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国故的态度转变.doc

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 【关键词】 整理国故/国学/新文学/文学研究会/新旧冲突        整理国故的提倡者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但到北伐前后几年间却转变了态度，越来越从破坏的角度诠释整理国故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与整理国故活动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研究会在1923年和1929年的《小说月报》上分别刊发两组相关文章，前者力图为整理国故正名，后者却主张推翻国学这一态度逆转与世风密切关联，许多新派学者正基于整体性的新旧不两立的认知，为划清与“旧派”的界线而走上反对自己前期主张之路     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向“孔家店”发起激烈攻击后不久，又转向对传统持相对肯定态度的整理国故，当时在新派内部就未形成充分的共识（注：关于新派对整理国故缺乏共识，参见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本文是接续该文的系列论文，对相关既存研究的简述，参见该文第一部分，此不赘从1923年起，新派内部就整理国故问题展开了一场整合观念的论争（详另文），有意思的是本来与整理国故相对疏远的文学界新人物也对此发生了较强的兴趣，参与到这一论争之中。

尤其是文学研究会所掌握的《小说月报》专门刊发了一组旨在为整理国故正名的文章，但到1929年，该刊又发表一组完全站在对立一面主张推翻国学的文章本文即尝试论述文学研究会这两次对整理国故截然相反的主张，因这些面相过去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故偏重于叙述；复因时人用语有其时代风格和个人特性，凡转成第三者叙述可能走样（因而有可能造成无意识的“曲解”）时，皆尽可能让当事人自己说话，故引用时人言论相对较详    一　引言：杂志的兴起    五四后的中国，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杂志的兴起熊十力观察到，“今日优秀之才，多从事于杂志；以东鳞西爪之学说鼓舞青年，对于精深之学术，不能澄思渺虑，为有系统之研究默观今日各校学生，每日除照例上课外，人人读杂志，人人做杂志（此举大数言，不能说无例外）长此不改，将永远有绝学之忧”（注：熊子真致蔡元培，1920年春，《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828页这也是前有渊源的，邓实在1903年论述《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时提出，以学术思想养成国人之政治思想是“今日之急务”，其途径则“养之于新闻杂志”（注：邓实：《论政治思想（《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光绪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94页。

既然“杂志”的功用和目的都落实在“政治思想”之上，则不论其怎样借助于“学术思想”，终与学术本身有相当的距离王国维便指出：“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之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注：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94页按最后的“不但”二字与上文不洽，或当为“不过”，或“不”字衍而当仅留“但”字    且当时办杂志和读杂志者渐有形成一个社群的趋势，不甚注意杂志之外的读物抗父（樊少泉？）注意到，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义理之学，与书画诸技术，即群众普通旧学之程度，在今日诚为衰颓然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二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特专门之事、少数个人之业，世人鲜有知之者，而阅杂志之少壮诸君则知之尤鲜抗父所谓的中国旧学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古器物古书籍的发现及与此相关的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中心”的新式研究，同时也包括“由固有之学派发生”的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柯劭ｍíｎ＠①的《新元史》、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以及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等前此二十年中未见的“大著述”。

他的结论是“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注：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19卷3号（1922年2月10日），33、38页    则当时一方面是人人读杂志，另一方面是中国旧学与“社会”的疏离，那些“由固有之学派发生”的专门著述尤其不为“阅杂志之少壮诸君”所注意，整个社会似乎呈现一种分解疏离的状态这里“专门”与“普通”的对应关系最可见时代的变迁，抗父所举的多数新旧学者，在政教密切关联的传统社会，应该都是可以获得广泛承认的人物；但在四民社会解体之后（注：关于四民社会的解体及其影响，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的相关内容其著述便成为“专门旧学”，逐渐疏离于“群众”，因而也难得社会的“公认”    身处国学范围之外的张彭春（时任清华学堂教务主任）那时便发现，“中国所谓‘学’的都偏于史，所谓‘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现在公认的学问家如同梁、胡，也是对于古书专作整理的工夫”（注：张彭春：《日程草案》（即日记），1923年8月12日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微缩胶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梁启超和胡适取代抗父所提到的诸位成为当时“公认的学问家”，本身就是时代变迁的表征；他们的主要读者听众恐怕即是“阅杂志之少壮诸君”，且有可能正是这些人的拥戴造成了梁、胡的被“公认”，而其被“公认”也提示着“学术”及学术的社会评估正由个人长期积累的著述方式转向相对频繁快捷的“杂志”文字的发表（注：梁启超与胡适1921年春的通信可为此一转变的注脚，梁去信说：“学问之道，愈研究则愈感不足；必欲为踌躇满志之著作乃以问世，必终其身不能成一书而已。

有所见则贡诸社会，自能引起讨论；不论所见当否，而于世于己皆有益故吾亦盼公之《（墨辩）新诂》，作速写定；不必以名山之业太自矜慎，致同好者觖望也胡答复说：我的稿本“先生劝我早日整理出版，这话极是我常说，我们著书作事，但求‘空前’，不妄想‘绝后’但近年颇中清代学者的毒，每得一题，不敢轻易下笔将来当力改之，要以不十分对不住读者的期望为标准《胡适文存二集》卷1，亚东图书馆，1924年，252、253页胡适提到的清代学者与时人的区别正体现了治学取向的时代转变    同时，被“公认”的梁、胡等既然“对于古书专作整理的工夫”，许多人自然会追随摹仿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的“专门旧学”虽然疏离于“群众”，由当时“做杂志”的胡适等人提倡的“整理国故”却又能不胫而走，很快风靡全国胡适在1923年说，“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文存二集》卷1，165页此语如果属实，很能表明当时青年中欲治国学者甚众学者研治的对象基本未变，而其社会反应适成对比，充分体现了“话语权势”的转移而整理国故的迅速流行，部分也因为只有国故才是中国新旧学者相对得心应手的治学对象，其间国学的科学化（这样便不再是“旧学”甚至不那么“中国”）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注：参见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梁启超虽是胡适的先辈，但在整理国故方面却不能不追随那时更受“阅杂志之少壮诸君”拥戴的胡适，他于1923年初在东南大学说，“近来国人对于知识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国故的名词，我们也听得纯熟诚然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不过若是谓除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那却不然”与胡适不同的是，梁启超明确指出“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那一般沉醉西方，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梁并赞扬东南大学的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诟病？”（注：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114、119页    不过梁启超和胡适对国故或中国文化的根本态度毕竟不同，而梁氏演讲的东南大学恰于1922年办出了一份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杂志《学衡》（注：参见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湾大学，1984年这份似旧还新的杂志的出现以及1925年章士钊创办新的《甲寅周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理国故活动的走向，甚至可能是导致其衰落的重要因素两份杂志的主事者都具备不比一般新文化人差的西学素养，而其对国故的态度颇接近上引梁启超的主张，这就给新文化人以有力的挑战：眼看其倡导的整理国故事业如日中天，自难放弃，但继续推动整理国故则有与这两份杂志“同流合污”的嫌疑。

    新派内部对整理国故本缺乏充分的共识，面临这样的挑战更导致其不同观念的重新碰撞与竞争本来与整理国故相对疏远的文学界新人物也参与到新派内部整合观念的论争之中；尤其是文学研究会所掌握的《小说月报》专门刊发了一组论证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关系的文章，旨在为整理国故正名如果放弃传统的“文苑”与“儒林”之分，而依照前引熊十力和抗父的分类，这些文学界人其实也都属于“做杂志”或“阅杂志”的人这一大类；不仅他们，从新派人物所欲与之区别的《学衡》和《甲寅》到后来也参与论争的《创造》社同人以及在当时各报副刊上立说诸人，大致都可列入与“杂志”相关的新兴群体；思想上对立或歧异的新旧群体在社会分野上却大体接近，这是一个溢出本文范围却非常值得探讨的现象，此不赘（注：陈以爱先已注意到报刊杂志与整理国故得到普及的关系，参见其“‘整理国故’运动的普及化”，“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政治大学，1999年下文先讨论文学研究会为整理国故正名的努力    二　正名的努力：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    在经学已走向边缘的民国初年，整理国故实际上更多偏重于史学，然其对文学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1921年《小说月报》改由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编辑，新设“研究”栏，专以“介绍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和“整理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为要归；同时该刊发表的《文学研究会章程》也宣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郑振铎在其《文艺丛谈》中复明确提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有两重的重大的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注：《改革宣言》、郑振铎：《文艺丛谈（一）》、《文学研究会章程》，《小说月报》12卷1号（1921年1月），2、4页，附录栏1页。

三者皆以整理中国文学为新文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大致反映了整理国故风潮鼓荡下文学研究会同人当时的愿望    但后来《小说月报》实际仍以介绍外国文学为主，整理中国文学却基本未见实行读者陈德徵于1922年5月来信，重提整理中国文学的要求陈以为，“中国夹以伟大的国民性，在几千年历史当中，可说充塞了文学的天才或天才底作品，彻底质既厚而量又富，难道不值得研究？就使中国民族是被损害的民族，也应有彼特有的长处，难道不值得研究？”总之，“中国文学，有彼自己底位置，我们除非有意蔑视，终当引为急宜研究的一件事”但他也特别“郑重声明”说：“我并不是希望专研究外国文学者转向以复古”，尤其不赞成“和《学衡》派一样”复辟式的复古我以为应拿现在的眼光思想去窥测批评中国文学，我以为应拿现在的运动和文字去反证和表述中国文学”（注：陈德徵来信，1922年5月6日，《小说月报》13卷6号（1922年6月），通信栏1-2页    沈雁冰复信表示原则赞成，指出“研究中国文学当然是极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亦极想做，可是这件事不能逼出来的我的偏见，以为现在这种时局，是出产悲壮慷慨或是颓丧失望的创作的适宜时候，有热血的并且受生活压迫的人，谁又耐烦坐下来翻旧书呵。

我是一个迷信‘文学者，社会之反影’的人，我爱听现代人的呼痛声、诉冤声，不大爱听古代人的假笑佯啼、无病呻吟、烟视媚行的不自然动作不幸中国旧文学里充满了这些声音我的自私心很强，一想到皱着眉头去到那充满行尸走肉的旧籍里觅求‘人’的声音，便觉得是太苦了值得注意的是沈雁冰说他“去年底曾也有一时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