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的成本效益分析.doc

高校扩招的成本效益分析摘要：本文首先总结了高校扩招的概况，进而从动机入手，引出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产权及制度变迁等相关理论，结合高校扩招以来的实际问题对该政策所产生的成本效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以往类似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对高校扩招政策的成本着重于隐性方面，并且运用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使得成本效益分析显得有理有据进而提出了现阶段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标准并规划了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及建立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制的目标最后结合古今中外关于教育政策的一些思考，明晰了“因材施教”的理念相信这些思考能给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们一些帮助关键词：高等教育 扩招 交易成本 产权 制度变迁1999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其中指出“要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之后，相关部门决定将当年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在130万的基础上增至153万从此，中国启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车一、 高校扩招的概况自1999年高校实施扩招政策以来，短短几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规模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不管是在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还是专任教师数等各方面都增长迅速。

1998-2004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发展基本情况年份招生人数（万人）在校生人数（万人）专任教师数（万人）1998108.36340.8740.721999159.65413.4242.572000220.61556.0946.282001268.28719.0753.192002320.50903.3661.842003382.171108.5672.472004447.341333.5085.84☆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版中国大学生手册中数据整理而成①从上表中可以看出，2004年高校招生人数是扩招政策实施前1998年的4.13倍，在校生人数是1998年的3.91倍，专任教师数是1998年的2.11倍短短三四年间，中国适龄青年的毛入学率达到了约20%，在统计意义上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瞭望东方周刊，2007）这样的发展速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也属罕见然而，这样高速度大规模地发展高等教育，是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原则？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须先从高校扩招的动机谈起二、高校扩招的动机 政府的每一项政策都有其相应的价值选择，高校扩招政策的动机简单地说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从表面上看，扩大招生规模是为了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为更多的国民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这是教育领域的内部问题但其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和急剧膨胀的规模让人不得不探究其更深层次的本质性的动机，那就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亦即教育政策对经济领域的影响问题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洪水使我国正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受挫，城乡居民收入减少、物价指数全面持续下滑、投资总量下降、外贸出口大幅减少、通货紧缩日趋严重③（刘复兴，2003）为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此期间，一些经济学家分析论证了发展高等教育可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首先因为公众对高等教育需求旺盛，并且大多数省份的高等学校资源利用率低下以1997年为例，西藏、福建、青海、北京、内蒙古等地实际校均学生数不足理论校均学生数的50%，全国有26个省份的高校资源处于浪费状态④（陈中原，2004），扩大招生规模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其次，扩招不仅可以提高一些地区高等学校的资源利用率，而且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进而增加GDP从投资领域来看，通过扩招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是高校扩招政策的基本目标再次，扩招带来教育消费的剧增大学生的家长们不得不把大笔的收入用于支撑学分和生活费，而且随着学费的节节攀升又为收入增长有限的家长们增添了更重的负担。

另外，大学生的生活费支出与农民工的生活费支出相比显然更具有带动GDP高速增长的潜力最后，扩大招生可以暂时缓解就业压力，推迟就业高峰然而，在这样的动机下实施的政策不能不说有其不可忽视的弊端，其中一些目的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制约着该政策的有效性下面将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高校扩招的成本与效益三、理论分析：从交易成本到制度变迁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罗•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性质他认为任何交易都可以看成是交易双方所达成的一项契约，所谓交易成本可以看成是围绕交易契约所产生的成本根据科斯等人的观点，一类交易成本产生于签约时交易双方面临的偶然因素所带来的损失；另一类交易成本是签订契约、以及监督和执行契约所花费的成本⑤（高鸿业，2004）而企业之所以产生并达到一定规模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可以部分地替代市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企业就有存在的必要并有继续扩张的动力；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内部交易成本随规模扩大逐渐增加至与市场交易成本相等时，企业规模达到最大， 获得规模经济。

若继续扩张，则会导致内部交易成本大于市场交易成本，是谓规模不经济，这不是一个理性的企业会做的事在此之后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进一步分析了交易成本的问题并阐述了交易成本与产权的关系，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后来的斯蒂格勒把两者关系总结为著名的“科斯定理”所谓产权，按照阿尔钦的定义，“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通俗的讲，产权就是在有限条件下人们运作资源的权利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⑥（科斯，2004）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产权的产生也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能促进社会将资源配置给那些产值结果最大的人，而无效的产权制度安排会妨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权利的配置是通过法律上的明确界定或其他制度安排来达到的⑦（易容宪，1998）因而产权制度的安排、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及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世界里，便是影响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著名的“科斯第二定理”要表达的内容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影响人的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诸制度变量中，产权的功能虽然极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其中的一个。

除它以外的其他一些变量也会对上述方面产生影响，因而我们还需要研究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制度要理解制度的含义，我们就得去了解舒尔茨、诺思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舒尔茨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原载《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50期，1968年12月）中将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并将其分为四种类型：（1）用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如货币、期货市场）；（2）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计划；（3）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的联系的制度（如财产，包括移产法、资历和劳动者的其他权利）；（4）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飞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这种划分对我们下文所要分析的教育制度变迁提供了重要帮助>诺思更是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制度的作用，他说：制度是重要的⑧（盛洪，2005）的确，制度安排决定了经济效率，因而一个组织在一定时空内制度安排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其经济效率的高低，而在无穷多个可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我们只能选择一种最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的制度形式，并且随着环境因素的改变，制度安排也应随之改变，以保持甚至提高其原有的效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率这种制度安排的改变就是制度变迁。

所谓制度变迁，就是用一种制度安排去替代另一种制度安排当然制度安排可以向有效率、更适应经济发展的方向变迁，但也有可能与之背道而驰，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一个明智的决策者一定会比较各种可选制度安排形式的净现值，并从中选出一个最大净现值的安排形式另外，林毅夫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诱致性创新与强制性变迁》中对制度变形式的划分对我们下文的分析也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并指出，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国家也可能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不平衡维持一种无效的制度安排与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消除制度不均衡一样，都属于政策失败他还分析了政策失败的几种可能原因：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四、实践结果：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政策失败经济学要解决的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要无限性的矛盾，即如何对经济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的问题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作为稀缺资源，是一种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而生产这种商品的企业在中国可以近似的看成是由教育部领导下的全国各高校的联合体按照科斯对企业性质的分析，可以认为企业是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是用管理组织指导来替代市场机制的一个计划经济体。

它的出现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并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边际成本是递增的高校作为企业，也存在内部交易成本问题高校扩招无疑可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产出更多的产品，提高高校的资源利用率，从而降低总体交易成本当高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内部交易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相等，形成规模经济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一步，是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个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必定显现出强大的生产力，把经济发展再度推向高潮这是扩招政策第一个要实现的目标更深层次地讲，扩招的根本目标是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从1999年扩招政策推行之后的3年内，中国高校的规模翻了一番由教育规模的扩大而带动的教育及其他行业投资与消费的增长每年对GDP的增长贡献0.25个百分点（林清华，2005）这已经充分显示了扩招政策的力量以上两点可以看作是扩招带来的收益下面着重分析一下扩招的成本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下高等教育作为商品的属性问题高等教育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但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因而它被定性为准公共物品⑩（史万兵，2004）说它是公共物品，是因为相对于私人物品来说，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才能和学费来与接受高等教育相交换。

说它不是公共物品是因为任何人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才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而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应属于上文提到的舒尔茨所说的第四种制度，即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这个产权制度的安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的权利（教育法，2005）根据制度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有了这个产权制度的安排，高等教育便可在节约总体教育成本、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致使事实并不遂人所愿高等教育作为公共物品，本应体现其公共物品应有的非排他性，即公众享有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公平性，大众化更应该是促进其公平性的重要措施大众化更应该是促进其公平性的重要措施，但单从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政策来看，东部省份扩大招生的数量多，而西部省份扩大招生的数量少全国共扩招23万人，其中江苏省扩招25000人，山东省扩招30000人，两省瓜分了扩招24%的名额，其数量与西部五省份的总和还要大政策的倾斜导致法定的产权制度成了一纸空文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教育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接踵而至的便是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因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收入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的非公共物品属性也是加大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飞涨的学费为众多寒门学子设置了过高的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