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与通货膨胀.doc

国民政府与通货膨胀 孙双武 郑起东 国民政府时期的通货膨胀，较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尤为严重，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政府统治区日益缩小，法币急速贬值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于蒋介石为发动内战筹措军费，进一步把中国人民拖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深渊1.和缓通货膨胀阶段自国民政府 1935 年 11 月实行法币改革后，即大量增加发行据统计，1934 年底全国主要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包括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及其他主要商业银行) 总计 5.6 亿元，到1936 年 1 月即宣布法币改革办法之后两个月内总发行量已达 7.8 万元发行额增加的绝大部分是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法币到 1937 年初法币发行额已达 13 亿元抗日战争前夕约计发行额为 15 亿元，比法币改革前约增一倍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法币流通情况尚属正常，外汇尚能按规定汇率自由买卖，一般物价也很少出现波动这是因为币改后原有的大量银元退出流通，代替这部分银币流通的法币在客观上是必要的，所以法币虽有增发，并未超过流通中货币的需要量待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大量人口向西南迁移，法币逐渐集中于几个大中城市，因而这时的物价已有上涌趋势，但其幅度仍不很大。

自 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连年财政入不敷出，收支差额愈形悬殊，加以沿海、中原、湘桂军事屡屡失利，财源枯竭，发行公债的办法已行不通，便开支印刷机大量印制法币纸币无限制的发行，引起物价无止境的上涨，二者互为因果，一发不可收拾法币发行自抗战爆发到 1938 年底，每年增加 40.6%，1939 年起开始迅速增加，平均每年增加 87.2%，1942 年以后，平均每年增加 132.5%抗战期间法币的通货膨胀大体上经过两个阶段：从 1937 年 7 月到 1938 年，法币发行是增加的，但是物价上涨跟不上或者仅仅相当于法币发行的增加例如 1937 年 12 月法币发行指数为 117%，而重庆物价指数为 98%，1938 年 12 月法币发行指数为 164%，而重庆物价指数为 164%，这是法币的和缓通货膨胀阶段抗日战争初期，通货膨胀和缓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人民群众坚决拥护抗战，因此对国民政府所发行的纸币给以信任，并且通过认购公债等方式予以支持抗日战争以前，法币的流通，偏于华中、华北、华南一带至 1937 年 6 月法币发行总额为 14 亿元，流通于华北者，约 4 亿元，流通于华中者，约 8 亿元，流通于华南者，约 1 亿元，流通于西南、西北诸省者，实属有限。

东部各省、华北一带，法币虽被日伪禁止使用，但沦陷区人民窖藏法币已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西南、西北法币流通有所增加历次发行的战时公债，除救国公债 6 亿元有半数系直接向民众募集者外，其余大都以预约券方式向国家银行抵借战事发生之初，人民激于爱国热情，尚可利用同仇敌忾心理，收效一时过去国民政府的公债是以向银行界抵借的方式发行的抗战初期，人民群众第一次认购了救国公债，这对于国民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减少法币发行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1937 年、1938 年、1939年农业收成较好，如重庆这三年的粮食价格指数，均低于 1937 年上半年的平均数(仅 1939年最后三个月的价格指数略有超过)，这是因为川省在 1936 年灾荒之后，1937 年的收成转佳，而 1938 年、1939 年更获丰收，1938 年稻谷产量较常年增加一成九，1939 年较常年增加一成五，供给一时超过需要，故这几年的粮价较战前跌落当时国民党统治区 15 省的粮食产量，除少数省区外，都是以 1938 年、1939 年为最多因此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上涨较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上海抛售外汇，美英继续在中国倾销工业原料和工业产品，对市场物价也起了一定的影响。

同时，抗战初期，人民群众在战争和大转移过程中，携带的现钞数量增加，货币流通速度也趋于缓慢战局展开以后，内地与口岸间的交通间的交通路线距离遥远，因之商业资本的周转速度，较战前减低不少如战前四川商人往上海办货，其资本平均每年可周转四五次战局展开以后，货物往返须绕道越南，运输时间往往达半年甚至七八个月之久，其资本周转每年不到两次，货币流通速度之减低，无疑需要增加筹码商人担心银行不能保证支付，因此愿意携带现钞，不愿意汇兑，这也增加了货币流通量的需要由于上述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影响，使物价上涨的速度慢于货币发行增加的速度如到 1939 年底，法币发行额较 1937 年 6 月增长 3.04 倍，而同期重庆的物价指数为 1.77，孤岛上海的物价指数为 3.082.恶性通货膨胀阶段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未能成功地抵挡住日军的攻势，中国重要农业、工业产区大部丢失日军占领了华北、长江中下游，江汉、珠江四大平原及天津、上海、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区；占有了中国土地的 1/3，中国损失了农业生产能力的 40%，工业生产能力的 92%；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被截断到了 1939 年 6 月，孔祥熙在给蒋介石的密函中透露，财政收不抵支状况日益严重。

抗战前的 1936 年，财政支出亏短已在 2 亿元以上，抗战爆发后，开支激增，1937 年下半年和 1938 年全年的一年半间，财政支出共 32.9 亿余元，而收入只有 7.6 亿余元，亏短达 25.2 亿余元除了发行公债外，主要靠银行垫款，最终是依赖发行钞票1937 年 6 月法币发行数为 14 亿余元，以后逐月增加，到 1939 年 4 月止，已达 28 亿余元，增加了 1 倍在 1938 年 8 月以前，每月增加数为 0.2 亿-0.3 亿元，9月以后，每月增加数经常在 1 亿元左右由于财政收支短缺数与日俱增，此后发行数量更是逐月增加在财政政策方面，抗战后发行的公债有短期国库券、救国公债、国防公债各 5 亿元，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各 6 亿元到 1939 年 4 月底，已发行 24 亿元，其中向一般工商业者和居民募集的现款只有 2.1 亿元，其余均系向中、中、交、农四行押借，而四行的资金来源又主要靠货币发行除公债外，还派募大量乡镇公益储蓄券等，以及增加各种捐税所谓战时过分利得税，也只是有利于资本额大的官僚资本企业，不利于资本额小的民族企业对手工业和工业原料也开征统税，县城、集镇往往可以任意开征通过税，越是小工商业者越受到层层盘剥。

对农民压榨最重的是征实和征购征购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甚远，有时还不用现钱，而是搭配一部分转眼就不值钱的库券或征购代价券1941 年起实行田赋征实，国民政府强迫人民由受日益贬值的法币，而农民在缴税时必须缴纳实物这种掠夺式的财政政策，严重破坏了后方农业和工商业经济的再生能力，加速了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统治区工农业生产日益衰退粮食产量，国民政府统治地区 15 省 1940 年普遍下降，1941 年的冬季作物产量也普遍下降四川籼稻 1943 年较前五年(1938 年到1942 年)平均产量下降 6.9%，棉花 1942 年较前四年(1938 年到 1941 年)减少 41.4%，甘蔗减少 33.5%，菜籽 1943 年较前五年 (1938 年到 1942 年)减少 27.6%，1940 年四川粮食产量为常年的六成八，当年粮价大涨，自 8 月到 12 月上涨三倍，到第二年 7 月，上涨七倍半农产品的减少，必然影响到以农产品为原料进行加工的工业产品的减少1940 年起棉花减产，1942 年棉花比上年又减少 20%，因此，1940 年起棉纱开始涨价，2 月至 3 月，上涨一倍多国民政府一贯依靠美英帝国主义，在战前，不但工业品以及一部分工业原料不能完全自给，就是农产品也须从国外进口。

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物资输入减少各种器材缺乏，使整个生产能力降低1941 年实是后方工业发展的顶点，此后即开始走向衰退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工农业生产的衰退，使投入流通的商品大大减少，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相应降低而国民政府的军政开支却迅速增加，财政赤字也相应增大国民政府企图更多地向人民借债，但是，战事旷日持久，一面币值低落，一面物价高涨，宣传失其效力人民群众并没有因为战事旷日持久而失去抗战热情，只是由于国民政府丧失人心而拒绝支持1942 年 4 月公债劝募的成绩，仅为债券发行的 1/6 强后来国民政府改用“派募” ，即以摊派方法推销公债，无异宣告公债政策的彻底破产同时，沦陷区的法币开始回流，自1942 年 6 月敌伪在华中禁止法币流通后，法币流入较流出为多不论在沦陷区或国民政府统治地区，法币都不得人心解放区为防止法币贬值的掠夺，决定发行自己的货币，也缩小了国民政府实施通货膨胀的区域所有这些都使法币的流通地区大大缩小同时，人民群众为减少法币贬值所带来的损失，迅速推出法币，又大大加速了货币流通的速度因此，由于商品流通量减少；由于法币自沦陷区大量回流，汇集到国民政府所统治的西南西北一隅之地；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大加快，自 1939 年起，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货币增发的速度，进入了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阶段。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国民政府的军事开支日益庞大1937 年就占 87.61%，1938 年占 81.47%，1939 年占 73.02%，1940 年占 90.13%，1941 年占 69.02%，1942 年占60.65%，1943 年占 67.90%，1944 年占 73.49%,1945 年只军事、特别支出就占 71.33%同时，国民政府又从预算中拨出大批款项，用以发展国家家垄断资本预算中所谓建设费用，八年平均占 21.92%孔祥熙宣称：“抗战以来，政府即努力于国家酱之建立，每年预算中均有巨额之资本支出 ”这里，且不计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业，单只对资源委员会1937 年至 1947 年预算拨款即达 12.6 亿元，平均每年占预算支出的 1%，最高一年达2.8%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承认，法币增加的原因，一为“借垫库款” ，一为“筹集建设资金” 由于不断增加军政开支和进行国家垄断资本投资，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巨大据财政部国库署统计室的档案材料，总支出中，军政费用占 70%至 80%，赤字也占 70%至 80%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庞大的军政费用带来庞大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又依靠中央银行垫款解决。

国民政府解决财政赤字的途径，就是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政策为了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国民政府修改了法币的发行准备制度抗日战争以前，中央银行就没有遵守现金准备六成、保证四成的规定自 1939 年起，更把法令偷偷修改根据财政部 1937 年至 1941 年业务分析， “自 1939 年下期始，政府批准中、中、交三行辟另账发行数额是项发行数额特许全部以保证充分准备自后发行弹性增大，数额遂亦日见趋大” 国民政府于 1939 年 9 月 8 日公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 现金准备的内容，以前只限于金银外汇两项，这时规定：“法币准备金于原有之金银及外汇外，得加入下列各款充实之：一、短期商业票据；二、货物栈单；三、生产事业之投资(即股票) ”要做到“发行数额之弹性，实不致受后项之规定而有减缩” 此时，发行法币时国民政府所吹嘘的法币“十足准备” ， “现金准备至少为百分之六十，余则为保证准备”的诺言全不算数了一部分用“保证”作为准备，只要有财政部的一纸借据，就可以充做准备另一部分虽然保留了现金准备的名义，但是现金准备的内容已非“金银外汇” ，而是票据、股票、栈单解除这些束缚以后，国民政府就可以更加放手地进行通货膨胀了。

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受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1940 年秋，国民政府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立法委员、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学社社长马寅初，向立法院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并同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孔祥熙和宋子文：“有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其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在做生意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