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doc

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 1953 年--------------------------------------------------------------------------------时殷弘载《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提要：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个月内，接连出现了使苏联趋于摆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改革尝试新近解密的有关档案确认贝利亚是其主要倡导者和主持者为巩固和增强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优势，以及为苏联政权稳定而缓解社会紧张和改善国际环境，虫利亚实行了局部大赦、平反若干重大冤案、着手改革国家保安体制、开始否定个人崇拜、采取较公平的民族政策，并推动修改苏联对外政策，其中关于德国问题的处理是导致其迅速覆灭的关键因素一从 1948 至 1949 年的“列宁格勒案”和 1951 至 1952 年的“明格列尔案” ，到 1952年 10 月紧随苏共十九大宣布的最高领导层大变动和 1953 年 1 月的“医生阴谋案” ，这一系列惊人的事件都突出地表明，斯大林去世时苏联政治的病态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倾向于通过调整和改革来缓解病态、避免灾难的潜在要求也随之滋长，而斯大林去世提供了扭转恶化趋势的决定性机会、甚至历史必然性。

有如著名的苏联学家罗伯特·C ·塔克所言， “斯大林主义政治秩序是一种个人体系斯大林个人……是苏联政治的中心力量，整个苏联政治宇宙所环绕的太阳因而，他的去世使莫斯科的内部政治形势一夜之间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斯大林之死必然意味着非斯大林化”. 在斯大林去世的短短 10 个月里，使苏联社会主义开始趋于逐渐解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种种事态，以堪称罕见的速度接连出现，其中包括：大致停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予以不指名的批评；通过宣布局部大赦、公开平反“医生阴谋案” 等举措应急性地缓解社会紧张；着手改革国家内部保安体制；推翻“明格列尔案”和在一些重要的加盟共和国替换俄罗斯裔最高领导人，以此着手修改苏联的民族政策；在苏联及其若干东欧盟国家行经济“新方针” ，以改变国民经济发展的病态模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尝试缓和同美国及其西方大国集团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停止反南斯拉夫运动并开始谋求苏南关系正常化苏联在紧随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这些变化，既是苏联国家面对历史错误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作的自救性反应，又同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斯大林的极端专权及其晚年的病态政治心理，根本排除了某一名僚属单独继承绝对权力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他去世后克里姆林宫内关于权力分配和派别力量对比的漫长斗争不可避免，而此类斗争又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当时苏联政治的头号议程——改革斯大林治国模式的那些最直接、最严重的弊端来进行。

改革所关乎的并非只是其内容问题，即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革除弊端，而且是其主持者问题，即由什么人或者什么派系主导改革，从而获得对于确立并巩固权力优势至关重要的政治主动和国内民望关于改革内容的思想分歧和关于改革主持者问题的权力冲突相互交织，使得苏联政治在斯大林去世后大约两年里呈现出一波三折、扑塑迷离的复杂状况这一时期的基本状况大致如下；对于一个已经占上风但优势并不牢靠的派别来说，最有助于它巩固权力优势的一个办法是带头改革斯大林模式，特别是抑制保安部门、废止滥捕滥杀、平反冤假错案和批评个人崇拜 “在此，由于派系利益要求有一种快得令人不安的政策速度，就可能同整个政权潜在的保守倾向相冲突然而，如果说将自己同非斯大林化政策联为一体符合暂占优势者的派别利益，那么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在当时反对这政策就符合对立一派的利益，直到其对手被搞不合为止，其间或许还同政权内部的极端保守分子结成联盟 ”这里所说的暂占优势者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极端保守分子主要是莫洛托史，而“对立一派”的领头者是赫鲁晓夫在 30 年代大清洗后苏联最高领导层复杂的纵横阖当中，贝利亚作为保安部门负责人，同起初掌管苏共中央人事组织部门的马林科夫逐渐结成了特殊关系。

他们怂恿斯大林制造“列宁格勒案” ，由此铲除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影响日甚的最高层同僚，从而拥有了斯大林之下虽非牢靠，但仍属首屈一指的权势在这两人中，贝利亚起着更关键的作用在“列宁格勒案”以后的三年多里，马林科夫作为苏联第二号人物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和贝利亚的合作而且，由于缺乏政治大才干和个性优柔寡断，他易于受贝利亚操纵这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苏联政治和政策的影响尤为重大贝利亚的妻子后来回顾说， “贝利亚”始终懂得一个格鲁吉亚人要在斯大林死后当领袖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亲近某个他能够利用的人- 某个像马林科夫那样的人 “斯大林去世当夜，核心圈子（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开会议决人事安排，贝利亚立即提议马林科夫出任当时权力最大的职务——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则随即提议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且主张把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单一的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已有的优势加上政治上的主动，使得这些提议未经争议便得以通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尤其是后者） ，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无论是出于如前所述的那些政治原因，还是出于个人情感，贝利亚都强烈地倾向于否定斯大林及其一系列政策。

滥施镇压导致保安部门坐大，斯大林对贝利亚便难免由宠信变为猜疑甚而恐惧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斯大林借以实现其目的的手段都掌握在贝利亚手里斯大林明白，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斯大林所指定的随便哪一个人，那末贝利亚也能够根据他自己的选择或主动去消灭某一个人斯大林害怕自己会成为贝利亚可能选择的第一个人 ”事实上，斯大林搞“明格列尔案”的初衷，就在于借此打击甚或除掉贝利亚，制造“医生阴谋案”一定程度上亦有此意贝利亚对这些很清楚斯大林弥留和去世之际他那几乎不加掩饰的得意和怨恨，表明了他的内心不过，对他来说，变革主要不是为了泄愤和报复，而是出于政治利益，包括改变自己在苏联公众中的形象和加强自己的权力优势，同时为整个联政权的安全而缓解社会紧张和外部危险贝利亚的大多数主席团同事都想摆脱斯大林那种极端高压和任意妄为的统治，实行某种开明化，但贝利亚将此推进得比他的同事们希望的更远二 斯大林去世后头几个月内苏联的政策变动和改革措施，大半源于贝利亚在马林科夫支持下采取的主动他曾向米高杨谈了自己的主要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当把他们放掉，也不能随便把人送到劳改营去。

内务部应当缩减，我们所拥有的不是保工机关，而是对我们进行监视的机关 ”3 月 9 日，在斯大林葬礼上讲话时，他和马林科夫非同寻常地提到要保证每个苏联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人身权利3 月 26 日，他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有关报告，导致了第二天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局部大赦令，对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或减刑，包括立即释放所有刑期 5 年以下者，所有因为“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和军人犯罪”而被判处徒刑者，所有有 10 岁以下子女或怀孕的女囚犯，所有少年、老年和身患绝症的囚犯，判刑 5 年以上的其余囚犯则刑期减半（被判“反革命罪” 、严重贪污罪、枪劫罪和杀人罪者除外） 该命令还根据贝利亚的建议，宣布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典有必要依照宽容和从轻发落的原则进行修改由于这项举措，在全苏总共 2526402 名犯人中，有约 100 万人获得自由，其中大多数无疑是无辜入狱和轻罪重判者，尽管仍有大量无辜者（包括斯大林时期无数政治冤案的所有尚存的直接受害者） 依然身陷囵圄在贯彻过程中，不少危险的重罪刑事犯也被一并释放，后来一些高度赞扬赫鲁晓夫的苏联着述则断定是贝利亚的阴谋，旨在借口应付由此而来的治安问题，将斯大林去世后他立即下令开进莫斯科等城市的内务部部队留驻下来，或者利用社会不稳提供的机会重施高压政治。

第一种解释或许可信，但把它当作贝利亚搞局部大赦的首要甚或唯一动机，未免偏狭紧接着，贝利亚麾下的内务部于 4 月 5 日宣布，所谓的恐怖主义方法谋害苏联领导人的“医生阴谋案”纯属捏造，所有因此案被捕的人员予以平反，负责捏造的两名高级官员——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切夫和副部长留明已被逮捕这一大冤案的平反系贝利亚所为，且是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争取到公开发布平反公报事实上，早在 3 月中旬他就下令复查此案，并在当月释放了案犯从以后的发展来看， “医生阴谋案”被推翻是 30 年代以后斯大林政治恐怖渐被否定的开端苏联政府由此第一次公开承认和谴责了国家保安部门最高层存在着肆意践踏法制的严重状况，并且开始把消除这种状况的问题提上国家政治议程 《真理报》当时就“医生阴谋案”公开平反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巩固的最重要基础政府公布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也史无前例地加上了这一内容与“医生阴谋案”的平反大致同时， “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 、“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 、 “格鲁吉亚地方工作人员案” 、 “空军及航空工业部工作人员案”亦经贝利亚下令进行的复查而被推翻。

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第二天，贝利亚即着于筹划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的措施，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首先是规模极其庞大、权力几近无限的内务部将其种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仅 1953 年 3 月间，就有近 30 个这样的大单位被转拨出来，包括远北建设总局、古比雪夫水电站建设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公路总局、铁路建设总局、林业工业总局等等⑦稍后，同样出于贝利亚的创议，庞大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及其各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内务部仅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 （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营和关押战俘中被判刑人员的军事罪犯营有档案文件表明，在其遭遇政治覆灭前 10 天，贝利亚准备提议“因缺乏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 ，并且已正式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要求严格限制内务部长特别会议（即内务部审判庭）职权的报告，因为这个在 30年代大清洗初期设立、以后又多次被赋予更大的权力的非司法相关广泛地滥用权力，制造假案作为保安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贝利亚还下令严禁内务部机构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所有办案人员“今后如果再破坏苏联法律，将严惩不贷” ，直至将肇事者甚至其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

此外，他还建议重新界定“反革命罪”这一概念，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反革命罪”的案件（包括 30 至 40 年代的此类案件） ，为蒙受冤屈者宣布平反并予以精神和物质补偿不论其个人报复心和政治野心如何，贝利亚还带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且进而倡议禁止现领导成员效法个人崇拜，包括在节日游行中展示或在企业、机关及团体建筑物悬挂他们的肖象他甚至搜集了揭露斯大林与捏造“医生阴谋案”相牵连的文件，让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专门房间里阅读多半与他的促进相关，3 月 27 日《真理报》以非常显著的方式，首次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主要原则之一，要求苏共全体干部具有与此相应的“现代意识”. 近 20 天后，该报再次载文强调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皆须领导成员集体解决， “个人作出的结论总是、或差不多总是偏狭的”. 与此相应，斯大林葬礼过后其名字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前 10 年里每天每页 40 至 60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报》 ，自 1953 年 4 月起难得再提其姓名此类变化很大程度上出自贝利亚的指示⑦到当年初夏，苏联头号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已开始启用“个人崇拜”这个政治术语来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

在民族政策的修改方面，贝利亚是苏共中央推翻斯大林多半针对他搞起的格鲁吉亚“明格列尔案”的鼓动者，也是在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由当地民族出身的高层官员替换俄裔领导人的主持者促使他这么做的不仅是对斯大林的泄愤心理，而且还有这么一种明确的认识，即在苏联非常广泛、非常严重的民族歧视或民族强制问题中包含着巨大危险例如，在苏联于卫国战争前不久兼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战争结束后的局势仍很紧张，对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