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真实秀探讨途径及其启发.doc

国外真实秀探讨途径及其启发 国外真实秀探讨途径及其启发预读: 摘要: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内最风趣、公众反响最大的两档电视娱乐节目,当属沪宁两地的《中国达人秀》和《非诚勿扰》.两档节目皆为真实电视,且都获成功,它得益于栏目背后强大的团队努力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也得益于对欧美真实电视节目模式的熟练运用.其实,从早期的《今日我们相识》、《生存大挑战》到后来的《超级女声》、《赢在中国》,中国真实电视创作的起步与发展深受外部节目形态影响.真实节目从1980年代末开始走入欧美电视荧屏,当时不啻为一项重大电视革新,大家熟悉的《幸存者》、《阁楼故事》都是其中的代表.一、节目本体研究如何定义和理解真实电视类型呢？英国斯特林大学电影和媒介研究系主任理查德 科尔伯恩早在1994年就撰文考察了真实电视节目特性及其广受爱慕原因.科尔伯恩认为,影像与“真实世界”的直接联系,或者说有多少真实可以在影像中呈现,是人们长期所关注的.在时事新闻和纪录片生产中,电视也一直把“展现事物的本来面貌”作为指导原则之一,强调一种“真实感”塑造.随着对电视的日益了解,观众也逐渐意识到在荧屏上所看到的是一种建构的真实,特别在电脑技术时代,荧屏形象比以往更容易被合成与操控.科尔伯恩在界定真实电视节目时认为,这种节目形式有时用于生活观察类纪录电影生产,有时用于描述植根现实生活的小说戏剧,但它应该包括三个层面:借助影像设备,记录个人或团体生活事件；通过各种戏剧重建方式,模仿真实生活事件；通过合适的剪辑方式,把材料合并成一种动人的包裹式电视节目,以提升它们的真实力量.概言之,真实电视不是专门依赖真实脚本,而是现场交谈、真实材料、戏剧重建和观众各式参与的一种混合.不论何种形式,真实电视制作者的首要目标在于提高共享经验和生活现实的品质.由于人类自主性、想象和认同心理,观众在家里收看节目时,往往会觉得节目中呈现的那些事件也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许他们就是下一期节目中的明星主角.科尔伯恩写道,真实节目缘起美国,1987年,NBC是第一家和真实表演秀发生关联的公司,出品了《未解之迷》,各大电视网也都很快投入制作了急救、犯罪、警事服务类真实秀,如CBS的《急救911》和《真实生活英雄》、FOX的《警察们》和《美国最需要的》等.[1]伦理问题是真实节目本体研究中的一个经常性话题,与之相关的隐私、家庭生活、私人领域和公共景观话题被大多研究所关注.《拍摄人民:真实电视中的冒险者们》一书探析了真实电视类型以及新媒体的伦理问题.作者讨论了真实电视节目生产中的非公众性争议话题并提问了社会和参与者在节目中失掉了什么,他们思考了真实电视的未来和那些具有危害倾向、隐私和非人性而不适于广播的内容如何处理.[2]新千年电视节目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对信息和教育内容的强调转入对娱乐内容的强调,真实电视节目可以说是信息内容和娱乐内容的一个分野.2004年,针对真实电视的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炉.《真实电视:被观看的职业》一书认为,从立足客观的真相电视（factual TV）到真实秀电视,真实电视是电视变革时代的一种崭新样式,是“新千年最热门的节目趋向”.作者从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主题上探寻了媒介转型和节目生产意义,还考察了与真实电视相关的公众参与、互动性、纪录性、监视和私人生活、社会实验、干涉现实等问题.[3]《理解真实电视》一书涉及了真实电视发展阶段、欧洲各国针对真实电视的公共讨论、《老大哥》如何让普通人变成名人、社区意识形态控制、生活方式节目和社会阶级、婚姻和母权的理想化、同性恋呈现、好莱坞对真实电视的反应、《幸存者》迷研究等问题.书中指出,真实电视是一种综合节目,它与纪录片形式密切关联,研究者甚至预测,随着英国电视回归高质量的纪录片生产,生活方式节目和《老大哥》节目会逐渐消失,因为“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真实生活,而不是真实电视”[4].著作《<老大哥>国际化:模板、批评和公共性》直接触及了真实电视的国际化问题,这种“国际化”不仅包括具体内容,还包括对真实电视不同的分析方法和认知水平.著作从公共意识和特定公众态度、文本特征、多媒体相互作用三方面分析了《老大哥》的各种国际版本,进而讨论了真实电视与社会变迁、道德文化间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划分、公众对于表演真实性争议、观众意识在媒介文本生产、接受和协商中的作用、文化多元性和真实电视对于种族、后现代性、权力抗争的意义、本土化与多平台创新等问题.[5]二、真实电视、种族和女权主义女性参与者在欧美真实电视节目中是一直在场的.2006年,南加州大学两位研究者将“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和“整容真实造型秀”两种女性展演放置在生产它们的文化和政治情境下进行了一次比较,认为从美国小姐比赛到整容造型秀,不仅仅是一个节目变迁问题,也表明了对美国文化中整容手术文化实践日趋普遍的认可和人们通过形体改变而实现个人抱负和成就,“吸引我们的不是电视类型的转换,而是这种类型所产生的对妇女气质的重新界定.”[6]文章关注了妇女气质主导标准和主流女权运动之间动态关系.美国小姐选美节目将美国小姐和国族相连,一位“完美”的美国女性公民被定义为白种的、异性恋的或具备附属性气质的,选美竞争者身体是美国的象征,女性身体被规训和打造成一种自由主义象征,而赋予的这个标准是白人中产阶级标准.到了20世纪末,后女权运动成了美国主流,特别被青少年女性所推崇,这种消费性后女权运动是个体化的和基于个人选择或个体平等所建构的,而非历史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国族象征、社会变迁和解放.它也是《天鹅》和《改头换面》等真实造型秀的女性主义思想,其中,身体解放,整形愉悦和个体赋权功能,都成了女性身体重新客体化的正当性理由,女性通过改变自身形貌而实现一种成功与个人理想.同时,女性是独立和强大的,一直是女性主义建构目标,商业主义则策略性地将这种意义化作为最有效的市场策略.个人外科手术转变与后女权运动和现代商品文化是一致的,所有造型节目都是关于成为一个更好的“你”,真实电视精细地暗示,个体选择和快感是消费主义促使的,具体通过整容手术、新衣服、新房子、轿车而获得.于是,现代气候下媒介所呈现的妇女想象,成了富有侵略意义的市场策略一部分,而不是美国主流性别关系下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暗示.“真实造型电视秀统一化的妇女气质不是想在传统美国公民资格的完美性方面做出什么,而是想在消费文化领域营造的个体自我礼赞上做的更多,也就是‘消费者公民资格’.”[7]无论是整容术在媒介技术和消费文化情境下让普通人上升为文化英雄,还是真实电视如何建构某一群体想象,真实电视的种族呈现问题也经常被与女权主义一起被放大和探寻.《单身汉:伊斯兰闺房中的白色》考察了真实相亲秀《单身汉》中的种族和性别图景,特别注意到这些电视秀是如何借助拍摄和编辑给予了白色特别地位.在对比参与者情况时,《单身汉》有时候将种族和少数族裔当做奇特的他者,这也证明了当前人种和性别成见是如何被媒体强化的.[8]真实电视在一定程度上将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的那些性别、族裔、年龄等方面的弱势群体,纳入了公共视野,使得这些人群纷纷透过参与节目、口述日常等方式,以普通人的经验和观察走向了以前为名人们所占据的前台,契合了人们追求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想象.可见,真实节目的人类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一个研究热点,种族、阶级和性别三大文化研究核心话语都被用于真实电视分析.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戴维 莫利2009年专门撰文对英国真实电视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呈现问题进行了深度诠释.莫利称,如果说近年来英国电视上工人阶级变得愈加可见,这主要是因为不断增加的真实电视节目重点地报道了他们.接着,从社会决定论模式下的阶级分类、教育社会学和社区宣传中的语言、阶级和文化关系、马克思经典工人阶级理论三大理论语境出发,结合与自由经济发展所需的个人主义不无契合的真实电视具体叙事,莫利研究认为真实电视主要将工人阶级再现为“坏公民”、“不守规矩的穷人”和“粗俗的无产阶级”.莫利最后认为,如果持有一种批评视角和语境意识,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当前如何讨论电视进行历史性的阶级再现问题,而且还能够看到这些讨论是如何介入其中.[9]三、节目在地化、国族认同和电视模板单说2004年的真实节目《老大哥》,它的模板已经为30多个国家使用,真实电视俨然已是一种全球文化现象.在真实电视全球性生产和传播过程中,节目在地化一度乃至当前依然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真实电视节目从美国向英、法和德等欧洲国家蔓延过程中,西欧各国一开始对真实电视节目不无顾忌,一是担心威胁本国文化,二是担心会影响本国电视的公共服务传统.于是,欧洲在真实电视节目内容和形式上都着眼于本国文化优势和适应当地观众.例如,法国观众起初不习惯接受美国的快速运动、行为包装、犯罪侵扰类真实秀,节目生产由是转入关注爱情、性别、家庭关系等内容.法国真实电视是在1990年代早期由美国和意大利“真实秀”介绍而入的,刚开始主要讨论了节目生产中的法律、隐私等商业局限性问题,并对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的法国形象保持了密切关注.这些讨论和关注还被置于法国社会的现代化语境下考量,这一语境既包括文化呈现中的现代化意识,还包括新节目趋势又是如何破坏了法国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和愿望,比如民主、真实和个人权利.[10]十多年后,欧洲各国已经形成了风格独特的真实电视节目,自身也转为全球真实节目模板的输出主体.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曾对大众传播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有过阐释,国家认同可以借助话语实践而非单独的现实实践来实现.国家意识和民族身份在真实电视的传播舞台上同样得到再现、编写和共享,大众文化、国家认同和日常生活联系日趋紧密.以芬兰探险类真实秀《极端冒险》（Extreme Escapades）为例,有学者认为国家电视在国族认同建构中依旧扮演重要角色,真实电视是在“平凡的民族主义”语境下的一种流行文化生产.与西欧各国一样,芬兰也存在一种美国化恐惧,担心美国大众文化对芬兰文化和国家认同产生负面影响,于是在电视生产上十分谨慎,直到2001年才开始第一季《极端冒险》生产.节目参考的是美国《幸存者》制作模式,不过两者穿越的场景和播放范围不同,后者跨越大半个世界的孤岛和丛林,在全球播放,前者仅发生在芬兰北部某一区域,仅在国内播放.研究指出,《极端冒险》既参照全球电视文化模式,又生产和传达了芬兰意识,具体表现为:节目在宣传新选手时,使用的是民族主义修辞——“我们正在寻找庆祝他们祖先的真正芬兰人”；将新国家认同与诺基亚、电脑Linux操作系统相联系,因为芬兰是移动发达的国家,通讯事业全球出名,这个国家俨然是一个“诺基亚国家”,信息社会代表了芬兰的成就,从而从高科技层面形成民族凝聚力；还与芬兰森林景观、萨满教传说、驯鹿、篮球文化等独特民族符号紧密相连,实现民族认同塑造.研究者认为,电视模板继续会跨越国家边界,但国家的归属感需要坚持和保留.《极端冒险》中有意或者无意的国家认同塑造,也可以说是芬兰流行电视最好的市场化工具和生存策略之一.[11]除却节目模板输出的地方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分析外,对真实电视的政治经济学讨论则深化了节目全球化扩散分析.2009年,有学者以《乡村偶像》为例,分析了新媒介环境下真实电视和媒介结构、生产和产出的转变.文章认为真实电视现象不仅提升了商业电视的地位,而且逐渐在新媒介环境下重塑了自身的价值链,电视景观事件和直播内容也扩大了观众参与机会和制作机构收入.在过去二十年,少数跨媒介公司已经通过特许、合并和合伙方式控制了全球媒介市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控制节目模板的全球交易,而模板企业实际上是由真实电视激发而逐渐适应全球电视生产体系的.一般来说,节目模板是在新的国家时空语境下复制和再生产节目内容的工具,作为一种典型的电视模板,真实秀模板一般描述作为参与者的普通人、有效地结合了当地语言、文化和气质,而且真实电视还引入了爱情、家庭生活、职场生活、歌舞之类的普世话题,并且这些好像受到了节日竞技、各类仪式等公共文化传统类型的促进.目前,许多电视公司主要依赖全球模板代理公司,既发现其它各种节目创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