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场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谱系、建构逻辑与实现机制.docx

    国家治理场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谱系、建构逻辑与实现机制    范逢春 张天摘  要：社会治理共同体已成为政治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范畴作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怎样建设这个社会”这一问题的中国方案，社会治理共同体必然会成为彰显“中国之治”制度优越性的现实图景从理论的历史谱系来看，当前中国场域中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之根是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理论之本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理论之用是西方共同体思想国家治理场域中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遵循了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历史逻辑，秉承了从综合治理、协作治理到共同治理的现实逻辑，彰显了社会自治、社会法治与社会德治的未来逻辑国家治理场域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通过“认识论”升华来重塑社会治理结构，需要通过“方法论”升华来重造社会治理过程，需要通过“价值论”升华来重置社会治理目标Key： 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谱系;建构逻辑;实现机制“全球化进程带来了许多亟待关注的问题和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共同体是这些诸多问题与机遇中的核心[1]在国家治理场域中，如何调和身份、利益、文化的多样性，进而实现政治统一、经济合作与社会凝聚，是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的重大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迅速成为政治话语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重要范畴诺曼·菲尔克拉夫 （ Norman Fairclough） 认为，“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3]社会治理共同体话语作为可以实现“价值”的符号，必将回应社会运行，建构社会认同，实现社会的价值引领国内外学界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已进行了诸多探索在国外，往往以社区共同体（community）研究替代社会治理共同体（th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德里克·珀杜（Derrick Purdue）、威廉·马洛尼（William Maloney）等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论证了社区治理对于促进邻里构建伙伴关系的有效性[4]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社区是对市场和国家失灵的补充，社区治理在未来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5]辛齐亚纳·多罗班图 （Sinziana Dorobantu）等人通过分析认为参与性社区治理能够对公共决策制定发挥重要作用[6]。

国外这种“社区”视角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缺乏“整体”与“更大的背景”，没有自觉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去深度思考未来社会治理问题在国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迅速站上社会治理领域理论前沿学界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动“强政府—弱社会”过渡为“强政府—强社会”的社会建设需要[7]，是党从发现社会、关注社会、管理社会到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递进，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创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8]，是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探索社会治理的系统化方案有学者从“社会性”嵌入“治理性”的视角切入，探究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关系网络构建机理及实现路径[9]，提出需要实现从“政府的”社会治理迈向“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共同的社会治理这些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已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既有研究仍然缺乏元理论、元问题、元设计的思考如何以“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更新传统研究惯例的潜在预设，深入把握当下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律，在理论视域内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谱系、建构逻辑与实现机制进行深度审视，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思想发展提供重要生长点，具有学术与实践层面的双重紧迫性。

一、理论谱系：社会治理共同体思想的历史考察国家治理场域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宏大叙事对于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话语创新，必须在对共同体思想的历史知识进行“传统—现代—后现代”谱系学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共同體思想实现继承与转换，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实行发展与创新，对西方社会共同体思想实施反思与批判，进而完成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双向解释，才能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1.中国传统的共同体思想：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之根总书记指出，“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地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10]同样，国家治理场域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想正是来自中华民族传统共同体思想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具有丰富多样的类别和形态，中国传统的共同体思想始终贯穿其中，内容丰富，观点多样传统的共同体思想具有高度抽象性、最大包容性以及超长历史性，难以对其进行全面、完整、细致的考察，但是我们可以按照主要、主流、主旨的思路，对中国传统的共同体思想进行回顾与反思，进而在国家治理场域中进行继承与重构儒家思想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的主体框架，是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导思想。

在儒家思想内部，一直具有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在儒家经典中，持续存在对共同体建设的思考在先秦时期，《论语》提到“和而不同”，倡导求同存异，提供了纲领式的共同体建设原则《大学》讲求的“修齐治平”之道、《中庸》中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设计了从个体道德实践入手，推及社群、国家以至于天下的共同体建构路径西汉《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描述，都充满着对共同体的向往道家思想主要体现在《道德经》中，其中对“混而不同”和谐之治社会的期盼，对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较高的现实价值墨家追求“爱无等差”，主张“兼爱互利”，认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乃是“天下之治道也”，也是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是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中凝炼成的宝贵财富，既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不竭源泉，也是今天国家治理场域中社会治理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通过对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的整体性诠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总体强调“责任先于自由”，普遍认为“义务先于权利”，一致体现“群体高于个人”，全面认可“和谐高于冲突”。

[11]传统共同体思想中民为邦本、德法共治、和而不同等内容，对于中国国民性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形成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直至今天仍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12]当然，传统共同体思想在当下境遇中也暴露出诸多弊端，例如，以伦理纲常束缚个性自由，以礼治方略阻碍法治建构，等等因此，我们必须从正反两个维度，对传统共同体思想进行合理化“扬弃”，为实现传统共同体思想“辩证的连续”打下基础2.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之本对共同体特征与规律的探索贯穿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全过程，而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经历萌芽、初创、形成、发展与完善等历史分期，在感性经验与理性认识逐渐丰富基础上，不断得到完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在探索“人该怎样存在，社会该如何发展”这一宏大命题过程中，借鉴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理想社会的天才设计，汲取卢梭“公意”学说的思想精华，对黑格尔共同体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结合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要求凝练而成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其无与伦比的科学性、革命性与批判性，为国家治理场域的社会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元理论基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包含了共同体的建设必要、共同体的真实基础、共同体的发展阶段等丰富内容。

首先，马克思论述了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发展以及自由都不可能离开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3]，共同体是个人实现发展、实现自由的平台其次，马克思将人类的实践活动确定为共同体的真实基础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4]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界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先验性的国家伦理意志，指出实践活动构成了共同体的真实基础最后，马克思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正确把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将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共同体阶段、物的“依赖关系”的“虚假共同体”阶段以及“自由人联合体”构成的“真正的共同体”三个阶段马克思所描绘的第三阶段共同体的形象，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真正的共同体”既代表了共同体的整体精神，也代表了全部个体的精神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的迈进，需要经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阶段，即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为切入口，探索人性自由与社会发展的内在一致性，是其“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理论与现实两方面都展现了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之后的西方诸多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例如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觟nnie）、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共同体主义者，都深受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啟发，但由于受到他们自身的阶级立场的局限，都没有把握其精神实质在国家治理场域，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人的解放”为逻辑起点，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目的，紧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建造完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宏大理论架构3.西方的共同体思想：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之用在西方，共同体思想从古希腊、古罗马直至中世纪，一直都是政治哲学的主流观念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了基于“善”的“公民共同体”，古罗马的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提出了基于“自然法”的“法的共同体”，中世纪的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提出了基于“神性”的“上帝共同体”，开启了西方共同体研究的先声文艺复兴之后，先有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人基于社会契约论提出了“政治共同体”的主张;其后，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基于“自由”之价值提出了“最高的共同体”的观点;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则基于“绝对精神”提出了“伦理共同体”的理想，将共同体思想发展至新的境界。

到了现当代，共同体思想在个人主义的侵蚀下曾经一度式微，“由于现代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点寻求社会治理确定性的话语体系正在逐渐失去其对于社会现状和社会问题的解释能力，并呈现出一种话语适应性的局限[15]发展至今，受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的带动，共同体思想才重新恢复了生机在西方，共同体思想具有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三条研究路径在哲学的视野下，柏拉图认为个体的灵魂是维系于社会本体之上的，排除了人的个体任意性亚里斯多德基于人在本质上是“政治动物”“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16]，推理出城邦是“公民的共同体”，区别于家庭共同体、村落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等“次级善”，是“至善的社会团体”，它成就了人之为人的高贵德性在社会学的视野下，1887年，斐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觟nnies）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提出并阐释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对立性概念在他看来，“共同体”是具有共同价值及融洽情感的“结合体”，是有机的生命;“社会”则是依赖于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聚合”，带有鲜明个体主义色彩，是机械的形态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 1893年出版的《社会分工论》里，认为古典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