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与“兼爱”：两种不同的和谐文化传统精品文档12页.docx

仁爱”与“兼爱”：两种不同的和谐文化传统在社会严重失范的先秦时代，墨家对社会现实给予了积极关注与思考，特别对“农与工肆之人”的生存与发展，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变革现实社会制度的政治理论和变革方略，拟定了以“兼爱”、“非攻”为宗旨的一整套社会和谐的思想主张与基本措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儒家“仁爱”是“尚礼”和谐，墨家“兼爱”是“尚义”和谐儒家的“仁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爱”、“非攻”主张，都是针对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失范而提出的救世理论原则与实现社会和谐的宗旨儒墨两家的创始人都生活在礼制崩塌、王权衰败、诸侯蜂争的社会大失范的时代，两家对失范的现实社会都给予了积极关注和思考，从而各自提出了救世宗旨与治世方略但是，二者在分析社会失范的原因，救世宗旨所规定的内涵、实质和社会要求，以及实施的基本方略等方面，都是不相同的首先，儒家与墨家关于当时发生社会失范、征战动乱的原因，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墨家认为，社会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根源是“以不相爱”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本是为政者所谋，奈今“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乃是天下大乱之原，社稷失范之根。

儒家则认为，当时社会失范、发生动乱的原因，在于“周礼”被丢失了，“亲亲”的礼治被遗弃，就必须导致社会失范、兄弟相争和诸侯争霸的局势因此，要拯救这种混乱局势，必须按照以“仁爱”为宗旨的和谐思想，恢复“亲亲”政体的礼治秩序，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由此表明，儒家救世宗旨的“仁爱”，其准则和根本要求，就是恢复周礼，按照“礼”的原则治理国家、规范社会的各种关系，即实施“仁爱”精神的贵族政治制度或者说，恢复符合周礼的政治制度，以“礼”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和要求儒家倡导的“和为贵”就是以“礼”导出，并引申到以礼来规范社会、家庭等各个层面的关系《论语?述而》篇中的有关记载就是很好的说明述而”篇对孔子思想的记述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为美和”、“合”、“中”、“中庸”均为儒家所倡导的理念和行动规范，都是取意于像“诗”与“乐”那样的配合成全在社会、国家、家庭、人与人等诸层面的相互关系中，应该是共生共荣，彼此要融合为一的美满关系，而不是相互妒忌，彼此争斗事实上，在中华文化传统中，以“礼”为准则的“和为贵”思想浸透于各种关系中，并流传至今例如用于治世、处世的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所谓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

因此，做人要以“温柔敦厚”为准则，治理国家的目标，要实现“中和”的要求，循天之大道，就是能以中和理天下，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也在《论语?八佾》中，以礼为准则的“中和”精神涵盖了君臣交往、人际交往、人生修养，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应“和为贵”由此可见，儒家的和谐思想是缺少平等正义思想价值的“尚礼和谐”，它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中影响至深但是，由于其“仁爱”思想受“周礼”所制约，追求以“礼”为准则的“中和”精神，片面强调“和为贵”等缺陷，在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环境中，原则屈从于权势，加之后期儒家在游说和践行过程中有所扭曲，而造成其负面效应：即缺乏竞争意识，抑制个性凸现，乃至产生无原则、无朝气的平和、沉寂气氛等弊病而墨家则不然，墨家的和谐思想是崇尚“义”的，不是无原则的和谐，而是以“义”为准则的和谐，以“义”激发个性的展现，实现个性自由与平等在墨家学说中，“义”和“兼爱”、“相利”是同样重要的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明确指出，“兼爱”，“兼以易别”，“爱无差等”在《墨子?大取》篇中写道：“厚不外己，爱无厚薄主张“使天下兼相，爱人若爱其身在《经说下》中还说：“仁，爱也义，利也这就是说“兼爱”和“义”是相通的。

义”也是贯穿《墨子》全书的一条主线在墨子看来，“兼爱”是天之所志，“义”则是天之所欲义”是为实现“爱利百姓”的天志服务的故强调：“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这里表明，“义”对人和社会的生命财富、国家社会的安危与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贵义》篇的第一句话就强调指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倡导的“义”之内涵丰富，它涵盖了社会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各种相互关系但概括起来看，主要是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要求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要按照“义”去处事，实现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即“义行”；另一方面，要求为政者按照“义”的理念治理国家，以“义”管理社稷、规范社会秩序，即“义政”就“义行”来说，墨家认为按照“义”的原则，不仅可以实行节葬，而且可以很好地尽到孝道，尽孝与节葬不相矛盾所谓“仁也义也，孝子之事”，“若人厚葬久丧”，“则非仁也，非义也，非孝子之事也这就是墨子倡导的“义行”的内容之一；为政者“爱民”、“利民”，则为“义政”的表现在墨子看来，为政者实施“义政”是顺天志所为子墨子曰：“义者善政也，何以知义之为善政也。

日，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由此可见，墨家和谐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尚义”墨子要求“义行”并不是无原则、无准绳的一团和气，而是在“义行”时要明法度，为政者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方可实现“义政”，所以，《法仪》中强调：“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墨家的这种“义行”、“义政”的和谐思想与主张，既强调了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又为发展个人权利提供了激励动力和开扩的空间这种“尚义”和谐，就含有平等正义思想价值这比起儒家“中庸之道”要全面深刻，也不会在其后人传播和践行中发生扭曲，因为墨家强调了“义”和“法”的紧密结合而儒家的“中庸”、“中和”没有法仪之规范，片面强调“和为贵”，加之后人在游说和践行中的扭曲，“中庸之道”的负面效应就不可避免了二、构成墨家“尚义”和谐思想的主要方面墨家的“尚义”和谐思想比儒家的“尚礼”和谐思想要全面得多这从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十大主张中，就足以说明这十大主张既是墨子试图消除当时的战争、饥荒、专制、强执弱、富辱贫等不平等现象的原则、方略和举措，也是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基本条件。

第一，从《墨子》一书看来，墨家主张建立稳定有序的“尚义”和谐社会之首要条件，就是为政者必须牢固树立爱利百姓的“兼爱”理念，并付诸实施在墨家看来，社会动乱失范与稳定有序的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为政者是否尊奉“兼爱”理念和实践“兼爱”之宗旨子墨子曰：“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子墨子日，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他尖锐指出：“以不相爱生邪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限，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因此，他明确指出，要“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按照“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去做，就可以使“诸侯相爱，则不野战”，继而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相爱之，结果是全社会和谐局面的出现，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第二，建立没有“野战”、没有相篡、相贼的和谐世界，为政者还必须奉行举贤良的“尚贤”宗旨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为何说尚贤是为政之本呢?他又说：“自贵且智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因此，为开创公平竞争的尚贤使能的局面，实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理念，真正做到“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的用人原则在墨家看来，贤能者都是奉“义”举“义”之人，都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人，不具备这些品格的“贤能”之人，是不能人贤良之列的故《墨子》中专有“尚贤”三篇来阐明这些贤能之人，既是创造和谐社稷的栋梁，又是“国家之珍”的道理但是，这些“贤能”之人要做到“义行”的要求，必须遵照“尚同”的原则，即在各级职能部门的“贤能”之人，必须把思想统一于上级要求的方针策略，而最高的方略原则就是“天志”，即“爱利百姓”墨家的“天志”不同于儒家的“天命”，其思想实质，是指社会下层劳动者的权益和意志的反映和外化，没有儒家“天命”中的神秘成分因此说，“天志”的根本含义就是“爱利百姓”，不是像某些学者所理解的“天志”即“天子”的思想。

由此可见，“尚贤”以“尚同”为前提，就可以使各级职能部门的贤能之人为事，就有了“爱利百姓”的正确导向否则，“尚同”就会演变为当政者随心所欲、独断专行的思想专制的举措因此，学界中有学人把墨家的“尚同”理解为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妥的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有些简单化了，没有把“尚同”放在墨家整个思想中作理解尚同”之“同”就是要求“同”于“天志”，“同”于“爱利百姓”，不是同于任何之同尚同”之“同”有其特定的含义，是一种思想原则，并以这一思想原则所限定、所规范，既不是独断专制的思想要求，也不是为政者随心所欲的思想垄断，而是反映社会劳动者根本利益的思想原则，即“天志”尚同”就是以“天志”为准则来统一社会的思想和舆论，“天志”是社会思想意识的导向，其核心含义就是“爱利百姓”所谓“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之所以如此要求，就在于其中是以“天志”为导向，而不会发生思想专制因此，“尚贤”与“尚同”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对“尚同”不要孤立地阐释，要结合“天志”和“尚贤”去理解“尚同”的思想内涵：即爱利百姓的“天志”，不是同于任何某一级的为政者的思想同时，我们还要表明的是，有学者以儒家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批评墨家的“尚同”思想，说“和”胜于“同”，并说这是“墨衰儒盛的内在原因”。

这是难以令人苟同的首先墨家的“尚同”与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指向是不同的尚同”是墨家实现其治理国家政治革新的思想原则；“和而不同”是儒家处理学派或个人的思想分歧的思想理论原则其次，“尚同”内涵的本质是“天志”，即爱利百姓和而不同”的同是指学派或个人之具体观点或见解因此，不能依据字面都是“同”而抹杀二者的不同内涵第三，建立社会稳定、社会矛盾与纷争得以化解的和谐社会，还必须实行强本非攻的方略，以巩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外部环境墨家把“节用”与“强本”结合起来，强调重视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国家、社稷发展的基础，在发展经济中又强调农业生产的优先地位在《墨子?七患》篇中记载：“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家认为，农业生产收成的丰与歉，是关系到整个社稷的安危和国家兴衰的重要基础如果农业生产搞不好，发生岁馑，国家则处于凶饥状态，结果就造成为政者都要削减俸禄，大夫撤去悬挂的乐器而不得悦，学者不得入学从事生产者少，消费者多，仓粮不足，就会发生饥荒，社会就难以稳定，就谈不上和谐，因为已穷到了极点，所谓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彻骖？w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同时，墨家还强调人人都要“强力从事”，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劳动创造财富的高尚风气，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巩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非攻”是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