿意与其他人讨论，占76.3%；有73则/次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意与其他人讨论，占22.7%；有3人拒绝回答该项目，占0.9%可见，现实中超过3/4的人会传播谣传，而只有将近1/4的人不会传播谣传，如图2所示图2 谣言传播意愿分布四 实证结果实证研究运用了IBM SPSS 20.0、AMOS 17.0等统计工具，对可能影响谣传活跃度的人口统计特征、谣传内容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获得以下实证结果一）人口特征与谣传活跃度第一，女性所关注的谣传较为小众化男性被调查者传播谣传的意愿（M=4.08，SD=3.38）与女性被调查者（M=3.71，SD=3.31）的差异并不显著，t（315）=0.98，p=0.33女性（76.4%）愿意讨论谣传的人数比例与男性（77.6%）相差不大这一结果没有支持国外研究中男性传播谣传意愿低于或高于女性的论断，[19]但与台湾一次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20]男性被调查者（M=5.63，SD=2.8）所列举谣传的知晓率显著高于女性被调查者（M=4.61，SD=2.95），t（314）=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