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最新.doc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2014年07月11日15:16 来源：《湖 南大学 学报》2008年第1期作者：李存山（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其他代表论文：《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气论与仁学》、《“先识造化”，张载的气本论哲学》，原载《中国哲学史》，2009.2，《“气”概念的几个层次意 义的分殊》，原载《哲学研究》2006.9期《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范仲淹的宋学开创者地位遂被其所掩本文首先论述 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指出胡瑗、孙复、石介等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因为有 范仲淹的激励、延聘和推荐，“宋初三先生”才在宋代思想史或学术史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 “明体达用之学”， 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 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 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 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 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一、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宋代新儒学，又称道学或理学。

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定周敦颐为道学之开山，但又 论：“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 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 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在这里，朱熹说出了宋代新儒学的兴起“亦有其渐”， 这个“渐”的开创者实为范仲淹然而，范仲淹的这个开创者的地位一直没有被确认， 这与程颐的尊敬胡瑗（安定）很有关系所谓“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在“此数公”中，程颐所最尊敬的实为 胡瑗程颐“始冠，游太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程颐之作，“大惊异 之，即请相见，遂以先生为学职”（《程氏文集》卷八）《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黄百 家说：胡瑗对程颐“知契独深”， “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程颐敬礼胡瑗，而胡瑗曾与孙复、石介同学，此所以《宋 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宋元学案•序录》）因为《宋元学 案》“托始于安定、泰山”，所以“高平（范仲淹）学案”就被列在了 “安定学案”和“泰 山学案”之后，范仲淹的开创者地位遂被“宋初三先生”所掩。

《宋元学案•序录》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又云：“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 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从这里看不出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似乎范仲淹是安定、泰山“而外”或而后的另一支其实，范仲淹不仅“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 而且也是“宋初三先生”的领路人朱熹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记： “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这才是范仲淹与“宋 初三先生”之关系的实际情况：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等都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范仲淹（公元989— 1052年）生在徐州，两岁丧父，母贫无所依，改嫁长山（今山东长 山县）朱氏他21岁时寄居在长白山醴泉寺（今山东邹平县南）刻苦读书 [1] , 23岁时感 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今河南商丘），“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 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范文正公集•年谱》），“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 以糜粥继之”（《宋史•范仲淹传》），如此苦学五年乃“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 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宋真宗祥符八年（ 1015年），范仲淹登进士第。

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 “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朱熹也曾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 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救文弊”、“复武举”、 “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及革赏延之弊”等改革主张其中“救文弊”的思想，是继唐 代韩（愈）、柳（宗元）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开端，比尹洙、欧阳修、石介等投入古文运 动“至少要早十年” [2]他在书中批评当时士人学风和吏治的败坏：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 士 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 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将士人的学风，即士人能否继承儒家的“师道”，认明儒经之大旨，掌握治世之 大才，看作国家的治乱之源；而此源头的澄清，又在于国家取士制度的改革和吏治的清明 这一精神一直贯彻到后来的庆历新政中 职此之故，庆历新政不仅关乎宋代的 “革新政令”,而且更关乎宋代的“创通经义” [3]。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寓南都应天府当时晏殊为留守，请范仲淹掌府学 《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载：“（晏殊）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 学校废，兴学自殊始范仲淹《年谱》载：“公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 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范 仲淹在此年写了一万余言的《上执政书》，指出当时的宋朝已经处于“泰极者否”的形势， 只有“变”，才能“通”而“久”他系统地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 杜奸雄，明国听”的改革之策其中“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 是后来庆历新政之首要；而“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范文正 公集》卷八《上执政书》），正是后来庆历新政之首要和本源也正是在这一年，范仲淹结 识了孙复，《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云：公在睢阳（按即南都，今河南商丘）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钱一千明年孙 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 ”孙生戚然动色曰： “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 “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

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 孙生荐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 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又见《宋 元学案•泰山学案》附录）这一段范仲淹与孙复的因缘际会， 实为宋代新儒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契机 范仲淹对当时穷困潦倒的“孙秀才”给予同情、帮助，补以学职，授以《春秋》，激励他“安于学”《宋 元学案•泰山学案》载：孙复“四举开封府籍，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 王发微》十二篇”孙复在睢阳两次上谒范仲淹， 当即孙复四举进士不第之时 他在泰山“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在睢阳“授以《春秋》”孙复不负范仲淹所望，在泰山苦学十 年，成为著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 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他生于 993年，13岁时是1006年，而孙复离开睢阳时是1028年，也就是说，在胡瑗 13岁“通五经”之后，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贫 困坎坷，然后往泰山与孙复、 石介同学《安定学案》载其在泰山苦学的情况： “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

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 在此期间，“宋初三先生”相互砥砺，而范仲淹的“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当通过孙复[4] 而传达给了胡瑗、石介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并且把自己所得南园之地建为 “义学”，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此年，范仲淹延聘胡瑗“为苏州教授，诸子从学焉”， 同时亦给孙复写信，希望他到苏州“讲贯经籍，教育人材”（《年谱》）此年末，范仲淹 召还判国子监，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范仲淹推荐胡瑗， “以白衣对崇政殿，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安定学案》）此时，胡瑗 42岁，经范仲淹的推荐，以“白衣”被授学官之职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在戎马倥偬中，他写有《举张问、 孙复状》，说孙复“素负词业、经术，今退隐泰山，著书不仕，心通圣奥，迹在穷谷”，希 望朝廷“赐召试，特加甄獎”（《范文正公集》卷十八）当此时，胡瑗任丹州（今陕西宜 川）军事推官，是“范仲淹幕府中的人物” [5]庆历二年（1042年），朝廷依范仲淹、富弼的推荐，“以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 （《年谱》），此时孙复50岁，距其离开睢阳已经 14年了孙复在泰山苦学期间亦曾向范仲淹推 荐石介：“执事若上言于天子， 次言于执政，以之为学官，必能恢张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以左右执事，教育国子，丕变于今之世矣。

《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观此可知， 石介为学官也是出于范仲淹的推荐宋初三先生”都是因有范仲淹的激励、延聘和推荐， 才在宋代思想史或学术史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在庆历新政推行时（1043—1044年），孙复、石介并为国子监直讲范仲淹又有《奏 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下），其中说胡瑗“志穷坟典，力 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 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此时，胡瑗的“苏湖（教 学）之法”得到朝廷的肯定和推广，胡瑗本人也被召为诸王宫教授（辞疾未行）石介在当 时作《庆历圣德诗》云：“惟仲淹弼（范仲淹、富弼），一夔一契……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6] “宋初三先生”与范仲淹及庆历新政的关系，于此得到充分展现庆历新政的夭折，发端于石介的被诬陷而死 [7]，孙复亦被罢贬后来，孙复得以复职，“稍迁殿中丞，年六十六卒”（《泰山学案》）胡瑗则在皇祐二年（ 1050年）再次被召，参与“作乐事”，受到朝廷的嘉奖嘉祐元年（ 1056年），胡瑗“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专管勾太学四方之士归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军居以广之。

既而疾作，以太常博 士致仕《安定学案》）程颐的“闲游太学”，得到胡瑗的赏识，就是在皇祐或嘉祐年 间[8]虽然庆历新政夭折了，但其“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则因胡瑗的执掌太学而得以发扬 光大，并且形成了与王安石“新学”相抗衡的一股势力《安定学案》载：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才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 先生弟子也在湖学时，福堂刘彝往从之，称为高弟后熙宁二年，神宗问曰： “胡瑗与王安石孰优？”对曰： “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 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 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 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 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 安石比也熙宁变法时，胡瑗的弟子在朝中“十常居四五”，这是一股与荆公新学相抗衡的势力， 故而宋神宗有“胡瑗与王安石孰优” 之问刘彝把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表达得十分清楚， 说胡瑗的教授学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这也是事实；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