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清诗学批评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古代文学论文.doc

浅论明清诗学批评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_古代文学论文 　　摘要:明清诗学批评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主要体现在四个维面:一是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对其的消解,二是从肯定真情表现角度对其的消解,三是从对诗歌审美本质的张扬及融通正变观角度对其的消解,四是从肯定新变角度对其的消解明清诗论家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对我们更辩证深入地理解唐诗演变发展的历史流程及其分期断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明清诗学;“四唐”之分;消解;疏漏补正;论说充实 　　　 　　“四唐”说是我国古典诗学理论批评中一个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典论说这一论说由杨时、朱熹、严羽等人开创,中经方回、杨士弘等人的充实,最终完善于高棅、徐师曾等人的手中在这一论说基本批评内涵建构与成型之后明清两代不少诗论家针对其理论疏漏与缺欠尤其是结合明代前后“七子”等人所提出的“诗必盛唐”之论,从不同角度对之予以了有力的补充、纠偏或拨正,从不同视点上充实与深化了对唐诗历史分期的认识,对我们更辩证深入地理解唐诗演变发展的历史流程及其分期断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此作些考察 　　一、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严“四唐”之分消解的第一个维面是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展开论说。

这一维面内容主要体现在董应举、叶羲昂、黄周星、姜宸英、柯维桢、胡以梅、毛张健、冒春荣、罗汝怀等人的言论中他们主要针对“四唐”说分期断限与唐诗历史发展流程的内在连续性存在抵牾加以阐说 　　明代中后期,董应举《唐诗风雅序》云:“唐诗之尤者,多有《三百篇》遗意,何论中晚,亦何必苦分中晚也?吾夫子选诗,在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可翼彝教、达政学,而不拘于正变,世乃以时代论诗董应举针对黄克缵编选《全唐风雅》集标示初、盛、中、晚之分期持以诘问他反对单纯以时代界划唐诗,认为没必要硬性地将唐诗流程断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提出观照诗歌创作高下的关键在于其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在兴观群怨的艺术生发与功能实现上,在是否有益于现实治政与教化之道上,切不可拘泥于诗歌正变之论,盲目地以时代兴衰界分唐诗高下这一论说开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对严“四唐”之分消解的先河 　　明末清初,叶羲昂《唐诗直解》云:“文章关于世运.而有盛必有衰,乃风气使然,非人力所能勉强也如梁陈之绮丽已极,势必变为魏、陈之纯朴,一扫浮华自有开元、天宝之盛,又不得不变为大历以后之卑弱然李、杜集中不无累句俗句,钱、刘所作岂乏杰制宏篇?自高季迪倡为初、盛、中、晚之分,而学者执为定论,无乃谬乎?”叶羲昂明确论断高棅对唐诗初、盛、中、晚之分期过于拘泥。

他认为,诗文创作与社会世运一样,是一个盛衰相禅相续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前代诗文风格不断消解与变化创新的过程,譬如由梁陈至中唐,由绮丽而纯朴,由劲健而卑弱,其中,雅与俗、鸿篇巨制与小巧篇章相互交替消长,单纯以初、盛、中、晚四期划断唐诗之高下显然是不合适的黄周星《唐诤陕自序》云:“唐之一代,垂三百祀,不能有今日而无明日,不能有今年而无明年,则不能有一世而无二十世……夫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后可耳,岂可以此定诗人之高下哉?……故仆以为初、盛、中、晚之分,犹之乎春、夏、秋、冬之序也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炎凝,欢赏恒于斯,怨咨恒于斯,不得谓夏劣于春,冬劣于秋也况冬后又复为春,安得谓明春遂劣于今冬耶?”黄周星认为,以初、盛、中、晚界分唐诗,只是以时代先后而论,而绝不能以此定诗人之高下他比喻其如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劣日,绝不能一语评断何季节为佳,何季节为劣,并且一年四季相推相续,无前即无后也黄周星之论,以四季的自然更替例说唐诗流程演变发展的内在合理性,形象地表达出对“四唐”高下说的消解之意 　　清代前中期,姜宸英《唐贤三昧集序》云:“先生自序此选,谓别有会于司空表圣、严沧浪之旨,录盛唐诗尤隽永者,自王右丞而下得四十二人,以为此集。

近虞山钱受之极论严以禅喻诗之非,而于高廷礼之分四唐,则案以当时作诗之岁月而驳之日: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钱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夫诗不可以若是论也……故初、盛、中、晚,亦举其大概耳而盛唐之诗,实有不同于中、晚者;非独中、晚而已,自汉魏及今,有过之者乎?盖论诗之气运,则为中天极盛之运,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则常有不极其盛之意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诠’、‘言有尽而意无穷’,辟之于禅,则正所谓透彻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规模于浮响慢句,以为气象,而托之盛唐,此明嘉、隆以来称诗者之过也,于前人乎何尤?”姜宸英通过对王士稹《唐贤三昧集》的论评,表达出对以初、盛、中、晚界分唐诗的不满他认为,“四唐”之分,只不过是个大致的说法而已,切不可过于拘执并以此判分唐诗之高下姜宸英本人虽极力推尚盛唐之诗,称扬“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但他反对仅从形制与气象上效仿盛唐诗作,批评嘉靖、隆庆年间不少诗人学诗之弊,主张从诗作内在艺术质性人手加以全面考量姜宸英之论,对消解一味高标盛唐之论具有积极的纠偏与拨正意义柯维桢《曝书亭集序》云:“自严仪卿论诗,别唐为初、盛、中、晚,高廷礼遂按籍分之同一开元也,或为初,或为盛;同一乾元、大历也,或为盛,或为中。

论世者因之定声律高下,予尝惑之近见同郡朱锡鬯集唐人诗为词,取而读之,不能辨其为诗中之句,又何初、盛、中、晚声律高下之殊焉?乃知拘方之论,不足语于赏音者也,而予之惑,庶几可释已柯维桢对严羽、高棵等人以初、盛、中、晚及不同品目界分唐诗高下予以指斥他一方面认为其界划模糊不清,另一方面又以自身切实的赏诗实践对“四唐”诗之高下说予以了否定他评说在同一首集旬诗中,无法辨分其为何时期之诗句由此可见,初、盛、中、晚唐诗高下之论乃欺人之谈,是经不起艺术欣赏实践检验的柯维桢以自身切实的赏诗实践对“四唐”诗高下之分予以了明确的解构胡以梅《唐诗贯珠笺释凡例》云:“唐诗之分初、盛、中、晚,牧斋先生斥而论之详矣凡人上寿中寿,百十年中,一生着作,何能割裂疆陌,分为或初或盛或中或晚?时世可分也,而人不可分胡以梅承钱谦益对“四唐”划界的诘问加以论说他也认为,一个人的创作在不同时期虽然会有变化,但却难以截然划断,将同一诗人的创作置划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唐诗流程中,这完全是依时而论而非以人为据,其论说是明显存在疏漏与缺陷的,应该引起论说者的反思毛张健《唐体余论序》云:“近代之论唐者,类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以为诗之厚薄所由别。

殊不知中晚之诗即初盛之诗不宁惟是,更溯之汉魏六朝,其源流本自相接,可以时代之隔、体势之异论乎!”毛张健针对明代以来不少人以初、盛、中、晚界分唐诗高下之论也予以批驳他提出,“四唐”诗在渊源流别上是同出的,不仅如此,它们在创作因子上都可以上溯汉魏,其内在是相互融通的,一味盲目地以时代论唐诗,将“四唐”诗的不同一味放大并以此界分其高下,这是很不妥当的冒春荣《葚原诗说》云:“或问唐诗何以分初、盛、中、晚之说?日: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岁至玄宗先天元年壬子岁,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岁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岁,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岁至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岁,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开成元年丙辰岁至哀帝天祜三年丙寅岁,凡七十一年溯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帝末年丙寅,总计二百八十九年,分为四唐然诗格虽随气运变迁,其间转移之处,亦非可以年岁限定况有一人而经历数朝,今虽分别年岁,究不能分一人之诗以隶于每年之下甚之以讹传讹,或一诗而分载数人,或异时而互为牵引,则四唐之强分疆界,毋亦刻舟求剑之说邪?然初、盛、中、晚之年之分起讫,初学又不可不识之冒春荣对“四唐”分期说予以了甚为详实的述说与消解他对历来初、盛、中、晚“四唐”的具体分界及时间跨度作出了描述界定,之后,对以具体年号划断唐诗流程的做法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这种断限的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风的转换变化,并不一定就能具体落实到某一年份之中;二是同一诗人的创作也是难以归人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因此,强分界域的“四唐”说无异于刻舟求剑,呆板拘限,点不到要害但冒春荣接着又指出,“四唐”说作为引导人们认识唐诗发展流程的一个甚有影响的论说,又不能不以年限大致划断,这便是自然界万事万物自身的矛盾使然,也是人们无奈而又不失可操作性的一种做法冒春荣之论体现出甚为辩证的论说态度,在对“四唐”说的消解之论中是甚见平实入理的 　　晚清,罗汝怀《七律流别集述意》云:“初、盛、中、晚之分,始于宋末严羽,而明初高棅《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因之,唐汝询《唐诗解》沿之,说者颇病其拘方且神、景之人,讵不延及开、宝?肃、代之士,何弗历乎贞元?”罗汝怀继续针对初、盛、中、晚唐诗分期加以驳斥他认为,此说甚为拘限,其理由之一便是同一诗人可能身跨两个不同时期,对此,“四唐”分界说是难以解释的其又云:“然所谓初、盛、中、晚者,正如句萌谢令,首夏犹见清和;元冥司天,残秋先形萧槭既因分以得合,亦举正以该余人代区分,聊便考索惟以武德至开元为初唐,以开元至大历初为盛唐,以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以开成至五季为晚唐。

则同一开元,何以前属初而后属盛?同一大历,何以半属盛而半属中?元和以后,尚有穆、敬二宗之长庆、宝历;文宗开成之前,尚有太和九季,何以略而弗及?殊所未喻罗汝怀对“四唐”分期进一步展开辨析与驳诘他以四季时令为喻,认为“四唐”之分的价值其实并不在其界划本身,而关键在参融互渗、全面汲取以发展诗歌之道上他提出,传统“四唐”说在分期上呈现出模糊不清的特征,这体现在对开元、大历分界不清及对中唐时段论说的模糊上四唐”说实为一个体现出一定理论疏漏与缺欠的分期,这是我们在传承述说中所应该引起注意与充实补正的 　　二、从肯定真情表现角度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严“四唐”之分消解的第二个维面是从肯定真情表现角度展开论说这一维面内容主要体现在郝敬、袁宏道、钱谦益、黄宗羲、康熙、王士禛等人的言论中他们主要立足于唐诗创作艺术生发的基点,对初、盛、中、晚四期唐诗的不同尤其是其同源而异出等予以了阐说 　　明代中后期,郝敬《艺圃伧谈》云:“说者取唐诗分初、盛、中、晚,晚不如中,中不如初,随世运为污隆,其实不然盖性情之理,不蕴郁则不厚,不磨练则不柔是以富贵者少幽贞,困顿者多委蛇昔人谓‘诗穷始工’,《三百篇》大抵遭乱愤时而作。

以世运初、盛、中、晚分诗高下,倒见矣唐诗晚工于中,中妙于盛,盛鬯于初初唐庄整而板;盛唐博大而放;中唐平雅清粹,有顺成和动之意焉;晚唐纤丽,雕极还朴,无以复加今谓唐不如古则可,谓中、晚不如初、盛,论气格,较骨力,岂温柔敦厚之本义哉!”郝敬反对以“气格骨力”论诗,由此也反对格调论者对“四唐”诗的界分他认为,单纯地以世运为依据论说唐诗高下,这是很不妥当的诗本于人之性情,或含蓄蕴藉,或刚健质实,都与人的生活背景与人生经历有关,这点自《诗三百》以来便是如此在唐诗演变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初、盛、中、晚之诗,各有其主体美学特征,或庄束严整,或自如宏大,或平和纯粹,或秾丽纤巧,这些都是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紧密相联的格调论者一味以“气格”与“骨力”作为论诗准则,以此衡量其他诗作,这是很不全面和辩证的,并且这一艺术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温柔敦厚之义有所区隔郝敬较早从对人之性情的肯定与高扬人手,对抬高初盛唐诗之论予以了消解袁宏道《与丘长孺》云:“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

赵宋亦然袁宏道明确以“真”作为衡量诗歌审美表现的立足点他极力强调诗歌创作要以真为本,由真情而加以艺术生发,由此,他努力张扬诗歌艺术表现的多样性,认为唐代初、盛、中、晚各有其诗,不能一概以初、盛唐诗之意味与风格来加以考量,盛唐与中唐的代表性诗人也各有其特色,而不可一概以李、杜为准的与要求 　明末清初,钱谦益《唐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