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doc

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 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1—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标题注释】赵鼎新曾对本文的修改提出重要建议；苏阳、王水雄曾阅读本文初稿并提出意见；本文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的“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上报告，白南生、曹正汉、周雪光、周怡等人做了评论对以上诸位，在此深表感谢本文存在的疏漏当由本人负责作 者】冯仕政【作者简介】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内容提要】在1981—2000年，南街村形成了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本文从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南街村的这一制度变迁过程高度政治化、高度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是国家与市场互动演化，即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竞争、制约、强化和改变的结果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演化有利益、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等三个维度，而互动演化所造成的制度变迁轨迹和结果则同时受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以及渐进式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影响：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共同的历史条件制约着国家和市场各自在互动过程中的制度选择；另一方面，在路径依赖和文化堕距的交互作用下，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会形成多种复杂的、犬牙交错的组合，从而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制度景象甚至“悖论”。

摘 要 题】社会发展【关 键 词】国家/市场/制度变迁/互动演化【正 文】河南省临颍县有个南街村，人称“共产主义小社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有行政村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变革，但迄今为止，恐怕没有几个村能像南街村的社会变革那样，引起学界、政界以及社会舆论等各个方面如此浓厚的兴趣和激烈的争论当前学术界关于南街村的研究已经很多（比如高哲、高松主编，1998；刘倩，2004；邓英淘等，1996a），但尚未有人对南街村社会变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制度变迁过程，进行过专门的、整体的研究其实，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悖论”：从1981—2000年，全中国都在经历市场化改革，而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一个彻底分田单干且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的村落，迅速演变为一个“政治挂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集体，其集体化和政治化程度甚至远高于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那么，南街村的制度变迁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轨迹？又何以可能遵从了这样一种轨迹？本文旨在剖析其中的“悖论”，并以此为标本来透视中国改革过程中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将简单地勾勒南街村体制的特征，以及理解该体制的形成所需要把握的三个核心问题；第二部分将讨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三、四、五部分将分别对南街村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即经济增长、政治合法性和思想路线进行分析；第六部分是总结和讨论。

一、“南街村悖论”：三个核心问题南街村1981—2000年的制度变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集体化，二是政治化所谓集体化，是指从最初彻底的分田单干，到全村几乎一切活动，从婚丧嫁娶等私事或琐事到思想观念，都由集体控制权力最后高度集中到村党委书记① 王宏斌一人手中；所谓政治化，是指南街村的制度变迁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经济或其他导向的，更不是没有导向的，而是政治导向的——目标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在南街村看来，“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公”，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就必须利用政治手段“破私立公”因此，对南街村来说，集体化与政治化这两个过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政治化就是集体化，要集体化就必须政治化南街村面积1.78平方公里，村民3180余人，因地处县城南厢，故名“南街”1981年，与全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南街村也解散了集体下放了土地，两个兴办不久的集体企业也分别承包给村里的两个“能人”但不幸的是，据说，两个企业承包后，生产事故不断，经常拖欠工人（主要是南街村村民）工资，应该上缴的承包费也不缴对此，村民怨气很大，并怀疑村干部收受两个承包人的贿赂，于是四处上访、贴大字报，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王宏斌和南街村也因此而成为当地有名的“反面典型”。

1984年，王宏斌把两个企业收回，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南街村从此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重新集体化后，南街村经济发展非常迅速1984年，即重新集体化初年，全村总产值只有130万元，但1991年即已突破1亿元，南街村因此而成为河南省首个“亿元村”，最高峰时的1998年曾达到18亿元，基本上每年翻一番1998年以后虽然经济有所滑坡，但1999年的总产值仍有14亿元之巨在人均收入方面，1984年只有450元，到1999年则已达到7482元，增长近17倍依靠不断增长的集体经济实力，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班子不断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基本路线，如果用南街村自己的语言，可以概括为8个字：“破私立公”、“政治挂帅”经过改造，南街村形成了高度集体化、高度政治化的“南街村体制”首先是高度集体化南街村的政治中枢被称为“三大班子”所谓“三大班子”，是指由来自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等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三大班子”成员一般在20人左右，每逢双日开会，讨论决定村里的大小事宜在“三大班子”内部，权力又进一步向党委书记王宏斌集中村里的任何事务，只要王宏斌想管，就一定拥有绝对权力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以王宏斌为首的“三大班子”手中。

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南街村名义上是“生产资料全部公有”，但实际上完全由干部支配，级别越高，支配权越大在生产和经营上，企业每年的生产和销售计划都由“三大班子”会议讨论决定，企业没有独立核算权，也不直接面向市场，每个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在分配上，南街村实行高福利、低工资的“工资＋供给”制度村民一律在集体企业里上班，月工资从100多元到300多元不等，视工作岗位而定；而工作岗位是由集体分配的，个人没有任何自主权由于工资很低，村民的生活主要依靠集体供给的福利——这叫做“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福利实行“按需分配”，保证生活需要，但不得转卖福利供给与政治表现挂钩政治表现每两个月评估一次，实行“连坐法”，即个人表现不佳会殃及全家甚至邻居的福利供应，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小心翼翼在南街村看来，工资代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福利代表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所以今后还要进一步提高福利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直到完全取消工资其次是高度政治化在1984年重新集体化之初，南街村就开展了以“大学雷锋、大学毛著、大唱革命歌曲”为内容的“三大”活动1990年，王宏斌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提出对那些不愿参加集体，不愿“为村里做出一定贡献”的人展开“阶级斗争”。

② 1991年，王宏斌又提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方针③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更系统、更宏伟的“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南街村要把自己建设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南街村对政治表现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蓄“汉奸头”（即对称中分的发型）南街村的一些规定甚至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比如，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不许订婚后退婚、结婚后离婚，因为这是“丧尽天良的事”④ “为了保证南街村人口的素质”，“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⑤ 对那些政治表现不合格的村民，轻则扣福利，中则“办学习班”（即集中到指定地点从事重体力劳动），重则开除“村籍”，取消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的资格南街村深信“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⑥，因此政治活动非常频繁，经济问题也往往被转换为政治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所谓“阶级斗争”来解决 南街村奉“毛泽东思想”为“统帅一切”的指导思想，认为自己关于集体化和政治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来自“毛泽东思想”。

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奉，《南街村报》报头每期都刊载一条“毛主席语录”1992年，南街村在村里的“东方红广场”上树立了一尊毛主席像，由民兵24小时守卫2001年，南街村又在毛泽东塑像两侧分别树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或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全国著名的就有江苏华西村、天津大邱庄等但是，第一，没有哪个村像南街村这样政治化，像南街村这样把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源”⑦，并把“破私立公”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第二，没有哪个村达到南街村这么高的集中程度南街村不但“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而且个人私生活都受到严格管束，集中程度比人民公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种南街村体制，长期以来对外界一直是个谜很多人都非常困惑：在全国都经历市场化改革的大环境下，南街村为什么，又何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体制？本文认为，这个所谓“南街村悖论”，其实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经济实力从哪里来？正如本文第四部分将要揭示的，只有依靠强大的集体经济，南街村的集体化和政治化改造才有可能成功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高度集权和政治化的体制在经济效率上是非常低下的。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南街村的集体化和政治化程度远高于以前的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但其经济增长却相当强劲，从1984年到1998年，集体经济总产值基本上是每年翻一番而且，在南街村历史上，经济越是发展，它就越是突出政治，就越要破私立公；反过来，越是突出政治，越是破私立公，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至少是不受影响第二，政治合法性从哪里来？从内部来看，与很多实行集体制的村不同，南街村是先解散再集中村民们为什么愿意加入集体？随着集体控制越来越紧，村民们为什么不反抗或退出集体？才从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的村民为什么会接受这样一种体制？这是揭示南街村体制的内部合法性要探讨的问题从外部来看，南街村虽然宣称自己奉行的是“毛泽东思想”，但它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角度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不但与国家认可的“毛泽东思想”有很大距离，而且与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国家政策完全背离，且不说它还有一些明显违反国家法律的“土政策”那么，南街村为什么仍然能够得到国家认可，并成为国家级典型？这是对南街村体制的外部合法性所要解释的问题显然，只有内部得到村民的支持，外部得到国家的认可，南街村体制才有可能形成和存在。

第三，为什么选择“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南街村制度改造的基本路线，据说来自“毛泽东思想”那么，南街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路线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样是国家意识形态，但王宏斌却认为：“毛是发展公有制，邓尽管没有说，事实是发展了私有经济、削弱了公有制，目前还允许发展私有经济”，所以南街村实际上“不提小平思想”⑧ 还有，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曾经长期受到压抑的亚文化重获生机，也有可能成为村庄治理的意识形态选项，南街村却没有选那么，在种种可能的选择中，南街村为什么独钟“政治挂帅”、“破私立公”式的“毛泽东思想”？在我看来，只要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就能破解所谓的“南街村之谜”但在以往关于南街村的研究中，第三个问题即思想路线问题，完全无人涉及；第二个问题即政治合法性问题，只有个别学者做了一点解释；研究最多的是第一个问题，即经济增长问题对于这些理论观点，本文将在后文相应部分予以述评，这里首先要交代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本文所使用的绝大部分资料来自笔者2000年4—8月在南街村的实地调查这些资料包括：1.南街村档案或文件南街村拥有全国第一个村级档案馆，馆藏各类档案近300卷。

经许可，笔者在该馆调阅了除经济档案以外的全部档案，计150余卷南街村以保密为由不允许调阅经济档案，本文只好使用来自其他渠道的经济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档案都注明了卷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