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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档案管理理论与方法第一节 世界各国的档案鉴定1 档案鉴定理论档案鉴定档案管理业务环节之一，也是档案学研究的重点之一1984年出版的由国际档案理事会组织编辑的《档案术语词典》中，认为档案鉴定是“根据文件的价值来决定对其进行处置的档案工作基本职能，也称为评价（evaluation）、 审查（review）、 选择（selection）、 选留（selection retention）”[1]中国《档案学词典》上说档案鉴定通常指档案的价值鉴定是全面考察档案对本单位和社会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作用，决定档案的存毁，确保档案的质量鉴定工作的内容是：制订档案报馆期限表，对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划分保管期限，对保管期满确无保存价值的档案予以剔除销毁从完全意义看，这也是原稿上的话吗？看着别扭还包括鉴别历史档案的真伪 [2]档案鉴定就是鉴别和判定档案的价值，挑选出有价值的档案交档案机构保存，剔除无保存价值的档案予以销毁档案鉴定应该与档案工作的历史相并存的，但是古代档案数量较少，且档案作为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大多保管分散，随意处置，所以鉴定工作一直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我国有悠久的档案工作历史，但是在古代的档案管理中也鲜见有专门介绍档案鉴定的。

直到14世纪，欧洲国家的一些城镇才开始出现淘汰公文的做法一般是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阅庞杂的文件，将其中有价值的档案加以保存，把无用或重复的文件淘汰掉，这是档案鉴定工作的最初表现形式档案鉴定正式作为档案工作的一项业务环节并发展成为今天意义上的档案鉴定工作，是从近代法国档案改革才开始的1789年的法国档案改革揭开了近代正规档案鉴定工作的序幕改革中颁布的“穑月七日档案法”是世界上第一个涉及档案鉴定的法令法令”确定将要建立的法国国家档案馆有权划分和处置档案文件，巴黎和各主要行政区中心设立档案清理处，负责清理接管旧政权档案继法国以后，奥地利、 普鲁士、俄国和英国等一些国家也相继颁布了有关档案鉴定的简单法规，如1832年，奥地利为防止出现过分销毁档案文件的现象，颁布了《关于剔除和销毁登记室和档案馆无用案卷的规章》，规章中对禁止销毁的案卷范围以及制定和实施销毁的机关都未作具体规定；1833年普鲁士颁布档案鉴定规章要求由行政机关决定档案文件的鉴定和销毁事宜；俄国在1830-1860年发布的档案鉴定法令中也做了类似的规定这些法规内容笼统，排斥档案人员参与档案鉴定，大多数都规定由行政人员自行决定档案的留存和销毁。

这种现象在英国得到部分改善英国1838年8月14日由议会通过了《公文文件法》，授权公共文件档案馆有权对公共档案进行清理和编目到了1877年，英国颁布《公共档案法》，赋予英国公共档案馆馆长销毁档案文件的权力根据这项法令，英国1715年以前形成的文件不得销毁但除了年代限制之外，英国当时还没有对文件的永久性价值作任何其他考虑，在鉴定中对于有价值的文件的保存和无价值文件的销毁之间更关注后者到19世纪末，文件数量迅速增长，档案的粗线条规定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各国开始研究和制定更为详尽的原则和标准档案鉴定理论也由此开始发端1.1 欧美近现代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发展档案鉴定理论是各国档案工作者和档案学者依据长期的鉴定实践经验，对档案价值规律和档案鉴定原则和标准理论进行的科学总结档案鉴定理论是档案鉴定工作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20世纪初德国的“年龄鉴定论”到现在的宏观鉴定战略，世界各国的档案学者不断进行摸索与探讨，并在实践中反复验证，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和较为系统的理论认识1.1.1 20世纪初起源于德国的“年龄鉴定论”年龄鉴定论是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在1901年提出的。

他在担任普鲁士国家机密档案馆馆长期间，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针对当时欧洲各国在档案鉴定的规定中，都把有无行政用途作为确定档案价值的主要标准，对档案的历史价值未给予重视的情况，提出了一套新的档案鉴定理论体系，指出“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凡16世纪以前的档案不允许销毁 “高龄档案应该受到尊重”的原则主要是针对历史档案而言，历史档案距离现代年代久远，数量相对较少，价值珍贵，因此迈斯奈尔提出了这一原则，并设定禁毁年限，确定了受保护的历史档案的时间段限这是一种“颠覆传统”的鉴别思想，它改变了过去各国销毁古老档案、保留近期档案的传统做法，为历史档案得到妥善保存奠定了基础迈斯奈尔的这一独创性的观点和做法迅速被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所接受，并相继仿效，如法国规定禁毁年限是1830年，在这一年七月，巴黎爆发革命，国王查理十世逊位，腓力普继任国王，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德国是普法战争胜利全国统一的1700年；美国是1861年，这一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俄国最初设置禁毁年限是1811年6月25日，后来改为1825年，到1957年又规定19世纪下半期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以前的档案，一般不准销毁这样，“高龄档案应该受到尊重”的原则便成为世界各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并进而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最早的档案鉴定理论。

1.1.2 20世纪2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行政官员决定论”这种鉴定观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档案学者希拉里·詹金逊他在1922年出版了档案理论与实践的一部重要著作《档案管理手册》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鉴定思想，其核心观点是档案人员不宜参与文件的鉴定和销毁他认为，文件是行政管理无意识的副产品，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它不能被后来加工整理者人为干预，否则文件的原始证据就会受到损害而档案是由文件形成者产生的一个文件有机整体，从该整体中抽取任何一份文件都违背了档案基本原则；档案人员在鉴定中必然运用的“个人判断”，不仅将玷污档案作为证据的神圣性，而且会妨碍实现保存档案的目的——满足历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对档案的实际或预期利用；档案人员是证据保护者，是档案的“保管者”，他们的职责是保管，而非制造档案因此他声称“让行政官员成为选留和销毁其文件的唯一代理人—…” 建议由文件形成者从事减少大量堆积文件这项不受欢迎的工作，由档案人员负责保管残留的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文件，档案馆无需销毁它们詹金逊德鉴定理论固然有其正确合理的一面，因为档案不是档案人员形成，也非档案人员使用，其价值的鉴定当然不能由档案人员单独决定但将档案人员完全排除在档案鉴定工作之外，也是不正确的。

因为，行政官员一般都缺乏客观的历史文化意识，他们一般都只考虑本机关自身的利益，很少考虑社会总体需求，这样在鉴定中就很难准确地把握好度所以仅仅由他们单独决定档案的存毁，既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也不利于保证档案地鉴定质量和档案价值的充分发现美国档案学者杰拉尔德•汉姆最近指出：“允许文件形成者自行决定哪些文件将成为档案是通过忽视问题的方法来解决当代文件的复杂性、非永久性和数量膨胀等问题根据詹金逊的方法产生的公共文件或许更多地体现了现代文件管理的缺点，而不是有关任何其他机构活动的证据如果根据他的观点，像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谈或乔治•布什这样的文件形成者就可以通过销毁或剔除那些有关任职期间不利证据文件来自行确定其档案遗产詹金逊的观点走入极端，会导致按照行政意志和国家意志塑造档案》[3]因此，从总的来说，“行政官员决定论”并不是一个科学地理论，在当今电子文件时代，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市场1.1.3　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波兰的“职能鉴定论”“职能鉴定论”是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在借鉴迈斯奈尔鉴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涵义是按照文件形成机关在政府机构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档案文件地价值和保管期限。

卡林斯基认为档案文件地价值大小和保管期限的长短与形成机关的地位高低和职能重要性总体上成正比，依据这一观点，他把档案文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最高行政机关的文件，一般应该永久保存；另一类是低级机关的文件，只需保存一段时间就可以销毁此外，卡林斯基还提出了鉴定单份文件的具体标准，即一般标准、法律标准、行政标准、历史标准、地理标准、替代标准和典型性标准等职能鉴定论不仅强调档案价值的鉴定与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直接相关，而且找到了二者之间地对应关系，即形成机关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文件的价值就越大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普遍性但是它仅依据形成机关的职能大小来和地位级别等外在形式决定档案的存毁和保管期限，而不考虑分析文件的具体内容，这种两者只取其一的观点和做法显得有些片面、机械和死板，同时也是这一理论地局限所在1.1.4　20世纪5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文件双重价值理论”档案双重价值理论是由美国的档案学者西奥多•谢伦伯格提出的谢伦伯格对档案专业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鉴定标准，并因此成为“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他的鉴定标准在他的里程碑之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1956年) 中得到系统论述他认为公共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即对原机关的原始价值和对其他机关及非政府方面使用者的从属价值。

原始价值又称第一价值，也就是詹金逊所说的“形成者(行政官员)对其文件的利用”，它包括行政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务价值和科研价值从属价值又称档案价值或第二价值，分为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两个方面前者体现了文件对其形成者的重要作用，后者是文件对后来研究者的价值谢伦伯格主张机关官员要对鉴定文件的原始价值负主要责任，证据价值则由档案人员来决定，而非由詹金逊所说的“行政官员”来决定情报价值也由档案人员来鉴定，并且为尽可能涉及更广泛的研究领域，档案人员需要凭借其作为历史学家所接受的教育培训，并与“问题专家”进行协商，以确定文件情报内容的重要性谢伦伯格认为，在上述价值中，揭示文件在广泛记录美国生活中所具作用的情报价值是“最重要的”谢伦伯格促使档案人员把关注的焦点从文件转移到其潜在用途上，特别是文件对于历史学家的用处，强调通过文件来反映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4]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鉴定理论不像詹金逊那样反对档案人员参与价值鉴定，而大力主张档案部门及其人员积极参与鉴定工作，这样避免了档案鉴定地片面性，有利于全面发展档案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历史档案与现行文件地密切联系，为从机关文件到档案馆档案的一体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另外，谢伦伯格也不再像卡林斯基那样把鉴定标准的重心单一放在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等外在特征上，而主张从文件自身属性与利用者需求地关系角度来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这样就确认了档案价值是档案文件客体满足利用者主体需求的关系，真正揭示了档案价值的实质；而且谢伦伯格把档案价值根据不同需求主体区分为两种形态，为后来档案学者依据文件双重价值形态的转化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1.5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提出的“利用决定论”这一时期的档案鉴定理论仍沿着谢伦伯格的观点继续发展美国档案学者梅纳德·布里奇弗特著的《档案与手稿的鉴定和接收》，进一步明确了档案鉴定标准文件的鉴定最好是作为一种过程来考虑这种过程要求广泛地培养工作人员，对文件系列的来源和特征进行全面分析，掌握区分和挑选文件的技术，了解研究方法和需要的发展，依次考虑文件的行政价值、管理价值和档案价值与此同时，由于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历史研究领域开始发生变化，各种“新”字号史学流派纷纷涌现，史学工作者们利用档案的范围大为扩展利用决定论”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著名的美国档案鉴定专家米耶·菲斯本提出，“编史工作的最新趋势是判断文件价值的首要标准。

劳伦斯·道勒认为，“通过研究信息利用与提供利用的方式之间的关系，就能确定文件及其所含信息的价值和档案实践的含义埃尔西·弗里曼·芬奇认定说：“了解用户为什么和怎样接近档案，将为我们提供鉴定文件的新标准 梅纳德·布里奇弗特在1977年出版的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鉴定手册中指出：“他们(档案人员)既要考虑文献资源的长远利用，又要考虑学者的潜在需求[5]“利用决定论”的支持者们大力呼吁通过更加关注利用者的需要更好地为各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