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 ——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文化研究论文.doc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 ——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_文化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 考试 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关键词】 宋代;科举制度;社会心态;志怪小说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如何?这无疑是个值得关注、也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社会心态”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且不同时期的社会心态不尽相同，情况极为复杂，而科举带给每个士子的际遇和感受又千差万别，甚至悬若天壤，欲进行考察，只能从形形色色的“心态”中寻找共同点于是我们发现，在极重“科名”的宋代，由“科名至上”衍生出的“科名前定论”，是宋代科举制度下社会心态的凝结点一个无论是“金榜题名”者、还是“名落孙山”者，甚至是与科举毫无干系的人都要接受或不得不接受这个理念，即便是时过境迁，也还会津津乐道。

故本文从“科名前定论”切入，研讨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而由于反映社会心态的材料多来源于笔记和志怪小说，因而略及“前定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是由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决定的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曰: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霾於卑近而不获超卓於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於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 ［1］　（卷11）刘壎是由宋入元的士人，他的这段话，可谓是对有宋科举制度的深刻反省习时文，取科名，然后入官治民，虽然一生“皇皇焉”，“不识高明之境”，但却心甘情愿，不仅获得了心理平衡，而且得到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南宋人项安世曾作《拟对学士院试策》，论科举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略曰:“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余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

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论矣 ［2］　（4之43） 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决定士人的命运，原因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仕进之途也就是说，“科名”成为官场的唯一“准入证”，“含金量”极高在唐代，先是明经科，后是进士科，虽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但有此科名者不过是做“美官”，成“清流”，而入仕门径却不少，不像宋代这样“出是科”者就“必弃之”科举决定士人命运的严酷事实，给社会心态带来强烈的冲击首先，如上引刘壎所说，“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同样的话，早在北宋就有人说过，如孙觉在熙宁元年（1068）六月所作《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改更》中就曾写道:“今有道德之士，不由科举，则无以进仕于朝廷是使天下之才，皆汨没于雕虫篆刻之技，弃置于章句括帖之学也由宋入元的赵孟也说过:“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已 ［3］　（卷6《第一山人文集序》） 这种“科名”至上的后果，是使科举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有些宣称“绝意科举”或所谓“隐士”，也是在经历了多次下第痛苦之后，才不得已而放弃的，并非天生高尚或有“隐德”。

尽管在当时的 历史 条件下，科举不失为选拔人才的有效方式;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宋代科举制度也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相对公正，可它的唯一性指向所造成的社会弊端，也为有识者所共嗟，如刘壎所感叹的:“可哀也!”二是举国沉溺于时文欧阳修曰:“是时（按:指仁宗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 ［4］　（卷73《记旧本韩文后》） 宋元之际，舒岳祥回顾两宋时文盛而诗歌衰时，说:“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第一，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从之列，举子盖鄙之也 ［5］　（卷12《跋王矩孙诗》） 前引刘《答友人论时文书》，曾说“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他又在《隐居通议》卷21写道:“宋初承唐习，文多偶俪，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然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数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谓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士大夫方游场屋，即工时文;既擢科第，舍时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称文士大者培植声望，为他年翰苑词掖之储;小则可以结知当路，受荐举，虽宰执亦或以是取人，盖当时以为一重事焉。

既然“科名”重于一切，而要猎取科名，又必须靠“时文”，那么士子全力投入到时文的学习和写作，也就理所当然了三是士子除“科名”之外，对其他则是“集体冷漠”，甚至“爱文而不爱国”身历亡国之痛的刘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感慨良深地写道:“《南唐书》载:金陵被围，亡在旦夕，后主犹命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士孙确等三十八人及第史臣反覆哀痛，谓其不识事势，每读使人殆无以为怀而比岁襄围六年，如火益热，即使刮绝浮虚，一意救国，犹恐不，士大夫沈痼积习，君亡之不恤，而时文乃不可一日废也痛念癸酉（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之春，樊城暴骨，杀气蔽天，樊陷而襄亦失矣壮士大马如云，轻舟利楫如神，敌已刻日渡江吞东南，我方放解试，明年春，又放省试朝士惟谈某经义好，某赋佳，举吾国之精神工力，一萃於文，而家国则置度外是夏又放类试，至秋参注甫毕，而阳罗血战，浮尸蔽江未几上流失守，国随以亡，乃与南唐无异，悲夫!爱文而不爱国，恤士类之不得试，而不恤庙社之为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为背时之文，在当日为亡国之具夫安忍言之!” ［1］　（卷11） 科举制度对士人乃至全社会人格的扭曲，真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洪迈《容斋四笔》卷8《得意失意诗》记曰:“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金榜题名，举子下第，成了人们公认的大喜大悲的两个极端当人们还在咀嚼或喜或悲的滋味时，三年一个周期的贡举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悲喜剧重又拉开帷幕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整个被扭曲了的人格，就是科举制度下宋人社会心态形成的背景，也是“科名前定论”产生的土壤 　　二、“科名前定论”那么到底这些悲喜剧是谁导演的?是知举官?科举制度看起来是那么严密和完善，并不是哪位考官说了算，何况上有“御试”是皇帝?皇帝只不过是“御试”的挂名“主考”，阅卷、定等都是由御试班子集体决定的，何况谁敢将矛头上指?在这里，任何理性的解答似乎很难消除人们的迷惘于是，人们只有另求答案柳子文在元间任考官时，曾作《未试即事杂诗》二首，第一首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徒劳争墨榜，须信有朱衣万事前期定，升沉不尔违 ［5］　（《同文馆唱和诗》卷3） 他所说的“朱衣吏”，代表的是“神” ① 王安国曾在《举士》一文中，指出“有道德者往往耻于求举”，但同时又说:“贫者又多困于不售夫不售者，古以为有司之罪，而今之操升黜者反咨嗟叹息，以为彼有所制，而吾亦无如之何。

什么叫“有所制”?据他说，那就是“有司不得行其志而归之于”原来，是“神”与“命”在冥冥中主宰着士子的前程，是悲喜剧的幕后总导演神”与“命”决定一切，宋人归纳为“科名前定”上引柳子文诗，有自注道:“朱衣吏事，见《登科前定录》《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登科定分录》七卷，张君房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科名分定录》七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作《科名前定录》一卷《麈史》卷中亦作《科名定分录》七卷《郡斋读书志》卷9著录元符中无名氏《唐宋科名分定录》三卷，引其序云:“己卯岁（元符二年，1099），得张君房所志唐朝科场故事，今续添五代及本朝科名分定事，迄于李长宁云 ① 由此可知，《科名前定录》（或作《科名定分录》）七卷，虽记唐人事，却是宋人著作，后又有人补入“本朝科名定分事”，重纂为《唐宋科名分定录》三卷按:张君房，安陆（今属湖北）人，真宗景德二年（1005）进士，官至著作佐郎，曾编《道藏》、《云笈七签》等书他是位笃信道教的官僚从上述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科名前定”，虽社会上早有此说， ② 但把它 总结 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著书公开宣扬，始作俑者则是张君房无论是《登科前定录》或《唐宋科名分定录》，都已久佚，我们无从获见收在两书中的包括前述“朱衣吏”在内的全部故事，但两书之外的同类作品，却仍在不断地创作，至今还大量保存在宋人 文献 （主要是小说、笔记）之中。

考察这些“科名前定”故事，大约可分两大类第一类是科名主于“神”如《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4引荆伯珍《神告传》，荆伯珍自述他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省试时，赋中误书“焚”为“喷”，归而始觉，中夕不寐，于是向“二相公庙”（子由、子夏庙）乞祷，“是夕梦二神人，朱衣，坐大坛上，谓伯珍曰:‘莺鸣六合，数应二朱，亦须头戴金冠，脚蹈玉象’怀中出一枝花，曰:‘桂也’伯珍跪受之，遂觉后来他又遇二皂衣吏，自称是送今年举人的“冥中走吏”，告诉他本来落韵不合过，“二相公苦救之，前夜已命宋舍人与改了，今却注名过也”所说“宋舍人”，指当年的权知贡举宋白荆伯珍于是去见宋白，宋告诉他:“所试赋甚佳，一‘喷’字固知笔误，前夜已与贾舍人（指贾黄中，当年为权同知贡举）同改为‘焚’字了，勿忧!勿忧!”这年，荆伯珍顺利地通过了省试宋代科举条制规定，凡诗赋落韵，便入“不考式”，是必定要落榜的，但“神”却可以“扭转乾坤”而且上引二“朱衣神”所说的“莺鸣六合”云云数语，也都一一应验:“御前试《六合为家赋》，《莺啭上林诗》，名字在第二等末，徙尾第二人魏元枢之下、彭垂象之上又如《夷坚支乙志》卷2《邵武试院》，记淳熙十三年（1186）秋八月邵武解试，誊录院失火，文卷被焚。

明日，治群胥，皆奔迸隐处，忽一黑物从空而下，状貌如鬼，携当三钱二十余，视案时有喜色，便置一钱于案头而去吏自念:岂非得钱者预荐?因默记之，待揭榜，果与所料同作者议论道:“名场得失，当下笔作文之时，固有神物司之于冥冥之中，无待于考技工拙也这是典型的“科名前定论”，那个所谓从空而下的“黑物”，便是“神”的使者，有如所谓“皂衣吏”这类故事现存特别多，再如:天圣四年（1026），海州书表隽宗远梦有神告之，来年状元是王尧臣宗远寤，题于司房北壁是年秋赋，开封府解榜到，见王之姓名，因指谓同列曰:“此是明年状元洎省榜到，见王又预奏名，隽再题于壁未几殿试，王尧臣果魁多士至和中，毕景儒仲询之父知海州，亲访其事，备载之于《幕府燕谈录》 ［7］　（卷8《隽宗（远）神告》） ③王安石以《三经》取士，遂罢词赋，廷对始用策先是，叶祖洽梦神人许之为状头，惟指庭下竹一束，谓之曰:“用此则为状元叶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叶果为首，竹一束乃策（原注:又梦中神为设狗肉片为“状”字），定数如此 ［8］　（《制科词赋三经宏博》）不仅科名前定，连科举 考试 的题目也是“前定”:　艾侍郎颖，少年赴举，逆旅中遇一村儒，状极茸，顾谓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

艾曰:“贱子家于郓，无师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学疏寡，聊观场屋尔，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书一卷以授君，宜少俟于此，诘旦奉纳翌日，果持至，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