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pdf

1 第十八章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一、经世意识在顺康至道咸间的起伏跌宕“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名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1当然，经世意识的强弱显隐程度，在不同学派间又有差异中国学术很早便有“内圣”与“外王”两条发展路径强调内圣之学的派别(如先秦的思孟学派，宋明的理学)虽未放弃经邦治国的目标，但经世意识愈益为个体修养及宇宙本体研究所掩没； 而强调外王之学的派别(如先秦的苟况， 南末的事功派 )则以“隆礼” 为职志， 致力于“修实政”、 “施实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同时，经世意识的强弱显隐程度还直接受到历史条件的左右一般而言，社会生活平稳，封建文化专制强有力，经世观念往往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到了社会危机四伏的关口，国家民族面对纷至沓来的内部的或外部的挑战，文化专制有所松动，士人的忧患意识便会大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的冲撞、磨砺下，沿着经世方向发展经世意识的这种显隐变幻，在有清一朝表现得尤其典型清初，历经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的洗礼，深受朝代更迭、社会变乱震撼的士子精英，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朱舜水等人，发扬明末东林、复社遗风，以匡济天下自命，痛诋王学末流的空论误国，力主黜浮崇实，留心经世之术。

顺康间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声称，他著《读史方舆纪要》为的是“世乱则由此而佐折衡，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2清初经世学者大都有类似的著述目的通经致用” 、 “明道救世”成为充溢着阳刚之风的清初学术的灵魂如果说清初的学术主潮是“经世致用”，那么，处于承平之世而又文网严密的乾嘉时期(公元 1736—1820 年)，其学术主潮却折入追究名物训诂之精微的考据一途，经世意识大为淡化乾隆间虽然也有戴震、章学诚等经世意识强烈的学者，但他们的经世思想在当时受到冷落而大多数学者穷毕生精力，“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3，专注于辑佚、辨伪， “镇日书帷校勘劳”4钱大昕说：“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非正5表现了乾嘉学者对“通经致用”原则的保留态度乾嘉间士人可以而且只允许静下心来从事细致耙搜古籍的工作，连深得乾隆信任的纪晓岚斗胆向皇帝提出经邦济国的建策时，也被乾隆呵斥为“多事”在那位陶醉于“十全武功”的君王看来，文人的职责不过是制造精密的学术成果，去为“太平盛世”作点缀，至于军国大事，则无庸他们过问道光、咸丰间 (公元 1821—1861 年)的情形，则大异于乾嘉社会危机在道光以降，象火山喷发般展现出来。

土地兼并的加剧，统治阶级的侈糜，吏治的败坏日甚一日，共同激化着阶级矛盾，催迫着清王朝向“乱世”滑落而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挟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大举入侵，更造成一种旷古未见的“变局”这种空前的社会变动，使一部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子惊觉起来，他们纷纷从古籍考证和玄学思辨中抬起头来，把眼光转向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转向中国人十分陌生的、色彩斑驳的外部世界由“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是乾嘉到道咸的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一生历经乾、嘉、道、咸四朝的包世臣 (公元 1775—1855 年)在《安吴四种总目叙》中，概述了他由词章之学走向经世之学的过程，颇有代表性：他幼时受父教， “为八比六韵” ，喜好“诵选诗” 、 “诵选赋”；青年以后，因时世的刺激，“慨然有志于权家，求其书于市，并得法家言，私兼治之”，进而精研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学，成为一代著名的经世学者与包世臣相同时的龚自珍(公元 1792—1841 年)幼时受教于外祖父段玉裁，在音韵、考证方面颇有造诣，后在时势的驱动下，走向经世之学； 魏源 (公元 1794—1857 年)青年时从宋学家姚学塽学，对宋儒义理下过工夫，又向一些朴学家学习过考据方法，后来也在时势的驱动下走向经世之学。

王国维说：“龚魏二氏实上承乾嘉专门之学，而有清初诸老经世之志”6，这是对道光前后经世派学术特色的准确概括对于道咸间学风之变的社会背景，那一时代成就最大的经世学者魏源论述得特别具体真切他在《圣武记叙》中，开宗明义地直陈社会剧变给一个敏感士子造成的心灵震撼，十分典型地勾勒了嘉道以降经世实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距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1黄宗羲：《今水经序》 2《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三》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 4赵翼： 《瓯北集》卷23， 《晚步村落》 5《二十二史札记序》 6《沈曾植七十寿庆序》 ， 《观堂遗墨》卷下2 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 京师， 掌故海也 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于是我生以后数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讫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涸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晚侨江淮，海警焱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专涉兵事及尝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魏源在追溯《圣武记》的写作缘起时，明确指出，他是因时势的刺激，“忾然触其中之所积” ，方“排比经纬，驰骋往复” ，拿起著述之笔的。

白莲教起事遍及大江南北、天理教徒攻入京师紫禁城、西北边疆战争频仍，加之西方殖民者入侵造成“海警焱忽，军问沓至”，可以说“东西南北中”无一安宁地在这种情形下，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士子自然大不满意于“皓首穷一经”的考据学，认为它”考证于不必考之地”，导致“学术衰而人才坏”7，愤然斥责其为“书蠹” ，揭露它的危害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8他们举起“经世致用”这面古老而又仍然富于生命力的旗帜，便势在必然了清代学风由乾嘉的客观主义、古典主义转向道咸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还与三个具体因素直接相关第一，由于清王朝盛极而衰，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已大为松弛许多在乾隆间绝对不能论及的敏感问题，尤其是当代问题，已经允许(或是默许 )讨论这样，士人“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9方有可能，《皇朝经世文编》之类“不泥古而切于时务”的著作才会竞相涌现考据学风靡乾嘉，是社会相对安定而清廷在康雍乾三朝厉行文字狱的产物；经世实学在道咸间勃兴，则是社会大动荡而统治者对观念世界的控驭力降低的结果第二，与清代中叶以降士人生产过剩的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士人的数量不断地增长，各级官职数却大体保持常量，而封建性的自然经济又没有可能把士子吸引到科学文化事业，于是，读书人便拥挤在狭窄的“仕途”上，而日趋腐朽的取士制度和官僚制度，使许多具备匡济之才的士子或“遏之于登进之前”，或“排斥于致仕之后” 。

如嘉道间的饱学之士包世臣“十余试，讫无一遇”10，一生以布衣自处， “食贫居贱” ；有些经世学者虽然取得功名，但也无法在科举的高级层次获得成功，如“龚自珍中礼部试，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11，魏源等人情形类似这种“旷才在野，可为寒心”12的境遇，加剧了那些怀抱“治世”、 “更法”愿望的士子对科举制度的愤懑和鄙视，他们谴责科举制度“驱天下尽纳于利禄之途”13，甚至公然指斥道光帝的宠儿——翰林，声言“翰林之无用，同于他途，而不得力甚于他途者，以其不明理，不识世务14与“翰苑清才”的“不识世务”相背反，这批士人摆脱八股制义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封建士子学用脱节的通病，毅然走向实政、 实用、 实行之学，精研边防、漕运、海运、盐法、钱币、兵饷、刑名等实际学问，“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衰，风尚之淳漓， 补救弥缝为术具设 ”15这批经世学者与经世官员(如阮元、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黄爵滋等)相互结合，彼此推引，共同鼓动着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勃兴和长足发展第三， 就学术流变的内部因素而言，极一时之盛的汉学(考据学 )因专事训诂章句、搜罗遗逸而暴露出自身弱点，乾隆间已有人批评其“擘绩补苴，不足与言学”，嘉道间更遇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

以义理之学自命的宋学指谪汉学驳杂细杂” ， “破坏大道” ，无力挽救清王朝的颓势站在宋学立场上批驳汉学最力的，是著《汉学商兑》的方东树 (公元 1772—1851 年)他斥责背弃朱学的汉学有六大弊病，认为汉学家们 “毕世治经无一言及于道，无一念及于用” ，16汉学是 “几千年来未有之异端邪说”此后， 宋学家唐鉴、 倭仁 (公元 1804—1871 年)更大力提倡义理之学，企图通过纲常名教的阐扬，达到挽救封建衰世的目的而从唐鉴、倭仁学的曾国藩(公元 1811—1872 年 )，比一般宋学家更明白地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他在强调“义理”的同时，又肯定了“经济”的重要性，并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学并举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学并举的观点，17创立了“合汉宋，兼虚实”的“礼学”这是由宋学走向经世实学的路径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在咸丰、同治、光绪几朝发展的经世实学，大体沿袭着这条路径另一方面，嘉道间猛烈抨击汉学的更有复兴的今文经学派，其健者为庄存与的两位外孙刘逢禄(公元 1776—1829年)和宋翔凤 (公元 1776—1860 年)，而刘逢禄的弟子龚自珍、魏源发展了刘、宋“引经致用”的活泼学风，既鄙弃一味训诂古籍的汉学，也藐视空论心性的宋学，他们对当时盛行学界的这两大派别全都采取批判态度，所谓“恶夫7沈垚： 《与孙愈愚》， 《落帆楼文集》卷八。

8魏源： 《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 《魏源集》上册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0姚柬之：《书安吴四种后》 11《干禄新书自叙》 ， 《定庵续集》卷三12包世臣：《说储上篇序目》 13陈寿祺：《科举论》， 《左海文集》卷三14汪土铎：《汪海翁乙丙日记三》 15范麟： 《读安吴四种书后》 16《汉学商兑重序》 3 饾饤为汉，空腐为宋”18，而以“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为宗旨，在今文经学的大纛下，开学人议政之风，倡变法之议，引导一代学子走向经世实学应当指出的是，由宋学走向经世之学的曾、左、李、张等人在咸丰、同治、光绪间掌握了国家相当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从理学中获得的保守性格和反人民的思想，以及从经世之学中获得的务实精神和开明意识都对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重大影响，而这后一侧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龚、魏(尤其是魏源 )曾国藩在北京当翰林时，便反复研读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和魏源撰写的《圣武记》，并声称，“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 ”19左宗棠与李鸿章都十分推崇龚自珍关于在新疆置省的建议，左氏还是《海国图志》的热心读者，并深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然，认为“自强之道，此其一端”20。

然而，曾、左、李等人只是接过了龚、魏经世思想中实政、实学以致富强的一面，却与龚、魏抨击封建专制的社会批判精神格格不入发展龚、魏经世思想中“变法” 、 “更法”这一侧面的，是康有为等近代新学家近人王国维在概述清学的特色时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新21而以“新”著称的晚清学术，又“实启于龚魏” 22梁启超也指出，近代“新思想之萌蘖”，可“远溯龚、魏” 23这都是允当之论二、道咸间经世实学的内容道咸间的经世学者都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他们或者被时人推尊为“国医”，或者以“医国手”自期，注目于“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现实，去议政、论世、探学第一，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倡言变法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包世臣是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于嘉庆元年(公元 1801 年)作《说储》 一文， 提出了废八股、开言路、汰冗员等建策；他还是较早意识到大局“殆将有变”24的先觉者，并且尖锐斥责清朝政治“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25” 管同在《永命篇》26中也对清代弊政提出了广泛的批评嘉庆中叶以后，尤其是道光间，更多的土人在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上，对朝政的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