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多样性十论.doc

1中华文明多样性十论2013-2-17 12:28:55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 年 1 月下 作者：姜义华　　摘要 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多样性、复合型文明对于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来说，简单化地套用别国现成的模式是不行的借鉴和吸取所有外来文明的成功经验，归根结底，都必须使之能和中国的根柢、中华民族的根柢、中华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而不是相悖、相害关键词 中华文明 多样性 伟大复兴 现代转型一个历久弥新的原生巨型文明中华文明至少已经延续了三四千年，是世界五大原生性的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 20 世纪左右，是中华族群、中华酋邦、中华文明的孕育与萌芽阶段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西戎集团、三苗集团、南蛮集团等，开始形成了具有政治管理性质的酋邦，创造了丰富的原始文化公元前 20 世纪前后到公元前 3 世纪中期，是中华族群、中华早期国家、中华文明基本架构形成阶段。

夏族、商族、周族相继崛起，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各族联系日渐频繁，中华族群趋同性、内聚力增强，形成春秋、战国时代的领土相当广大的诸侯国，它们相互建成各类不同的政治联盟，开始趋向建立统一国家在它们相互之间广泛的碰撞、互补与融合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和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逐步确立公元前 3 世纪晚期至公元 3 世纪初，是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明确立阶段秦汉王朝时，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字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文化的汉族已经形成，西域、匈奴、西南夷诸族，与汉族的联系更为广泛而密切从 3 世纪初至 13 世纪中叶，是在新的民族混合与重组基础上，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中华文明辉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东汉王朝分裂为魏、蜀、吴三国，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等族入居内地，在激烈冲突中形成新的民族融合隋、唐在这一基础上重建了大一统国家，毗邻的南诏、吐蕃、突厥等族也进一步强大稍后又出现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逐步形成宋、辽、金、夏、于阗、大理、吐蕃并峙的局面经过近千年新的大碰撞、大融合，以及同印度文明、中亚及西亚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华文明以及中华国家体制都获得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

13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中叶，是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和中华古代文明普遍发展与局部更化阶段推动历史进入本阶段的，是蒙古族的崛起与强大其后，经过明王朝、蒙古及乌斯藏的新的磨合，至清王朝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包含现今全部版图在内的多民族2的统一国家已经稳固确立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是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转型阶段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在空前危机与共同奋斗中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在新崛起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始向现代民族转变，结束了已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国家形态开始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变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在空前广泛而直接的世界联系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重新确立了自身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样性、复合型文明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起源甚早，可能已有五六千年之久自商鞅变法以后，中国农耕地区就一直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根基。

小农家庭中的人力、畜力、物力，能够较为合理而充分地予以利用，而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又特别能够节省与节约土地可以买卖，劳动力、资金、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动，固然会导致土地集中，社会两极分化，但它们又可使小生产者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并能够在受到严重摧残后，顽强地迅速恢复与再生正是这种小农经济，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长时间绵延不断地存在与繁荣的主要基础同时，中华传统文明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与北方及西部地区的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广大地区山林农牧文明的生成和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农耕文明区域虽较小，但人口集中，生息在这一区域的人口经常占全体人口的 80%以上，因此，它构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轴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地区人口相对较少，但地域特别广阔，极其广泛地影响着农耕文明和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这三种文明在长时间的积极互动中取长补短，形成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密切关系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相当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不仅是将分散的广大小农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而且是将农耕地区、草原游牧地区、山林农牧地区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它们不仅推动着传统农耕文明成为一个整体，而且推动着传统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山林农牧文明成为一个整体。

至于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建立和巨大的发展，虽然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文明传统的经济根基，但这只是中华文明自身的提升，而不是中华文明的断裂与否定政治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柢自秦汉以来，政治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隋、唐、宋、元、明、清，毫无疑问是大一统的国家;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虽呈分裂态势，但只是追求大一统而未达目的的结果，分治的每一方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实现大一统这也许3可以对应汤因比所说的“统一国家”与“统一和平” ，但在中华文明中，它绝非一个短暂的发展阶段，而是整个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诉求和主要支柱政治大一统国家之所以产生，首先是因为分散的小农经济，需要集中而统一的行政权力对于社会的全面支配，解决他们无法分别解决的兴修水利、防灾防荒、利益冲突等一系列共同问题;同时，是因为要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之间建立起稳定的秩序，使它们不再彼此冲突，而能积极地相辅相成近百年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统治时，经常漠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不少人曾试图将中国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改变为单一民族国家，将中国传统单一制国家改组为联邦制国家，将传统集权制改组为分权制，将传统郡县制改组为地方自治制，将大一统精英治国改组为多党或两党竞选治国。

可是，一接触中国政治实际，所有这些构想都碰了壁，因为当这些方案付诸实施时，非但没有将中国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将中国引向大乱，引发极为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中华文明以“不语怪力乱神”而著称中华文明一直注重以人为本，将“人文化成”视为实现人的最高价值的根本途径 “人文化成”即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尚君子，以伦理为本位中华文明因此常被称为泛道德主义文明中华文明恰恰没有汤因比所说的“统一教会”和“统一宗教”对全社会的统治中国乱世亦常用重典，但平时对德治、礼治的重视要远远高过于对法治及刑治效果的期待它体现了小农经济对于家庭及社会长久保持和睦与稳定的强烈诉求，也体现了大一统国家有序与稳定运行的原则需要泛道德主义将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贯通与统一起来，使每一个单个的人都处在一个巨大的极为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成为夫妇、父子、家庭、亲友、同学、同宗、同事、同乡、同胞等关系中的一个无法割断的一环，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由此形成人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这种民族精神往往得以坚守和弘扬，并获得极大提升。

这是中国克服种种磨难，得以振兴的强大内在动力以家国共同体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占支配地位的家国共同体是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存在并不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家庭、家族、宗族一直是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但人们相互之间，还有广狭不等的地域性联系、纷繁复杂的各种经济联系和族类联系，以及其他各种不同层面的社会联系至于政治与文化的联系，更渗透到人们生存的全过程，以大一统为主要特征的国家联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家庭与国家高度同构化，形成不可分割的家国共同体在这一家国共同体中，社会道德、社会礼制、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文化，以家庭伦理、家族伦理为起始，由家庭、家族而地区，而国家，而天下，逐步向外扩展任何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到衰老再到去世，都是由家庭而逐步递升至国家这一社会共同体的一4个组成部分，他们的存在都只能依附于这一家国共同体家国共同体的价值远远高于并永远优先于个人价值，个人存在的价值只有通过家国共同体方才能够得到真正实现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是一种为等级差序所主宰的社会共同体在等级差序结构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层级，都有其确定的角色地位，这就使共同体得以保持稳定但在中国家国共同体中，权威与服从其实都只是相对的，职责和义务则是相互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被视为天下之达道在家国共同体中，人们的身份与地位经常转换、流动、升降、变迁，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连皇帝的位置都可觊觎，何况这一等级差序结构中的其他位置?父原本就是子，子终将成为父;大宗原先可能本是小宗，小宗很可能会独立为大宗;经由举荐或科举考试，平民可以成为官宰，官宰也很容易成为一介平民总的结构是一种保持着等级差序的共同体，但每个人的地位又非永久固定不变，这就使这一共同体始终充满活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形成了以私人所有制和高度契约化的市场交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康德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所倡导的个人本位主义、人权理论，以及人权天赋、人生而自由平等、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可侵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契约自由、罪刑法定及主权在民等法制原则陆续传入中国人们在抨击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时，连带否定了传统家国共同体这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和再生力，以及它在稳定和重建大一统国家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西方个人本位主义、国家本位主义及社会本位主义影响下，一些人致力于从经济制度上、政治制度上、社会结构上、思想意识形态上打破传统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乡里关系，打破传统的个人、家庭、乡里、国家、天下的同构关系，而代之以纯粹的契约关系、商品交易关系。

但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中国非常薄弱，这就使个人本位主义的呼吁经常只局限在少数知识人圈子之内，游离于广大民众实际需求之外尤其当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时，各个新兴的政党、军队、企业、学校、社团，要使自己具有真正强大的力量，都离不开对传统家国共同体的依仗和利用传统家国共同体近代以来受到的最大冲击，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摧毁农民小所有制为主要目标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以摧毁“官僚主义国家机器”为主要目标的“文化大革命” 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的发展，是试图取消家庭共同体;从反对官僚主义到发动 “文化大革命” ，初衷是根本改变原有国家共同体，而代之以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政权可是，社会大同主义的理想并没有带来社会大同主义的实际，它所带来的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再受挫，政治、文化发展严重畸形，直至演变为“全国全面内战” 最富有“反潮流”精神的毛泽东，也不得不一步步退到现实所许可的范围事实一再证明，传统的家国共同体合理的内核，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家国共同体的修复与勃兴，是在“文革”结束以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民营企业的兴起，为家国共同体的修复与勃兴提供了广泛的经济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前提下，农民有权独立作出经营决策，支配其经营成果这是中国传统复合型土地所有制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