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前后.docx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前后 苏峰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成立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团体为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中国先进分子曾长期追随西方文明，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特别是五四运动后，越来越多志士仁人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作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不仅身体力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更富有远见地指导一批北大学子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组织有规模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凝聚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旗帜下，“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从北大传向全国登高一呼群山应研究会是在李大钊的指导帮助下成立的早在1913年至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就开始接触马克思的著作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一职7月，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成为我国最早欢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此后，他在《新青年》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宣传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李大钊大量购进德文原版书刊充实馆藏，其中有康德、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为了将图书馆已有和新购的外文书籍尽快整理上架，做好编目、提要工作，需要一批懂得外文的工作人员，但图书馆现有职员大多不懂外文，新人员又受名额限制，不能直接聘用于是，李大钊和德文系学生罗章龙商量，想出了“义务劳动”的办法，邀集一些谙习外文的学生帮助整理，其中有李梅羹、王复生、王有德、高君宇、范鸿劼、商承祖、宋天放等德文班、英文班和法文班的学生也正是这个机缘，这些学子开始系统接触和翻译马克思学说，一直持续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积极传播马列主义的同时，李大钊与高一涵等几位北大教员分别于1918年底、1919年底组织“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开始与苏俄方面有所接触首先接触的是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委员布尔特曼布尔特曼广交京津兩地高校进步师生，五四运动前后结识李大钊，称其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2月，经北大俄文教员柏烈伟介绍，李大钊又在办公室秘密会见了伊尔库斯克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的荷荷诺夫金荷荷诺夫金一进门就称李大钊为同志，称赞李大钊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由李大钊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李大钊表示，要与陈独秀通信商讨后再定。

不久前，两人在离京途中曾相约建党陈独秀接到李大钊信后，经慎重考虑给予了肯定答复荷荷诺夫金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李大钊、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为维经斯基一行来中国推动建党奠定了基础为迎接接下来的伟大事业，李大钊感到必须扩大阵营，在青年学子中建立一个广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为党的建立做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过激”，形同“洪水猛兽”，1920年3月31日，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高君宇、何孟雄等秘密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地主要在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它不同于一般学会，是以主义为结合、以信仰为基础的有组织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会员合影前排：左三为范鸿劼，左五为罗章龙，左六为何孟雄;后排：左七为邓中夏同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成员有：留日学生李达、李汉俊等;杭州第一师范师生陈望道、施存统等;国民党中一部分人，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等一开始主要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周佛海等人翻译从日本传过来的马克思学说书籍同时，还做一些联络工作，联系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杨贤江等，在他们所编的《妇女杂志》《学生杂志》上宣传马克思主义。

9月，王尽美、邓恩铭和王翔千等十余人，宣布济南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他们大多是济南各校学生，每位会员都发有一枚瓷质圆形小徽章，上有马克思头像王翔千和王尽美与北京的李大钊、刘仁静联系紧密王尽美更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与李大钊、邓中夏多次联系研究会成立后，经常组织会员们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苏俄情况的书刊，每周六聚会，研讨气氛非常热烈还利用节日在山东省议会礼堂举行讲演会，就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激烈争论不久，李大钊派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陈为人去济南加强联系陈为人参加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四次集会，并与王尽美、邓恩铭商谈建立组织，推动了山东党组织的成立在这些紧随北京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外，还有一些先进分子受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李大钊的影响，在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湖北党组织的开创者之一恽代英就是其中一位他跟当时很多进步青年一样，在漫漫黑夜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都如闪光的星体一般吸引过他1920年春，恽代英来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建立联系4月，恽代英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开始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年秋天，他翻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分章节，发表在《东方杂志》。

1920年秋，武汉地区党组织成立，11月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恽代英通过党团组织在青年学生、工人中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翻译的《阶级斗争》1921年1月出版，深刻影响了一大批先进青年天津的学生领袖，如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于方舟、辛璞田，天津法政学校的安体诚，南开大学的韩麟符和天津中学的安幸生，都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会员1920年秋，李大钊指导天津“新生社”改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指导张太雷和于方舟等分别在北洋大学和直隶省立中学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广泛传播革命思想，有力推动了天津地区的革命进程1920年11月，李大钊指导张太雷成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研究会会员都成为青年团主要成员组织公开影响大到1921年夏天，秘密发展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19位北大学生（含旁听生），大部分已是共产党人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研究会几经商量，决定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募员启事，由19名会员具名发起，“把牌子打出去”为减少阻力，研究会书记罗章龙和干事王有德、黄绍谷等做了很多工作他们通过思想进步的校长办公室秘书，了解到很多重要信息蔡元培周围有不少守旧势力，但蔡元培本人“对学校新生力量有相当认识，做事颇有勇气”。

在蔡元培支持下，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學日刊》登载研究会募员启事蔡元培还出席研究会在北大会议厅召开的成立大会，他热情讲话，和大家合影留念研究会发展迅速，仅一个月，会员增至四五十人蔡元培还帮助解决了办公场所问题，拨给研究会北大西斋两间设备齐全的房屋研究会把其中一间辟为图书室，名为“亢慕义斋”，取自英文communism译音，即“共产主义小室”研究会的经常工作有三方面：搜集、翻译、研究和讨论各种马克思学说著作，邀请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教授定期演讲，举行辩论和纪念等活动以达到宣传目的最值得称道的是研究会对马列理论文献的搜集，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亢慕义斋收藏的马克思学说书刊，一部分是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研究会的，一部分由李大钊和学子们筹集资金购买，大部分由共产国际及其出版机构提供自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北大会见李大钊、赠送部分书刊后，研究会源源不断收到苏俄寄来的大量各国外文书籍刊物亢慕义斋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存有比较丰富的马列书籍的图书馆，并建立了健全的借阅制度，如每天下午4点到8点向会员开放（周日上午8点到12点）现在的北大图书馆，还保存着一些盖有“亢慕义斋”图章的书籍。

1922年2月6日，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通告他们拥有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到4月，研究会又新到英文书籍70余种、杂志10余种及德文杂志七八十种，这样仅是英文书籍就达到了110多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原著，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这些珍贵文献大大拓展了会员们的理论视野，通过对多种文字和版本的原著，特别是德文版的马恩原著的研读，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修养得到了很大提高1921年考入北大德文系、后来成为作家的冯至在《回忆北大图书馆》一文中，讲到当年就读于北大时在书库里的一次意外发现：“一天我在书库最上层一些未编目的书籍中见到一本德文版的《反杜林论》我取下来翻阅时，里面掉下来一页信纸，是一个苏联人用德文写的收信人的姓名从拼音可以断定是罗章龙冯至见到的这本《反杜林论》，正是罗章龙为研究会搜集的文献之一罗章龙和宋天放等当时负责研究会图书的征集、对外联系和编目等工作公开后的研究会开始大规模组织研究讨论活动先是通过“自动的自由组合”，分为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和远东问题研究3个小组，每周组织讨论会。

同时，形成10个固定小组分组研究，具体是：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扎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可见，研究会迅速走上正轨，也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坚实基础尤为可贵的是翻译工作研究会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和法文三个翻译组，专门翻译马列经典著作不同于当时马列著作多从日文转译而来，研究会的学子们都是直接翻译原著英文组成员有高君宇、范鸿劼、李骏、刘伯清德文组成员有李梅羹、王有德、罗章龙、商章孙、宋天放法文组成员有王复生、王德三他们依靠学校强大的外文师生队伍，翻译了一批马列著作，如康姆尼斯特丛书、马克思丛书、列宁丛书等，还有国内最早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共产党宣言》很难翻译，德文组费了很多心思，进度很慢，译完后印了一些油印本1920年1月毛泽东第二次来京时便读到了这本小册子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场所“亢慕义斋”旧址（位于景山东街马神庙北大二院西斋）李大钊曾号召德文组翻译《资本论》，罗章龙、李梅羹等人翻译了第一卷，大家都觉得很难啃，便请德文老师讲解，德文老师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意思。

后来，德文组总算译出了第一卷，把译稿交给北大一位经济学教授，请他参照这个译稿再把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直接译出来，并将译稿油印出版《震撼世界的十日》是美国记者约翰里德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影响很广，研究会翻译了这本书的德文版，作为研究会的学习资料这一时期，胡适等人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满，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也借着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宣传中国产业不发达，谈不到社会主义研究会利用这一机会，在北大红楼一个大教室里，召开为期两天的辩论会，辩论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李大钊作为评判员参加这次辩论会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的师生，听众很多，座位早挤满了，很多人只能挤在教室外面听两方辩论完毕后，大家都想听一听李大钊的评论李大钊走上讲台，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与感情为转移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发展必定要转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并用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常用的比喻来说明：譬如雏鸡在孵化前，尚在卵壳内部，孵化成熟以后，雏鸡必破卵而出，此为必然之理他强调：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绝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不要斗争、社会主义就自动到来。

他最后说：赞成派若是拿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这个问题，就会更具有说服力李大钊娓娓道来，很能吸引听众注意会后，教室里还挤着很多人在争论反对社会主义的北大学生费觉天对会员朱务善说：李先生以唯物史观的观点论社会主义之必然到来，真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