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docx

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一)政府：中外合作办学的入口保障网络治理理论赋予政府更大的灵活性，在承认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又不局限于政府的作用在网络治理中，政府有着“元治理”的角色，不仅承担着构建网络和维护网络的重任，同时也是各方的一个通道，通过政府，其他主体之间可以更为充分地交流、沟通与协商在网络治理的模式下，中外合作办学则要求政府转变其在管理中的角色定位、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权力运作的方式，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网络化政府”，成为协调者和监控者中的一员我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顺应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另一方面，对教育主权进行保护，对学生和家长权益进行保护，防止低水平的重复设立，控制中外合作办学“连锁店”因而在总体上鼓励发展的同时，我国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加大了宏观监管力度，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着眼于增加教育供给，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以及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我国教育现代化但在甄别、选择教育资源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对对方资质难以全面考察，滥竽充数、良莠不齐等现象屡见不鲜。

因而，政府须针对办学者、社会各种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的入口资质监管须对合作的中外方的办学宗旨、办学资质合法性与规范性，以及引进教育资源的优质程度进行全面的考察，考察包括书面材料审查、面对面询问乃至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二)办学者：中外合作办学的过程保障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之后，对于内部的过程质量监管，除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管理者，教职员工和学生也都应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治理中，形成内部网络结构，发挥各利益方的主观能动性，实行自我规范、自行调节的管理行为，从而构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虽然教师参与管理目前已成为高校管理的普遍做法，然而也有研究认为，让教师参与超出学术范畴的治理领域背离了大学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价值观，教师也会因缺乏大学决策层面的专业素养而导致参与困境[8]本研究认为教师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网络结构中的一个节点，是要通过与其他节点的协商与合作来共同达成目标，而非孤立承担某一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因此其局限性可以由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或专业技能来弥补可组建由中外方管理者和教师、学生、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学术委会员、教育质量监督委员会、考试委员会、校企合作委员会等组织，形成能够保障教学质量的稳定、有效的内部体系。

另一方面，由于高收费、出国留学、英文授课等多种特殊性，中外合作办学对于人本管理和教育实现人的主体性发展有着高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作为消费者的学生是中外合作办学中不可忽视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必然参与到质量保障体系中而现实中，由于学生参与管理的实现路径并未明确，没有形成组织化、制度化的方式，影响了学生作用的发挥为了增强学生在中外合作办学中的参与力度与参与效度，学生既要通过座谈、网络论坛、电子邮件、等渠道集思广益，又要避免学生因知识层次、专业素养而产生认知不协调，更需要让学生代表参与到相关的各类委员会中，如教学委员会、校企合作委员会等，并形成学生权益部等维护学生利益的团体，由此将学生参与监管的方式组织化与制度化三)社会：中外合作办学的出口保障社会公众、中介组织、校友、用人单位等各类社会主体介入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体系不仅能够促进办学院校的规范性，更能从“出口”对其教学质量进行效果评估与反馈首先，加强舆论监督与信息公开一是实施多样化的舆论监督形式在教育部已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涉外监管信息网的基础上，还可设立官方、微博、邮箱、论坛等，使舆论监督尽可能制度化、体系化，以保证其连续性和有效性。

二是评选出一批示范性院校，联合媒体进行宣传和引导；公布已完成的评估结果，尤其是存在问题的院校其次，发挥中介组织在评估与认证中的作用评估或认证机构等对办学情况能够进行较为全面、客观的评判除了教育部实施的评估以外，应积极推动国际教育交流协会等中介组织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认证，也鼓励院校参与相关专业的国际认证再者，发挥用人单位、合作企业的质量保障作用协同校企力量，让用人单位深入参与到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和实训过程中，才能培养出既符合自身培养目标又迎合企业用人需要的人才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此方面已做出探索，收到了良好效果最后，推动校友贡献才智与力量国际知名的大学排名都对校友的就业、薪酬等情况进行持续评价以反映大学的办学质量当校友们经历过职场磨砺之后，他们对学校的教育、教学等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因而中外合作办学院校需吸收校友代表进入相关委员会、参加座谈、进行演讲活动，收集和听取校友关于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意见四、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网络治理机制整合、协调与信任是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而不是单纯依靠行政性、强制性的传统监管机制，以下进行具体阐述。

在网络治理中，整合机制包括资源整合、权力整合以及组织整合，其中以资源整合尤为重要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要求通过各方资源的整合来实现中外方合作者以及多元主体间的联合与协作以达到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与吸收整合机制通过对多元主体关系的梳理，将各方权力形成一个稳定的制衡系统服务于教学质量保障工作比如，中外方都要配合我国政府从“入口”对外方教育资质进行考察，学生主体通过学生组织向院方发表意见并参与部分决策，教职员工通过学院的各种委员会，共同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在这样的网络中，办学院校自身，而不是政府更合适作为实施整合机制的主体办学院校需要以自身的办学宗旨为目标，通过参与评估与认证、履行政府规章制度、满足学生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等方式将内外部主体的利益和行动统一起来协调机制使利益相关者能在制定决策时进行沟通，有助于实现资源、信息与知识的共享和流动，能够节约网络的运行成本与参与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对于中外合作办学而言，中外双方以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不同利益，并且存在跨文化的问题，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办学者自身需要强化协调机制，一是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和例会制度；二是强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及其他我国法律法规和院校遵循的质量认证或评估的标准要求；三是利用共同利益与目标来化解中外双方矛盾；四是可以在董事会或理事会中设置由第三方机构或校友与用人单位代表担任的独立成员，在居中协调方面发挥作用。

在网络治理中，沟通、对话和谈判成为了基本的互动途径，所采取的联合行动则必须以彼此信任为前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曾声称：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在中外合作办学中，中外方合作者之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教育的国际合作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合同不可能做到非常完备一般来讲，经济理性会激励行为者实施机会主义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信任本身意味着合作方不会实施自私自利的行为，从而对经济理性产生约束信任通常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人际信任注重交易双方内部产生基于道德、情感的自约束力；而制度信任侧重于来自外部法律、权威的强制力，两种信任共同存在、相互补充因而，除了通过完善中外合作办学合同、章程及其他规章制度来增强制度信任之外，需要针对教学质量、培养目标等问题，中外双方等主体间通过频繁的互动沟通，尤其是面对面地沟通，增进了解、促进友谊，进而建立人际信任一旦形成了以信任和合作为特点的共同价值观以及网络组织文化，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保障就会实现可持续的改进参考文献：[1]李维安，周建.网络治理：内涵、结构、机制与价值创造[J].天津社会科学，2005(5)：59.[2]Powell, W., “Neither market nor hierarchy: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2: 295, 1990.[3]Jones, C., Hesterly, S. and Borgatti, P. S., “A General Theory of Network Governance: Exchange Conditions and Socail Mechanis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2(4): 911, 1997.[4]孟韬.嵌入视角下的大学网络治理机制分析[J].教育研究，2011(4)：80.[5]Meier, K. J. and OToole, L. J., “Public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The Impact of Managerial Networking”[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3(6): 689, 2003.[6]汪伟，蒋馨岚.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产业经济学分析[J].高教探索，2015(1)：26.[7]林金辉，刘梦令.论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建设[J].教育研究，2013(10)：72.[8]Enders, J. (2002), “Governing the academic commons: about blurring boundaries, blistering organisations, and growing demands”[C]. in CHEPS(Ed.), The CHEPS Inaugurals, University of Twente, Enschede, 69, 2002.作者简介：孟韬，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