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docx

    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    王钰鑫摘 要：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平衡的复杂关系，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审慎权衡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新时期，我们要始终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国情实际，努力使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协调有序、良性互动的理想关系状态Key：国家与社会；动态平衡；国家治理；良性互动：D61文献标志码：A：1002-7408（2017）09-0014-04国家与社会之间按照不同方式进行组合，构成了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模式与演进流变①这些模式虽各有特点，但其共同之处就是都致力于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与调适，来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形成国家与社会和谐共荣、良好合作的状态回顾历史，近代以来我国国家治理演进的历程表明，正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调整，使国家和社会在博弈中达成一种相互支持的动态平衡关系，既形成了我国现代国家治理的演进之路，又凸显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族特色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把握和分析，笔者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近代以来我国国家治理演进规律的共性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条重要规律。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动态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问题的重要视角国家与社会是国家治理模式中的两大主体，具有不同的生成逻辑和运行机制，二者以什么样的关系实现组合，将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成效和得失国家和社会是“两个既相互对立，又密不可分的实体”[1]回顾人类文明史，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一对孪生兄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存至今回首现代国家成长与建设进程，可以发现这是一段市民社会型塑公民国家、公民国家规范市民社会的历史，[2]也是一段国家与社会相互博弈从而形成在强国家与强社会之间不断摇摆的“钟摆”历史对这一历史进程——核心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主张：以社会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国家治理理论和以国家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国家治理理论前者实质上体现的是对市民社会的绝对信任，从而使“大量权威高度分布于社会，但权威的运行却可能是碎片化的”[3]30后者体现的是对国家理性的充分肯定，认为在社会形成过程中，国家扮演着中心的角色，“既塑造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包含了一种构建社会网络的联系机制”[4]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并非是这种一元思维模式可以解释清楚的。

有学者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坚持绝对的国家中心（集权）或者绝对的社会中心（分权），往往都发生在治理不好的地方②由此产生一种尝试把国家和社会结合起来进行认识和把握的观点，主张国家理论就是“关于社会以及权力在该社会中的分配的理论”[5]从这三个维度衍生并形成了关于国家与社会的思想流变，形成了各种学说、观点、主张然而，究竟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协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作出新的回答的命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治理同国家一样是历史的产物，其治理的内在结构必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并同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总趋势具有一致性从根本上说，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不同的社会会衍生出不同的国家；同时国家又反作用于社会在这一大的理论框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回答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博弈关系及其变迁走向，对现代国家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描述能力和阐释价值，为研究国家治理演进与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国家消亡的过程就是国家还政于民、回归社会的过程在国家消亡之前，国家与社会之间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其理想的状态是国家与社会在寻求平衡中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的共同治理这成为观察和分析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现代社会的培育与现代国家的成长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现实逻辑国家具有整合社会治理的“内聚力”，需要顺应社会规律小心翼翼地介入社会，以使社会良性发展，从而满足现代社会发展中人们对各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国家虽然作为独立行动者具有自主性，但它也需要社会资本、自主性和参与的有机结合，才能成为国家治理的良好基础[6]与此同时，在现阶段，唯有国家才能“集聚合法的权力并运用于特定目标”；实现善治“毫无选择地只能回身去寻找主权民族国家”[7]115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国家治理的规律性问题，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在人类社会演进中，“国家”最终必然要走向消亡这是国家还政于民的过程，也是国家回归社会的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何以可能的重大课题事实上，“真正健全的民主并不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国家的控制，而是整个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都来管理国家但这同时意味着国家的消亡”[8]换言之，最高意义上的国家治理，同时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消亡，人类将开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有机团结的共同体生活③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找到的通向理想社会的途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保障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一体化推进，并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基础上最终建立起“自由人联合体”，从而克服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离，并且使两者达到高度的和谐，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目标及最终归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所作出的国家消亡的理论判断和历史性预言，内含着从统治向治理转向的政治要求由此足见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极其惊人的前瞻性和革命性[9]二、实现国家与社会动态平衡是一项具有复杂性和高难度的重大课题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国家通过权威治理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又必须通過走民主化的道路来进行治理这其实是一对矛盾，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演进的历史过程印证了解决这对矛盾的复杂性，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平衡的复杂性，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审慎权衡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从根本上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适与动态平衡，是近代以来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建构与推进的重要遵循其实现方式，主要是通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从而发展出一种国家与社会呈现良性互动状态的新型治理模式[10]endprint驾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构建协调、有序的新型关系，必须充分考虑现代政党因素近代以来，政党在社会进步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在制度变迁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后发国家，政党往往产生于现代化进程之初，是具有超越性的政治力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可以运用强制性权力和资源，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驾驭并协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建构良善的国家政治秩序。

中国作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超大型國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自然表现出很强的特殊性虽然在西方，政党是补充制度的力量，但在中国却是填补制度的力量，[11]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形成与演进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独特性，即我国现代化始终是在国家（政党）主导下不断推进的，经历了一个从外生主导型向内生主导型转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方位、多层面改革的接力推进，主要得益于国家权力所让出的足够空间，带来了“自主性的社会空间不断扩大”，[12]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渐进调整中发生了部分质变，即内生主导型日见凸显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国家能力得到显著提高、社会活力被深层激活这也表明：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绝不是非合作博弈的关系政党是调节国家与社会的重要动力，甚至是决定着国家治理成败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由先进理论武装起来、具有崇高政治理想、经受住了各种风险考验的现代政党，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和决定性因素清末民初的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逐渐被破坏，市场发育极其缓慢，社会整合远未完成，人民群众似一盘散沙国家羸弱，虽然资源尚存，却早已失去向心力，认同度低下，由此形成了弱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

弗朗斯西·福山曾指出，文明政治秩序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的祸根，就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软弱无能甚至是处于无政府状态[7]1为改变旧中国这种局面，中国先进分子为寻找新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艰辛探索，但都没成功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以巨大的启示，并开启了对全新国家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自觉肩负起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取得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平衡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只是表明我们党找到了克服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一条新路，即通过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新型民主来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双强格局——一种理想的国家治理状态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可以依靠主观意志作出安排的，而是受到客观条件的强制性限制，并渗透到各种制度中去这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律之一，只能认识、利用之，却不能凭借主观意愿将其取消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被延续下来，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初始状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社会主义的国家应逐渐融入社会。

但是这个过程在我国实际上变成了社会国家化的过程，即由于社会被国家所覆盖而呈现出社会与国家一体化的状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比较突出地强调了“拥有强大的提取、渗透、规制和分配能力的国家——也就是强国家——的正当性”，[3]17从而使国家占有了物质资料、资金、技术、劳动力以及权力、威望、地位、机会等方面的资源，这种经过强化的国家以及被国家集中控制的资源能达到很高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而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但这种国家与社会同构的国家治理模式客观上也存在着弊端和不足，不仅社会的自主性受到了极大抑制，国家的权威性也面临着潜在的冲击，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到来和新任务的挑战，甚至成为社会现代化的障碍从世界政治实践来看，集权专断的国家并不一定具备强大的制度能力，而善于同社会协调互动的国家则具备较强大的制度实施能力；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进行的国家治理在某种程度上还因缺乏灵活性而显得僵化任何一种新型国家治理模式的成熟运行，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其历史必然性才能得以彰显。

[13]即是说，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国家治理是有着严苛条件的，现阶段是不现实的因此，必须从不断变化的具体实际出发，根据新的主客观条件来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关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必须将其摆在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和伟大征程中去认识、把握、推进，将其与我们不断建设更高阶段、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结合起来近代以来，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华儿女筚路蓝缕，百年求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找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平衡的方式方法，从而协同解决民主诉求与权威认同之间的关系，使国家与社会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理想关系，并不断解决由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衍生出来的其他各种复杂关系曾经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原理分析了中国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是由“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14]这种独特性，正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体现面向未来，怎样在既有探索的基础上走得好、走得稳，仍然需要我们根据不断变化了的中国实际进行接力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平衡的复杂性，仍然是我们今后推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构建协调、有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基本国情后作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判断：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的时代背景和根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