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使西日记中的中西文化观论文.doc

晚清使西日记中的中西文化观论文 晚清使西日记中的中西文化观论文预读: 摘要：薛福成,字叔耘,江苏无锡人,1838年(道光十八年)生.1865年(同治四年),薛福成上书曾国藩获得赏识,被延入幕府,成为“曾门四弟子”之一.1875年(光绪元年),薛福成上《应诏陈言疏》,提出“治平六册”与“海防密议十条”,震动朝野.同年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邀入幕,入参机要,兼理文案.1879年(光绪五年)撰《筹洋刍议》,对清廷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多方谋划.1884年(光绪十年)授浙江宁绍台道,在任期间,由于措置有方,谋略得当,多次击退法军入侵,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对外少有的军事胜利.1888年(光绪十四年)擢湖南按察史,未及上任,翌年受命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钦差大臣.《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和《出使日记续刻》作于中日甲午战争前,此时国内维新运动仍在酝酿,西化大潮尚未掀起,作者对中西文化仍能展开从容不迫的观察和探索.面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大清国的使臣和经世主义者,薛福成在强敌环伺的形式下为中国寻找出路,通过对西方近距离的观察,也对西方社会、经济、文化方面也有一个更直观具体的印象,其主要表现在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认同,主要在科技、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在精神情仰方面,则从传统文化出发,力揭西方文明之短.一、西方的启发与思想的深化1872年(同治十一年),清廷派陈兰彬为留学生监督,携幼童赴美薛福成撰《赠陈主事序》一文,其中说:先生所携皆童子,童子志识未定,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饕利朋淫腥膻之地,岁月渐渍,将与俱化.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则弊博而用鲜.为之傅者,其必有逆睹其弊而善为防闲者邪.然则先生此行,务毕究洋人之所长,更善察洋人之所短可也.清廷后来将幼童悉数撤回,起于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天于幼童“放荡淫佚”、“效尤美人”,难于管理而应予招回的吁请,时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则是支持他的.由容阉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世人皆以陈兰彬为保守,却很少有人知道,薛福成当时对西方的看法,还不及陈兰彬开通.但是,到欧洲不久,薛福成很快纠正了自己的认识: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说诋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纯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微之.薛福成出国前对西方有负面看法,并不意味着他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的科技和工商业,他从一开始就是接受的.在这些方面,薛福成出国前后的思想变化,并非转折,而是深化,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1.对西方科技的认识在传统的士大夫心目中,科技是西洋人的学问,出身正途的人学习科技,“以夷为师”,是可耻的事,万不可行.如何克服这一思想障碍呢？薛福成出国前就找到了一个有效的逻辑.他说,科技是宇宙间的公理,“乃造化日辟之灵机,非西人所得而私也”,因此西人可以钻研,中国人也可以讲求.出国后,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薛福成写道: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中国缀学之士,聪明才力岂逊西人？特无如少年精力,多靡于时文试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亿兆人之奋其智慧,各以攻其专家之学,遂能直造精微.斯固毋庸自讳,亦何必自画也？生理学方面,薛福成最感兴趣的是心与脑的功能问题.中国传统上认为,心主灵明,思虑记忆皆在于心；近代科学则认为,心是向周身提供血液和营养的器官,思虑记忆皆在于脑.对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薛福成一开始时也很困惑,难于取舍,后来通过问读西方医书,更多了解了人体解剖学之后,基本上接受了科学的观点.电学方面,薛福成通过学习,了解了电的发现、电磁原理、放电现象、正电和负电之别.化学方面,薛福成知道了金属非金属(“四气十金”)的区别,大气的基本构成,主要的金属元素,化学的基本原理.光学方面,薛福成了解了光的生成、光的反射、光谱,懂得了三棱镜的原理和“眼脑衣”(视网膜)的作用.以上例子,足以说明薛福成对基础科学的兴趣.在记载这些科学知识的时候,薛福成往往会追溯中国传统的说法,有时会对某些学说提出修正(如《尚书》的“五行说”),有时又会为某些学说翻案(如邹衍的“大九州说”).总起来说,薛福成对西方科学的学习和思考是独立的、认真的,其敏于领会、善于联系、举一反三之能,是值得肯定的.2.对西方工商业的认识1875年(光绪元年),薛福成上“海防密议十条”,提出了“商情宜恤”的观点,认为西方“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即以商船之税养兵船”的方法,值得中国仿效,若广泛推行,必能“夺洋人之所恃,收中国之利权”.这是薛福成最早提出的“商战”思想.薛氏认为,国家重视商业,正是西方富强的根源所在.“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如果商业不旺,国家必然渐渐贫弱,“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1890年2月(光绪十六年正月)薛福成出使途中经过香港、新加坡,看到英国人五六十年间,将荒岛辟为巨埠,在日记中写道: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猜,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木抑末”之旧说以难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商业不受重视,商人没有地位,既受到“祟本抑末”经济思想的压制,也受到“义利之辨”的伦理思想的贬抑.薛福成在鼓吹“商政”时,大胆破除“不言利”(《孟子》)的成说,用“六经注我”的方法,重新解释儒家经典,把私利与公利区别开来,将发展商业提到“利国利民之术”的高度.3.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薛福成一向关心政治制度问题.出使以后,西方政治引起他的深刻兴趣,日记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如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就是对英国议会制度的较为详细的记述,涉及议院的建立、上议院与下议院的不同构成、职能、议事规则等,其中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薛福成认为,英国议院的最大优点,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制约,因此政策制定比较公平稳妥.这里虽未直接说西方议院比清廷优越,但倾向已寓其中.薛福成对民主制和君主制都不满意,他本人的倾向的是一种君民共主制.光绪十八年四月初一日的日记提到:中国唐虞以前,皆民主也.观于舜之所居,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曰都君.是则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殆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矣.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薛福成最后的选择,是“君民共主”,其实就是近代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他将中国尧舜以前,看作是西方的“民主”,将夏、商、周三代,看作是西方的“君民共主”,这样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托古改制”的意思.二、对西方文化的批判1.对基督教的批评薛福成对西方文化最不能接受的,是基督教.在薛福成看来,基督教有很多问题,第一条是不可信.他在日记中写到:西人之恪守耶稣教者,其居心立品,克己爱人,颇与儒教无甚歧异.然观教会今所刊新旧约等书,其假托附会,故神其说,虽中国之小说,若《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书,尚不至如此浅也.其言之不确,虽三尺童子皆知之.余偶遇西国积学之士,与谈耶稣教旨,似皆已觉之而不肯明言；亦竞有育一二百年后,西国格致之学日精,必多鄙弃教会诸书者.及论孔子之教,则皆同声推服,并无异言.虽西人亦雅善酬应,然余察其辞色,似出于中心之诚然.盖圣人之道,不偏不易,深入人心.以耶稣之说比儒教,不仅如水晶之比玉,虽洋人未尝不知.第二条,基督教只敬上帝,不信众神,不顾祖宗.薛福成身兼英、法、义(意)、比四国公使,在意大利时,看到罗马帝国神庙或任其荒废,或改为天主教堂,大发感慨:耶稣之徒,又尊耶稣为天主,谓人惟当敬天与天主而已.由是则一切诸神可废也,由是则祖宗之祭记可辍也,由是则父母之坟墓可弃也,知有耶稣而已矣.第三条,薄待死者.薛福成在意大利时,见到人们将“帝王将相之有功德、素为西人所称颂者”之骸骨取出,置之博物院中,“以供生人之赏玩”,将墓中器具取出,“备学者之考证”,很不赞成.认为西方博物馆的做法,伤于人道.他说:盖耶稣之学,墨子爱无差等之学也.墨子知养生而不知送死,其论丧葬,以薄为道；耶稣之教,又加甚焉.第四条,轻视子孙.薛福成在国外时看到,一些家资巨万的富人,往往终生不娶,临终前将钱财捐给教堂,或分赠友朋了事.而中国文化传统中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影响的他,自然也很难接受这样的观念.2.对西方伦理的批评除了宗教信仰,薛福成认为西方人在伦理方面也有问题.在《赠陈主事序》中,薛福成曾比较中西文化,认为西方“炮械之精,轮船之捷”,“大非中国所能敌”,而“中国所长,则在秉礼守义,三纲五常,犁然罔欺,西国之不逮亦远焉.”这一观点,在出国之后,并无根本的改变.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日记对此有集中的表述:西洋各国经理学堂、医院、监狱、街道,无不法良意美,绰有三代以前遗风.所设上下议院,亦合古之刑赏与众共之之意.而数十年前,则此等事尤多,颇如孔子末作《春秋》以前列邦情势.此其君臣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子女年满二十一岁,即谓有自主之权,婚嫁不请命于父毋.子既娶妇,与父母别居异财,甚者不相闻问.虽较之中国父子贼恩、妇姑勃榖者,转觉稍愈.然以骨肉至亲,不啻推远之若途人.国家定律,庶民不得相殴.子殴父者,坐狱三月；父殴子者,亦坐狱三月.盖本乎墨氏爱无等差之义,所以舛戾若此.此其父子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西俗贵女贱男.男子在道,遇见妇女则让之先行.宴会诸礼,皆女先于男.夫有外遇,其妻可鸣官究治,正与古者扶阳抑阴之义相反.女子末嫁,每多男友,甚或生于不以为嫌.所以女子颇多终身不嫁者,恶其受夫之拘束也.此其夫妇一伦,稍违圣人之道者也.夫各国当勃兴之际,一切政教均有可观；独三纲之训,究逊于中国.即洋人亦或推中国为教化最先之邦,似未尝不省悟及此；然一时未能遂改者,盖因习俗相沿之故.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不信然欤.”传统伦理排斥个人主义,固然容易忽视个人的权利和个性的价值,但其所强调的群体主义和利他主义,在道德层面,又是崇高的、美好的,是维系一个社会的重要因素.忠孝节义行之不当是迂腐,行之得当则是美德,不能全盘否定.薛福成对传统道德的美好之处深有体会,不理解也瞧不起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这固然是他的局限,但把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当作最高标准,抹杀传统道德的意义和价值,同样是不可取的.3.其他方面的批评在宗教、伦理之外,薛福成还在生活和其他一些方面指出西方不如中国之处.如说西人以父母之名名其子孙,以君主之名名其狗马,虽有爱敬之心,“然而近于野矣”.说“西人以新闻纸揩器拭粪,不知惜字”；又说西洋园林花草莳以人力,缺乏天然可爱等等.余论一百多年以前,像薛福成这样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走出国门,对异域的文化进行观察与评论,正是中国士大夫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侧面,也是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前奏.总的来说,薛福成对于西方文化的观察,表现在他本人对西方科技、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认同,而在精神信仰方面,则从传统文化出发,力揭西方之短.在薛福成的出使日记当中,有着一种强烈的文化乐观主义,这样的文化乐观主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用夏变夷说；（2）西学中源说；（3）地理人种说.薛福成比较中西文化的短长,其目的,正在于树立一种面对西方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