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儒家文化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docx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儒家文化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    陈海鹏 沈倩岭 李后建Summary： 农民外出务工行为是中国“三农”问题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关系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依据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对儒家文化和农民外出务工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研究表明：儒家文化对农民外出务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大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意愿越低，但这种抑制作用在自身和父母不同的年龄阶段有显著的差异因此，要从文化和思维方式转变的角度根本性解决农民外出务工的问题，促进农民工的良性流动，用现代管理手段和合理、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构建农村社会经济管理体系Key： 儒家文化; 农村人口流动; 外出务工; “三农”问题： A  ： 1002一、引言与文献综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汉书·元帝纪》）体现着中华文化中深刻的“恋乡思归”情结然而，不管民众心理上如何不愿意离开故土，在生存和发展空间的约束下，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以不同的特征和规模流向城市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但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外出务工需要从结构和规模方面不断调整[2]。

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和乡村振兴催生了农民的回流，使得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引导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迫切解决的关键问题儒家文化在我国数千年农业文明的演变中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和家族管理体系，深刻影响着大众的行为选择因此，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角度思考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研究儒家文化对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对中国城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典的推拉理论认为，农村相对贫乏的生活空间和生存条件将农村人口推向城市，相对应的城市较高水平的生活环境和质量成为吸引农村人口的重要拉力[3]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以及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外出务工受到非正式制度的严重影响[1]，使得“市场化流动”变得不切实际，也导致流动人口在社会责任和义务方面“两地割离”[4]，简单地从推拉理论来分析我国农民外出务工显然是不全面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农村在形成人口推力的同时也在生态环境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拉力已有文献对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和全面，涉及农民个体[5]、家庭[6]、城乡收入差距[7]、土地确权[8]等多个方面当然，也有学者从农村人口流动和乡村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探讨，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对于促进农村文化转型的影响[9]，但对文化与农民外出务工的深层次分析还相对比较匮乏。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外出务工的理解和认知已经存续数千年，在思乡恋土的感情中衍生出“落叶归根”“解甲归田”等思想，并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优化和发展，逐步与“家文化”“家族观念”融合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核儒家文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文化基础[10]，在历史变迁中形成了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孝敬父母、注重家庭和睦等诸多特征，这些内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在儒家文化的家族观念与游子思乡之情充分交融与碰撞过程中，受古代通信和交通限制，形成了古代中國人留守故乡的特殊情怀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相对封闭的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儒家文化作为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文化基础，也不断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互适应和调整但是，在短时期内儒家文化依然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变迁，“家文化”和“恋土思乡”的文化依然影响着农民外出务工的行为遗憾的是，虽然学术界对农民外出务工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对于儒家文化和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在我国城乡关系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背景下，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对“恋乡思土”“落叶归根”的思想有多大冲击？如何通过儒家文化引导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我国城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或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丰富和补充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研究视角国外对于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相对较早，主要从预期收入[11]、相对贫困[12]、教育水平[13]、社会资本[14]等方面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民外出务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15]以及农民外出务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16]两个方面本文基于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深入分析儒家文化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丰富和补充了学术界对农民外出务工的研究视角第二，深化儒家文化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学术界对文化和经济社会关系的关注增多，诸多学者对儒家文化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论证，主要从企业效率[17]、企业行为[18]、家庭金融行为[19]以及社会发展[20]等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关注儒家文化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深化了儒家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第三，深化农民具体特征对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研究本文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外出务工行为选择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农民个体特征对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代经济科学 2021年6期 http：∥陈海鹏，沈倩岭，李后建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儒家文化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农民外出务工行为受到经济、文化、生态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经济层面主要受到当前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影响，而文化作为非经济因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民工的行为[21]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农业文明演化的基础，在汉代“独尊儒术”后，不断从社会经济发展中汲取营养，在唐宋时期快速发展和丰富，到元明清时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达到顶峰[10]以儒学为核心的科举制在明清时期的流行，将儒家文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逐步成为当时人们的基本行为规范[22]中国结束封建社会的时间相对较晚，儒家文化对经济社会各方面依然产生较大的影响[10]，尤其是受现代科学技术冲击相对较小的农村地区，儒家文化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一）儒家文化对农民外出务工具有抑制作用儒家文化对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孝”文化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孝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道德的基础，是从“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家庭人伦关系演化而来的，并逐步在古代家庭确立了“三纲五常”中的“父子”关系[23]。

孝文化强调对父母的尊敬、爱戴和顺从，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子女能够膝前尽孝，经常陪伴和照顾父母，这与外出务工的行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矛盾，甚至“离乡不离土”的外出务工逐步打破了传统孝文化建立的家庭人伦关系和社会道德约束制度在现代信息技术和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虽然现代化元素的植入使得孝的道德引领效应越来越低[24]，但是孝道作为人伦关系建立的核心，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行为特征二是“家族观念”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变迁和儒家文化的引导下，逐步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网络，由此建立了“宗”和“族”为单元的社会管理体系[25]中国历史上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本身就使得农村人口很少流动，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土地资源的约束以及家族观念的影响，更是促使农民将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和家族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形成了相对比较稳定的农村社会运行制度，也使得古代农民表现出“以家为体，以土为用”的文化特征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系构建，使得家庭和个人拥有更为复杂的社会网络和牵绊，将农村人口束缚在现有的生存空间三是“恋土思乡”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以农业文明为根本和基础，而土地作为主要生产要素，在“定居文化”和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逐步成为政治统治、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核心，并产生土地崇拜的政治化现象[26]。

作为无法移动的资产，土地在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与农民的生存、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演化和催生了农民安土重迁的情结另外，儒家所建立的以家和家族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古代农民在感情、社会网络、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对故土产生了浓厚情愫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意愿越低二）儒家文化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有显著年龄差异性年龄因素对外出务工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年龄越小的群体，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越强，越愿意通过外出务工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存处境，而年龄越大的群体，家庭和情感羁绊越多，外出务工的意愿越弱整体上，儒家文化对外出务工的抑制作用是显著的，但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由于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同，可能对外出务工的行为选择具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超过一定年龄的人群，在身体条件、家庭环境以及工作要求等方面的约束下无法外出务工或者不愿意外出务工，这种外出务工的意愿下降更多是由于年龄因素导致的另外，父母年龄也对农民外出务工有显著的影响父母年龄超出一定范围后，农民外出务工行为受到较大的限制，这种限制对外表现为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弱。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农民年龄不同，儒家文化抑制农民外出务工的结果有显著差异假设3：父母年龄不同，儒家文化抑制农民外出务工的结果有显著差异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农民、农户特征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儒家文化数据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1979年版）中获取了明清两朝中榜的51 624名进士的籍贯地信息，并手工将每位进士的籍贯地与当前我国地级市行政区划进行匹配整理，得到290个地级市儒家文化数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河流密度等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手工整理和测度首先，对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个人、家庭和社区数据库进行匹配;其次，通过城市代码将儒家文化相关数据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数据进行合并与匹配;最后，剔除合并数据库之后的空缺值、异常值最终得到涵盖87个市（州）的4 431个样本二）变量定义1.核心解释变量：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传播在隋唐之前主要通过游学和讲学，汉代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官方开始设立学校并传播儒家文化，但依然以游学和讲学为主隋朝科举制的诞生和流行，使得儒家文化成为官方教育的权威内容，儒家文化的传播开始由官方权威渠道和民间私塾、社会习俗两条通道进行。

元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成为官方人才选拔的唯一通道，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八股制义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标志着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绝对引领作用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通过会试的贡生在殿试中“考核合格”的才称之为进士，进士作为科举制度所设立最高级别优胜者，也便成为儒生中的佼佼者，且一般一地中榜进士越多，往往意味着当地儒学之风越盛现有文献通常使用明清时代的儒家学校数[18]、儒家祠庙和明清进士数[10]等指标衡量儒家文化由于历史原因，儒家学校和文庙在资料保存和数据代表性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而明清进士作为官方认可的佼佼者，在资料保存方面更为完整所以，本文使用各地级市明清进士数量衡儒家文化，进士数越多，说明该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2.被解释变量：农民外出务工参照朱建军等[27]对农民外出务工的量化方法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对于农民外出务工的量化指标，主要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中关于“是否打算外出务工”的回答情况，回答为“是”的设定为1，回答为“否”的设定为0，并且设定的外出务工为到其他县区工作，即外出务工是跨县及更大区域范围的流动3.控制变量影响農民工外出务工的因素综合而复杂，不仅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家庭、地方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模型设定过程中，为了尽可能控制到农民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主要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