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doc

1第五讲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概述亚理士多德于公元前 384 年生在马其顿的斯塔革拉城公元前 367 年，他赴雅典，在柏拉图门下求学，后来兼任讲学任务这时期他写的有关文艺理论的著述，有《诗人篇》和《修辞学篇》两篇对话，均已失传公元前 347 年，柏拉图死后，亚理士多德离开雅典公元前 342 年，他接受马其顿王胖力的邀请，做亚历山大的师傅公元前 335 年，他重赴雅典，在城的东南郊租了房子，办起了学校，取名鲁开昂（或译作吕刻翁） 在校园的建筑物中，有一处带遮盖的庭院或走廊，据说亚氏讲学时喜欢在里面来回踱步，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 “逍遥学派” （或“庭廊学派” ）以后成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同义语 《诗学》（以及《修辞学》 ）大概是这时期写成的亚里士多德在鲁开昂讲学和从事著述凡十三年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23 年去世后，希腊各地反马其顿的情势日趋明显以他的家族背景以及和亚历山大的私交，亚氏在当时自然难免受到某些雅典人的怀疑和猜忌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亚里士多德为了不让雅典人第二次对哲学犯罪决定离开稚典，去他母亲的老家，即欧波亚岛的卡尔基斯一年后，即公元前 322 年，亚里士多德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亚理斯多德根据人类活动的区别，把科学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理论或思辨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等；第二类为实践科学，包括政治学、伦理学等；第三类为制作科学，包括诗学和修辞学 《诗学》意即“论诗的学术”，译为《论诗术》更为精确亚氏的论述分两类，一类面向广大的读者和听众，因而是“公开的”或对外的；另一类则专供小范围内使用，其听众和读者主要是亚氏的学生，因而是“不公开的”或对内的前一类论著一般用对话体写成(但不像柏拉图“对话”那样具戏剧性) ，结构严谨，文句经过推敲润色，具较高的文学价值，颇受西塞罗的推崇第二类论著一般用论述文形式写成，内容相对艰深，用词比较简炼，文句较少润色，某些篇章的结构亦比较松散 《诗学》可能是一篇对内的或者说未经正式发表的著作《诗学》现存二十六章，主要了诗的摹仿性质，悲剧的定义和结构、悲剧2与史诗及历史的区分等问题，其中最核心的论题是悲剧亚氏在《诗学》里试图解决“哲学与诗的争论” 亚氏就柏拉图对“摹仿性的诗”的批判，提出了异议他通过强调诗源自人的模仿本能，诗和历史的比较（诗具有逻各斯）为诗的真实性和价值作了有力辩护我们大致可以把《诗学》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论，包括第一到五章。

亚氏先分析各种艺术所摹仿的对象(在行动中的人)、摹仿所采用的媒介和方式；由于对象不同(好人或坏人)，媒介不同(颜色、声音、节奏、语言或音调)，方一式不同(叙述方式或表演方式)，各种艺术之间就有了差别亚理斯多德进而指出诗的起源他随即追溯悲剧与喜剧的历史发展第二部分包括第六到二十二章这部分讨论悲剧，亚理斯多德先给悲剧下个定义，然后分析它的成分，特别讨论情节和“性格” ，最后讨论悲剧的写作，特别讨论词汇和风格第三部分包括第二十三到二十四章这部分讨论史诗第四部分，即第二十五章，讨论批评家对诗人的指责，并提出反驳这些指责的原则与方法第五部分，即第二十六章，比较史诗与悲剧的高低，结论是：悲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艺术的效果，达到摹仿的目的，因此比史诗高《诗学》不是一篇完整的、经过作者认真整理润色的、面向公众的著作成文以后，又历经波折，包括被搁置地穴多年，原稿中平添了一些损蚀和模糊不清之处此外，历代（尤其是早期的）传抄者和校订者的增删和改动，有的或许符合作者的原意，有的则可能纯属杜撰，故此反而加大了理解的难度从“技术”的角度来衡量， 《诗学》不是白璧无瑕的 《诗学》中的术语有的模棱两可，个别概念缺少必要的界定。

文字的布局有些凌乱，某些部分的衔接显得比较突兀从十五世纪末起， 《诗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各种校订本、译文和评注纷至沓来，一时间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以上内容参照了现有中译本的“导言” ，并作了订正 ）3二、 《诗学》论析（一）诗的创作来自于人的摹仿本能艺术的分类以及诗的分类（音乐、绘画、雕塑、悲剧、喜剧、酒神颂、讽刺诗、史诗）标准依据模仿的媒介（声音、颜色或语言） 、模仿所取用用的对象（神、好人、坏人等）和方式的不同（歌唱、叙述或扮演，韵文还是散文）而定要点：亚氏将诗的根基放在人的摹仿本能上，强调了摹仿性的诗是不能任意取缔的也正是因为诗源自模仿性的本能，我们要善于利用诗来加以政治伦理教化故而亚氏强调模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 且看亚氏的这段话：“作为动物而论，人类为什么比蜂类或其它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更高的政治组织，原因也是明显的照我们的理论，自然不造无用的事物；而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白悲欢，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

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 ”在《诗学》第四章中，亚氏把诗的起源归结为人的两个天性：“首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攀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子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 ”两相结合（语言能力与模仿本能） ，诗的产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正因为亚氏把诗的产生归结为人超出动物的语言能力以及人的模仿本能之上，“模仿性的诗”就无法像柏拉图所设想的那样能够从城邦中清除出去了如果清除“模仿性的诗”不是一种可行的举措，那么，为什么不转而对其改造而加以政治利用呢？说到底，在亚氏那里，诗不过是对语言的理性运用亚氏向他的门徒讲授诗的制作，无非是告诉他们如何将逻各斯灌注到人们的语言模仿行为之中好的诗人要学会利用人们的摹仿天性，从而让语言逻各斯进入到他们的灵魂如果没有合格的诗人来承担这项工作，人们就会滥用其语言能力和模仿本能，由此堕落到“禽兽不如”的地步：“悖德（不义）而又武装起来，势必引致世间4莫大的祸害；人类恰正生而具备[他所特有的]武装[例如言语机能]，这些装备本来应由人类的智虑和善德加以运用，可是，这也末尝不可被运用来逞其狂妄或济其罪恶。

于是失德的人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下流而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 ”悲剧摹仿的对象是“好人” ，而喜剧摹仿的对象是较差的人模仿好人的悲剧当然比喜剧有价值悲剧起源于酒神节仪式，本义为“山羊歌” （或羊人剧、马人剧等） ， 解释不一而足，如因为（1）比赛的奖品是山羊， （2）演出时歌队围绕着作为祭品的山羊， （3）歌队由扮作山羊的萨图罗斯组成（在阿提开地区，马尾和马耳似是歌队成员常用的系戴物） 第五章谈到了史诗与悲剧的几点不同二）悲剧的定义及解读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第六章）重点是：（1）模仿行动中的人，情节为第一要素：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而非当今很流行的一种看法即对“人物性格”加以模仿人在行动中时时面临着“选择”的问题，所以亚氏强调悲剧对人物行动的模仿，就是要强调悲剧的本质在于展示“选择”的那一关键时刻 “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之中；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而不是品质；人的性格决定他们的品质，但他们的幸福与否却取决于自己的行动。

]所以，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为了行动才需要性格的配合由此可见，事件，即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此外，没有行动即没有悲剧，但没有性格，悲剧却可能依然成立 ”亚氏上面给出的解释显然是出自他的伦理学主张人的美德体现于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体现于他在行动中的“选择” ，性格不过是行动的副产品而已，那么所谓的“自我”又何尝不是行动的副产品呢？亚氏关于行动与性格之关系5的论述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情节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由一个完整的行动，也即一个关键时刻的“选择”构成的 “合乎德性的行为并不因它们具有某种性质就是，譬如说，公正的或节制的除了具有某种性质，一个人还必须是出于某种状态的首先，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其次，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是因那行为自身故而选择它的第三，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的……因此，虽然与公正的或节制的人的同样的行为被称为公正的和节制的，一个人被称为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却不是仅仅因为做了这样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像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那样地做了这样的行为 ”《诗学》中所谓的“发现”和“突转”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对“选择”这一关键时刻的照亮而已，也正是关键时刻的“选择”区分了“结”和“解”之间的边界。

情节应该是单线结构，不能用复杂的情节来分散悲剧的效果2）悲剧发生的原因（过失）与效果（怜悯与恐惧） 尽管这些被展示出来的道德实践活动不是十分明智，因为道德实践者是人而不是神，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 “就是由于道德德性是这样的适度，做好人不是轻松的事因为，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中点是困难的 ”悲剧通过展示一个不够十分明智的却是向善的道德实践活动去教导民众以“明智” ，通过其引发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来驯化民众的自然情感亚氏刻意强调了悲剧性的冲突应该设置在近亲之间，目的为何？这是因为情节的“编织”越是能够激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就越是能更好地完成其伦理的、政治的使命如何能够让悲剧引发观众最为深切的怜悯与恐惧呢？《诗学》第十三章阐明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关节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详尽的阐明：“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因为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经由这三种否定之后，亚氏限定了悲剧之怜悯与恐惧效应的制造方式：悲剧的主角应该既非完人，更非坏人，而是一个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但又不够明智（所以会犯过失）的人。

悲剧应该表现主角6从顺境转入逆境， “其原因不在于人物为非作恶，而在于他犯了大错误，这人物应具有上述品质，甚至宁可更好，不要更坏 ”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对何谓“犯错误” （过失）作了详尽的分析此处再将亚氏的相关论述简要引证如下：“违反意愿的行为并不产生于对普遍的东西的无知(这种无知受到人们谴责)，而是产生于对个别的东西，即对行为的环境和对象的无知原谅和怜悯是对于对这些个别事物的无知的……不过，要说一个行为处于这种无知状态而违反当事者的意愿，它还必须是痛苦并引起了他的悔恨的……把出于怒气和欲望的行为称为违反意愿的行为似乎不妥 ”亚里士多德用“过失”来解释悲剧的原因，并在《诗学》各处或隐或显地对此加以强调，目的无非是用其来消解以“命运”或“运气”来制造（或解释）悲剧的做法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诸多论述可以说明这一点幸福和不幸并不依赖于运气，尽管我们说过生活也需要运气造成幸福的是合德性的活动，相反的活动则造成相反的结果 ” “如果幸福通过努力获得比通过运气获得更好，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就是获得它的方式因为在自然中，事物总是被安排得最好在艺术以及所有因果联系，尤其是在最好的因果联系中，也都是如此。

如果所有事物中最大、最高贵的事物竟听命于运气，那就同事物的秩序相反了 ”“对于人间的事务，我们也不是全都加以考虑……因为，这些事情不是们能力以内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唯一还没有讨论过的东西因为被看作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