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doc

超越“汉化论”与“满洲特性论”：清史研究能否走出第三条道路？ 　　杨念群 　　摘要：以往的清史研究比较注意考察清朝统治与前朝的连续性,强调清朝皇帝对汉族文明的继承关系,故可以称之为"汉化论",近些年美国兴起的"新清史"则强调清朝的统治具有区别于前朝的特色,即依据满族的特性以及和蒙古的联盟建立起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强调了对西北地区的征服和控制对于清朝统治的重要性这两种观点各有优劣得失,清史研究仍应立足于对"中国"自身形成轨迹的历史考察,重新全面审视清朝的统治策略,整合两种思维的合理之处,从而走出一条更为合理的清史研究道路 　　关键词：清史研究 汉化论 满洲特性论 　　作者简介：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一、“新清史”与“旧清史”研究路径的差异　　总体而言，以往的中国史研究基本上是以“朝代更替论”作为阐释的框架和基础，虽然近代以来引进了进化论的视角，但按朝代划分观察中国历史演进的模式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即基本上以汉唐宋元明清等统一王朝的交替变化作为叙事的主流线索，那些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则被视为支流，大多只能依附于主流线索的叙述之下这种主流叙事还认为，那些由异族入主的王朝要想获得统治合法性，必须经过汉人文明的熏陶与规训，才能真正有资格融合进“中国”的版图。

汉人所具备的统治合法性，其优势并不在于占有多大面积的土地，而在于拥有改造其他族群的强势文化力量即使当年中原被金人攫取，元代更是屈居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但汉人文明的辐射和同化能力仍是不容置疑的强大，故有人把此现象归纳为“汉化说”在王朝历史演变序列中，清朝虽有明显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异族入主特征，但仍理所当然地在“汉化”的历史脉络中扮演着一个接续传统的角色　　近些年来，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称之为“新清史”的研究派别，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却彻底改变了“清朝”历史在传统朝代接续脉络中的位置，构成了与“旧清史”叙事截然对峙的探索风格新清史认为，满人崛起于东北，却仅以二十万之众征服了中原和江南，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朝代更替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满人的崛起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的传统认识传统“中国”的范围约定俗成地以长城为界，人为地隔离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往关系，进而形成以汉人文明为中心、以长城外的“夷狄”居住地为边缘的“中国”疆域格局满人作为一群智慧远超前代的“征服精英”，则彻底摧毁了长城的隔离功能，改变了汉人政权对“中国”的狭隘定义，他们建立的新型王朝并非遵从以往汉族统治的传统，而是娴熟地运用了“满洲特性”。

　　如果较粗略地进行归纳，新清史观点和以往的清史研究相比较大致有以下三点区别：首先是新清史强调“断裂”，旧清史强调“延续”新清史认为，满人采取的政治制度虽然在表面上延续了明代的若干传统，如对内阁六部制度的继承，但在更多的制度运作方面有所创新比如：军机处就从带有临时性的纯粹军事咨询组织转变成了一种常规的政治治理机构，由此提高了统治效率密折制度的建立完全改变了君臣之间相互沟通的传统方式，使得君主控制臣下的能力大大增强各地分布的八旗驻防使得汉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城市染上了颇为浓厚的异族色彩内务府的设置与运行严格了宫廷内部的礼仪规范，与明代的内廷制度有了本质的区别，宦官外戚干政的现象也由此完全绝迹清宫中实施的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礼仪也是明代宫廷中所阙失的[1]　　与新清史的观点不同，一些近代学人多从传统“夷夏之辨”与近代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角度强调清朝的“断裂性”如钱穆就认为，清朝是一种基于野蛮特性的“部族政权”，与汉人建立的“士人政权”完全异质，这种政权的特点是由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因此是私心的，他们实施的一些举措不算是政治制度，只能算是一种法术，与长期熏陶于儒教文化之中的汉人政权有天壤之别钱穆在界定清朝的性质时显然是拿汉人文明的尺度衡量其价值的优劣，其背后的隐语是满人只有接受汉人的先进文化才能步入文明的境界，才具有延续前代王朝正统的资格，这种看法可以说是“汉化论”的极致表现。

[2](P143)钱穆的论证虽基于传统汉化的历史观，对满人的统治给出了相当负面的评价，却恰从反向证明了满人在实施统治时具有和汉人王朝不一样的族性特征这就涉及新清史与旧清史研究路径的第二个差异：前者强调族性“区分”，后者强调文化“涵化”　　以往的清史研究认为，满人统治成功的经验完全建立在对汉族文化的汲取之上，同时也完全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落后野蛮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习惯，或者说完全取决于其“汉化”的程度新清史则认为，满人之所以在疆域拓展的广度和幅度上超越前朝，并实行了有效统治，恰恰是依靠区别于“汉化”的所谓“满族特性”新清史特别强调要从“种族性”的作用或“族群认同”的角度观察满洲的创建及其扩张受人类学理论的影响，在他们的眼里，族性不仅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并非只具备认同融合“他者”文化的特性，还具有反抗中心统治霸权的抵御功能这种自我建构和认同与“汉化说”所叙述的普遍主义式的历史解释有所区别，从而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满语”的发明即被认为是满人建立自身以“族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标志，它清晰地把满人与作为“他者”的其他族群隔离开来满语创建的意义在于既隔离“他者”，同时又凝聚族人欧立德（Mark Elliott）更强调满人区别于汉人的共同认同感在其统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称之为“满洲之道”，内容包括娴熟骑射、秋狝围猎、通习满语及节俭之俗，还有如敬天法祖的国策等等。

[3]　　欧立德提醒我们注意，清朝统治合法性建立的基础与前朝有所不同，正是因为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在巩固满洲自我认同的同时，善于兼容其他族群的信仰和习俗，才使之拥有远超前代的疆域和领土[4]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称之为皇权在法令、实录及各种纪念物中体现出了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共时性表达方式[5]比如，早期努尔哈赤的身份不仅是本族族长，而且还是蒙古可汗，以后乾隆帝所拥有的头衔更是繁复庞杂，既是汉满族群的共同君主，又是蒙古人的可汗，藏人的文殊菩萨转世清朝皇帝本身拥有各种政治与宗教头衔，具备不同文化象征意义的多维品格，体现出对各类臣民复杂多样之宗教信仰的认可虽然我们无法判断乾隆帝是否真正信奉喇嘛教，但清朝显然不是如前朝那般仅把儒教作为单一的立国意识形态正是因为清朝对不同地域和族群的宗教信仰采取了更多的包容政策，才使得各种异质文化因素能够共存　　新清史的第三个研究特点是在空间安排上强调清朝对“东—西”轴向广大疆域的控制，以打破旧清史以“南—北”纵向区域为主轴的叙事框架他们注意到，属于清朝统治区的内亚腹地分布着草原、沙漠和森林，在横贯世界最大大陆的地理政治和军事历史以及技术、宗教和物质文化方面的传播上，清朝统治者均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在以往的王朝史框架里，这一大片区域仅被视为以“中原—江南”为核心的“中国”区域的边缘地带，其历史演变往往只是边疆史地研究专科所关注的对象以往的王朝史还把草原游牧力量和农耕文明的发展截然对立起来，长城变成了界定两种力量的物质象征，由此诠释出一套农耕文明涵化和改造落后游牧民族的历史叙述模式　　近现代一些研究内亚历史的学者如拉铁摩尔首先打破了这种对立的阐述公式，他认为内陆和边疆地区族群势力的消长始终处于一种互动补充而非截然对立征伐的交往状态长城只是划分定居农业和狩猎畜牧业的相对界线，两者可以不断相互转化他们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的种族、族群、语言、宗教、政体形式的差异转化为生态与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寻求其更为复杂的意义[6]其独特的内亚视角经过新清史流派的不断借鉴和深化，颠覆了以中原—江南为纵向主轴的清朝历史叙事模式比较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清朝的成功不但依赖其满洲特性，清政权更是代表了蒙古传统的精华有些学者认为，只有站在满蒙联盟的立场上，才能理解清朝统治为什么对不同族群的政治社会文化习俗采取了比以往王朝更加包容的态度，并身体力行地采用多民族的语言、行为习惯和表达方式　　新清史把清朝置于内亚的环境甚至更为广阔的世界史视野中重新加以定位，在地理空间的描述上的确改变了传统史家观察历史的方式。

比如，过去的史家习惯以是否占据“中原”和递进攻取“江南”的纵贯层次勾画中国历史地图和解读统治的合法性北宋以前，一般情况下是谁占据了中原地带，谁就自然拥有了统治威权随着北方中原地带被金人占据，宋代统治中心渐次南移，如此一来，仅仅从领土占有的角度论证拥有中原就天然具备政治合法性显然对南宋皇权不利，故才有“文化涵摄说”的出现该学说认为，仅仅从地理上攫取汉人据有之地不足以证明其统治合法，最终还必须经由宋儒发明的思想“道统”对其文明开化的程度加以认定金人虽占据中原，却需接受汉人的文化与制度，才能脱去夷狄之气，夷夏之辨在宋儒的言说中由此得出新解南宋虽丢了中原，被迫偏安江南，却似乎反而替代金人维系了王朝正统可见汉化说其实起源较晚　　这种以文化优势置换地理优势的替代言说策略显然是作为金人后裔的满人所深深厌憎的他们一直在试图改变以江南为核心、以南—北历史纵向演变格局为参照依据的正统观清朝君主对满洲族群的认同和对多民族统治身份的有意塑造，体现出以东—西地理格局颠覆汉人南—北空间叙事传统的强烈意愿乾隆帝年轻时即作《长城说》一篇，大意是讥讽长城作为人为界线的设计构思颇为愚蠢，在他眼中，长城只不过是一条自然地理的边界而已，根本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

这就有意消解掉了长城强制隔离南—北文明的族群划分意义乾隆帝的看法与拉铁摩尔所说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依长城为界发生自然互动的思路相当接近，都是为了化解南—北纵向汉化历史观的局限，希望在更广大的内亚视野中定位清朝的统治，新清史无疑继承了这种历史叙事的传统　　比较而言，从区分大于涵化的角度思考清代历史，就是对“中国”的重新想象和建构在过去的历史观中，“清朝”和“中国”的概念是重叠在一起的因为清朝的统治结构被认为是历朝历代政治文化的自然延续，甚至是南—北纵向历史观所构造出的“中国”叙事的一种另类表现，尽管其在疆域面积的实际控制能力上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却也只不过是中国大一统历史观的实践后果而已因此，两者作为同义语加以表述似乎毫无疑义但在新清史研究者看来，“清朝”和“中国”却有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甚至必须加以分离因为清朝早已突破了以长城界分南北，并以此划分野蛮和文明的传统地理观，而是以平等的心态瞩目于西北内亚地区，并赋予其与对江南统治同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清朝的统治不但在疆域上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的界线，而且在统治理念上也可能完全异质于以往“中国”以汉人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文化辐射逻辑。

对清朝统治的再研究也许能够改变对“中国”内涵的历史定义　　二、“新清史”研究的盲点之所在　　新清史有一个重要论点是，以汉族的历史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中国”认同是近代民族主义话语想象出来的结果清朝的统治疆域远远超出了汉人控制的面积，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治理目标，也超出了近代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含义的有限界定，因此才遭到清末反清人士的猛烈攻击他们想通过重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恢复汉人心目中的“中国”版图，这是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革命鼓动策略不过，在我看来，新清史把“中国”观念形成的时间大大推后了，犯了时代错置的错误实际上，对“中国”认同的想象并非源于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近代所有反清的过激言论，毋宁说只是宋代以来就已形成的夷夏之辨正统观的自然延伸例如，钱穆撰写《国史大纲》，在谈及明朝立国时仍使用的是“扫除胡尘，光复故土”[7](P12)等古旧字眼，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部著作中则把清朝视为部族政权以别于汉人的士人政权，使我们颇能感受到夷夏势不两立的历史情结仍存留在其心间其撰史动机完全可以看做是宋朝以来夷夏之辨观念在近代的一种映射，只不过隐喻针砭的对象从历史上的旧夷狄变换成了屡次侵略入境的西洋东洋新夷狄。

　　清朝在多大意义上与传统“中国”的形态构造相叠合，还是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