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阿公路修筑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docx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阿公路修筑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以《岷江报》《筑路报》相关报道为线索（1951~1955） 一 研究背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指出，民族国家是具有明确疆界的政治体制，其中代表民族-人民（the nation-people）的主权国家不断扩展自己的角色和权力[1]要实现民族国家构建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诚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观察到的，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须经由大众传播媒介、教育体系、行政管制等手段，甚至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2]学界广泛认识到，清季民国以来中国开始或者加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比如，马戎考察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体系如何转型，以及知识阶层如何利用传统来重建现代的“民族”“祖国”“爱国主义”等观念和制度[3]当然，我们也需要留意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长时段背景譬如，孔飞力（Philip Kuhn）曾阐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与旧帝国之下社会的深层联系[4]葛兆光注意到，自宋代起中国既具有传统帝国式国家特色，又具有一些很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意味，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的“近代性”相吻合。

[5]整体而论，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的构建是相对晚近的现象，而犹如水波泛起的层层涟漪，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在族群边缘区域的实施更为滞后其缘由无疑是复杂的，或者也可简单归结为传统时期国家对于边疆地区控制的相对松散回过头来需要思考的是，现代国家透过哪些行动才能实现基层政权的建立、政治经济机制的运转、思想观念的灌输？或许我们能够立即想到的是军事行为、民族政策、现代教育、跨族群移民等就本文所关注的川西北区域，即今日大致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而论，20世纪上半叶就有官方与学术机构合力推动的边政、民族调查研究，[6]也有民族资本家与地方上层人物合作下的资源开发[7]这些政治、经济、文化行为都在一定层面上拉近了川西北民族地区与国家的距离，不过，囿于国力、技术等条件，其规模与深度均较为有限作为历史脉络的赓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力量向川西北地区的下沉实现了质的飞跃，而最为显著的表征莫过于1951～1955年成阿公路的修筑我们注意到，修筑现代公路的技术能力、少数民族参与公路的修筑、纵贯雪山草地的公路实体，这些现实均助推国家政权向高原深处建立反过来，基层政权的愈发稳固又保证了公路修建的进度假若说修筑成阿公路的行为本身，就伴随公路的延伸而昭示新的政权、新的交通与生活方式的到来，那么，这一时段内的两份报纸《岷江报》《筑路报》就更是透过大量文本编纂而描述、修饰、阐释了成阿公路的民族国家意涵。

[8]下文将简要勾勒成阿公路修建历程，在此基础上，从上述两份报纸中甄选出一些故事、关键意象、反复出现的词汇等，继而考察特定时空下的公路修筑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紧密关联二 成阿公路修筑概况1950年12月，西南军政委川西行署交通厅公路局“灌茂公路工程处”成立，具体负责修建灌县至茂县公路1951年初，驻四川省新都县原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的七个队近千名学员，奉命改编为“川西军区教导一团”，执行灌茂公路修筑任务1952年3月，交通部核准投资修建成（都）阿（坝）公路正在灌县至汶川一线施工的“灌茂公路工程处”随即调整任务，负责起成阿路公路的建设1952年7月，灌县至汶川段73公里建成1952年12月，汶川至理县段51公里建成[9]1953年初，成阿公路开始向川西北藏区腹地延伸，“成阿公路筑路指挥部”组织军工、民工、劳改队（属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筑路工程处管理），共同承担理县至海子山段219公里公路的修建任务，并于1954年2月完工1954年4月，成立成阿公路工程处，隶属四川省交通厅公路局、茂县地委、茂县军分区，以军分区领导为主，负责海子山至阿坝县城段108公里公路的修建，至1955年11月完工成阿公路翻越崇山峻岭，大部分路段处于高寒山区，全线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最后二百多公里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其中鹧鸪山海拔4132米，查真梁子海拔3910米，海子山海拔3986米，阿依拉山海拔3940米。

施工任务艰巨、条件艰险、事故不断，不少筑路人员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譬如1953年7月1日中午，解放军四川省公安总队二四团二营六连正在理县米亚罗八角碉口路段施工，山体突然大面积垮塌，该连10名战士被塌方在顷刻间覆埋，壮烈牺牲，其中年纪最小的战士仅19岁，同时造成轻重伤11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成阿路的修筑施工中，共有191名筑路人员牺牲[10]上文记述了一连串关于成阿公路修筑进度的时间点，与之相伴的是新的基层政权在川西北地区的逐步建立与巩固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向川西北地区进军，2月在茂县成立川西人民行政公署茂县专区专员公署，9月控制了原四川省十六专区（专员公署设于茂县凤仪镇）所属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懋功、靖化等6县1952年7月，解放军发动黑水战役，并迅速取得胜利1952年12月，四川省藏族自治区建立，区府驻茂县1953年3月至5月解放军进军草地，控制了川西北草地1955年12月，四川省藏族自治区改名为阿坝藏族自治州，州府扼守进入草地的门户刷经寺三 “以往没见过汽车”：新生政权的力量展示场域1953年3月初，成阿公路汶川县至理县段刚刚贯通，理县龙窝寨小学的王光明小朋友难掩兴奋之情他给修筑成阿公路的民工写信说：“在反动派统治时候，莫说是汽车，就是修路也没有见过。

解放了，毛主席为了改善我们少数民族的生活，才派民工叔叔来修路[11]时隔不到两个月，理县立列寨小学的羌族小朋友宋巧花、陶先第、查先第，利用“五一节”假期忙着砍柴、割草，准备出售柴草来扯布做花裙她们憧憬即将到来的儿童节，届时要穿着新的花裙子，上街看汽车[12]1955年9月下旬，成阿公路终于修筑到了川西北草地的重要节点查理寺9月30日下午，塔洼部落的藏胞朗罗正赶着一群牦牛牧归，这时两辆吉普车沿着新修好的公路开了过来，牛群受汽车马达声的惊吓而四散逃开朗罗顾不得吆喝牛群，她“盯着汽车细细地看，很久不忍离去”次日是国庆节，清晨两辆大卡车开到了查理寺，当地藏胞都跑来观看不仅如此，在安曲工作委员会藏族干部力肘的率领下，80多个藏胞坐上了卡车汽车在草原上飞跑，藏胞们在车上不断地欢呼——这是他们第一次坐汽车[13]《岷江报》的不少报道都蕴含着类似的叙事模式，“从无到有”“从旧到新”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贯穿其间作为新生事物的公路、汽车、花裙子、筑路民工、藏族干部、儿童节、国庆节等，均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而带来这一切变化的就是新的国家政权20世纪50年代初的川西北高原上，热火朝天的筑路工地、平整的公路、飞驰的汽车，是交通条件的改善，更塑造出新中国强大力量的理想图景。

四 宏大时空叙事下的筑路故事现在看来时，成阿公路修筑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联性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要将偏僻的川西高原上的修路行为与民族、国家流畅地联系起来，的确需要些巧思《岷江报》《筑路报》的编辑、作者，尽可能将微观区域内的公路修筑融入宏大的国内、国际场景中1953年1月，成阿公路筑路民工二支队二大队二中队，给稍早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黄继光的母亲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慰问信，兹节录如下亲爱的黄妈妈：当我们听到你的儿子黄继光同志，为了保卫祖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安全，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的消息后，我们非常感动我们一百多个同志，都表示要坚决向你的儿子学习，学习他那种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努力工作，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早日修好成阿公路，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好，还要用实际行动加强，支援志愿军[14]在短短的百余字的书信中，多次出现“祖国”“爱国”字眼黄继光为了祖国牺牲了性命，筑路民工何尝不是舍弃小家而建设祖国边区呢？这样说来，与修筑成阿公路都闪烁着意义非凡的爱国主义光芒1953年5月初，成阿公路一支队四大队二十一中队来到了理县洪水沟他们见到当地到处是人粪、马屎、垃圾堆得如同小山，阴沟淤塞不通，粪坑里的尿水装满了，流得到处都是，太阳一出来，蒸发的四处都是臭味。

全中队认识到卫生的重要性，就立即着手打扫和整顿中队的厨房紧邻一座厕所，他们就动员老乡掩埋了厕所，还疏通了阴沟，清除了人畜粪便不仅如此，该中队还成立了卫生委员会、爱国卫生宣传组，借此向当地老乡、过路民工、行商宣讲卫生的重要性洪水沟的爱国卫生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感动得当地七十多岁的藏族吴大娘说：‘你们一来，洪水沟好像亮多了！’”[15]杨念群曾论及，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从单纯的反对“细菌战”转型为常规化的“爱国卫生运动”，而这一过程实现了从情感激励型的国家民族主义形式向与日常生活节奏密切相关的常规性卫生运动的切换[16]当然，内地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时，主要依托卫生行政部门、医护工作者、广大的群众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初的川西北高原上，新的各级基层政权以军事、政治工作为重心，尚无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这一时段的成阿公路筑路队伍几乎就是一个不断向高原纵深移动的政府，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包括爱国卫生运动在内的职责事实也是如此，到1953年7月成阿公路筑路队伍的爱国卫生运动愈发专业化比如养路大队二中队二分队的卫生员牟世龙在理县甘溪地方主动与农会配合，既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又编订了卫生检查制度，在他的努力工作下，“羌族老乡也讲究卫生了”。

又如一支队二十一中队的卫生员谢道芬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早上来到大队部为患癫痫病的藏族民工亚木畅做治疗再如三支队三营十连的付友培、一支队一大队五中队的谭安皖、一支队四大队二十中队的余光辉等卫生员，经常给病人洗衣服、端开水、煮病号饭、背重伤病人大小便[17]安德森曾讲到，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编辑将同一版面上多个独立事件并列在一起，从而制造出它们之间的关联性[18]我们随机翻阅一张《岷江报》，譬如1954年7月13日的第1版安排了如下几篇报道：《周总理离开北京前往日内瓦》《新建重庆电力厂全部移交生产》《全区各族干部开始学习宪法草案》《成阿公路上的骡马一中队》如此，北京、日内瓦、重庆、四川藏族自治区等国内外、区域内外的地名与事件，奇妙地与成阿公路连接在了一起读者几乎可以想象，周恩来总理踏出飞机舱门与迎接者挥手致意的时候，正有一支藏族运输队在骡马铃铛清脆的响声中唱着山歌前行五 公路修筑与意象建构周永明以汉藏公路为中心，论述了“路学”研究的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费四个视角，其中生产与建构是关系密切的一对“坐标”[19]就成阿公路而言，修筑或者生产的同时，这条道路就被赋予了象征层面的多样意象，而且这些意象往往服务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

1953年5月15日，成阿公路筑路一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在理县一颗印地方举办文娱晚会晚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山上的少数兄弟民族们，打着火把，四面八方地向一颗印围拢来节目一个接着一个，歌声、掌声、欢呼声、锣鼓声，不绝于耳在大伙的热烈欢迎下，少数兄弟民族姐妹们给我们唱了他（她）们自己优美的歌子大家更兴奋啦！都自动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20]跟上述故事一样，在《岷江报》《筑路报》涉及成阿公路的报道中，“兄弟民族”是出现特别频繁的词汇，换言之，“民族团结之路”是修筑公路者最意欲建构的意象之一如下的一则小唱更是直抒胸臆：成阿公路长又宽，越过万水和千山，红花开在绿叶上，成都阿坝要相连十五月亮圆又圆，高山寨子接平原，藏族羌族和汉族，弟兄携手齐向前……藏族羌族同胞们，热烈支援和慰问，团结犹如亲兄弟，友爱好比一家人[21]如果说民族团结是修筑成阿公路过程中的主旋律，那么修筑者尝试建构该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