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的思辨性.docx

论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的思辨性鲍桑葵《美学史》写道：“许多读者也许会抱怨本书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提到东方艺术，不论是古代世界的东方艺术也好，是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东方艺术也好因为就我所知这种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如老子、韩非、朱熹等，他们的思想理论是不乏思辨性的在音乐美学方面，中国古代也有许多不乏思辨性的论著出现,如先秦时期的《乐记》②、魏晋时期的《声无哀乐论》、明代的《山琴况》等在北宋时期也有不少文人音乐家有关于音乐美学方面的言论，而苏轼可以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以文学创作为载体，表述了自己深刻、复杂的哲学思想关于名实，他有：“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名，则其实不长”③的辩证思想；关于相对，他有：“凡物自其浊者视之，则清者为清；自其实者视之，则虚者为虚”④的名句；关于事理，他有：“桥之所以为安于舟者，以有桥而言也水潦大至，桥必解而舟不至于必败”⑤的见解这样的诗句、文辞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这些辩证的哲学思想反映到音乐上，形成了苏轼丰富、独到又不失思辨性的美学观点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论述苏轼音乐美学思想中的思辨性。

关于主客观关系苏轼强调主客观相统一的重要性他的琴诗《题沈君琴》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楞严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本诗的宗旨同佛教经典经》“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汝与众生，亦复如是 一句应是相同的《楞严经》中的这种说法本是形容一切众生想求自身的圆满，还需要师家的点拨，这两方面的因缘相结合才能幡然醒悟、启发妙用从此可以看出，苏轼显然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在《题沈君琴》中，他先是附和了“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的思想，但是随即又提出只有手指而无乐器这样的媒介也是不能欣赏到乐声的他强调要听到优美的琴声，琴与弹琴人缺一不可苏轼的另一篇文章《法云寺钟铭》与《题沈君琴》有异曲同工之妙：“有钟谁为撞？有撞谁撞之？三合而后鸣，闻所闻为立阙一不可得，汝则安能闻？汝闻竟安在？耳视目可听当知所闻者，鸣寂寂时鸣钟、撞钟的动作、撞钟人这三个要素必须要合为一，钟才能发出声音从这两篇文章论及的观点来看，苏轼认为主观的感受是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的如果没有奏乐的工具和奏乐这一动作，美妙的乐声又从何而来？所以是不能够违背客观存在的但如果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却没有奏乐的人也是不行的，所以主观存在也必不可少。

这两者之间的配合是相辅相成又缺一不可的，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最后都不能产生美妙的乐音苏轼的这两篇文章都反映出，他认为主观与客观同样重要，他注重审美主体的作用却也同样注重客观实体的存在在苏轼的思想中，情感主义美学思想和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融合已经初现倪端苏轼《宝绘堂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因为“寓意”可以寄托情思，其乐无穷；而“留意”就会爱不释手，执著沉迷，给主体带来消极的影响在主客观的关系上，他主张把主观情感意寓于客观事物之中，从而在客观事物中获得快但是如果留意于物，把客观事物看得过重，累身于客观事物中不能自拔,就会失去快乐因此在苏轼的观念中，对事物的喜爱还是有“度”的把握这里强调在客观事物中获得乐趣，与我国魏末嵇康《声无哀乐论》中“心之与声，明为二物”的形式主义音乐美学的观点有近似之处《声无哀乐论》中东野主人”认为音乐本身是没有哀乐之情的，还为论证这个观点举了大量的例子比如不管为何原因出汗，汗都是一样；不管为何流泪，泪都是一样，并不会有什么不同音乐表现作曲者的心情，就只能由作曲者来演奏，等等。

这样一味强调客观，而忽略主观存在当然有牵强附会之处，这种观点是十分片面的和苏轼的观点相比，两者虽然都同样强调了客观存在的重要性，但苏轼在强调客观事物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略主观的情感，“寓意”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这就是他比《声无哀乐论》的观点更高明的地方在他的论画名篇《文与可画谷偃竹记》中他写道：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这段话，苏轼强调了审美情感中情感的重要性，他认为绘画需要先成竹于胸，这和我国古代情感美学流派的代表作品《乐记》亦有相同之处《乐记》云：“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感情激荡，才形成了乐音，强调“人心”在音乐产生中的重要作用苏轼也并不认为情感就是唯一的，还有“其所欲画者”这个客观的事物也是不可缺少的虽然说苏轼并没有明确提出融情感美学思想和形式美学思想为一体的言论但是就他的这些只字片语我们不难看出，苏轼的美学思想已经可以初寻明代徐上瀛《山琴况》的身影《山琴况》“弦与指合、指与音合、音与意合”论述了弦、指、音、意之间的联系弦指相合才能奏出乐声；指音相合才能传达出音律的韵味；音意相合才能表现乐曲的情感和演奏者心中之意。

对比来看，苏轼《题沈君琴》、《法云寺钟鸣》两篇文章中提出的乐器、奏乐的动作、奏乐人三者的关系的确和《山琴况》的这一观点有相似之处，都强调了主客观相统一的重要性当然，这也是苏轼全面、辩证的世界观在音乐上的投影二、关于矛盾双方的关系苏轼认为，事物都有其长处、益处，我们都能从这些长处中得到满足苏轼本人在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可以说是历经了沧桑，但在这些人生的沉浮之中他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态度在《超然台记》中他有这么一段话：“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哺糟啜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苏轼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事物是有限的，一味的追求反而可能生悲，何不超然的接受现状，这样反而能得到长久的快乐这种观点与人生来说是矛盾不无道理的，也正是这种超然的心态支持着逆境中的苏轼双方，苏轼选择更多地关注事物积极的一面，并不是说他就完全否认事物消极的一面选择积极的一面是有“凡物皆有可观”这样一个前提的这个观点和我们现在常说的“知足者常乐”到是十分相似。

《杂书琴事》第六《戴安道不及阮千里》一文云：“阮千里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内兄潘岳每命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识者叹其恬淡，不可荣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使人召之，安道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余以为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是全文的精华所在苏轼认为安道的耿介不如千里的通达安道固然是有骨气，但是何不像千里一样通达一点，沉醉于琴中呢？不管为谁弹琴，都是弹琴，又何不感受弹琴所带来的快乐，而那么计较是弹给谁听呢？正所谓自得其乐，能够自得其乐的人生又何尝不令人羡慕呢？在矛盾当中，苏轼建议选择顺应趋势发展的一方既然事物是长、短相偿，那就用更豁达的心境去感受事物的长处，这样自己也能快乐一些这正是印证了苏轼“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