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毕业论文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doc

X X 大学毕业论文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 姓姓 名：名：__________2014 年年 6 月月 25 日日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晚明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 摘 要：明代福建与江浙之间区域贸易相当发达江浙向福建输出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商品，福建向江浙输出荔枝、龙眼、柑桔、木材、夏布、纸张及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白银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和资本而其依赖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对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互动的考察中，我们已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端倪关键词：晚明；福建；江浙；区域贸易晚明的江浙区域已经成为中国的市场中心及经济中心，福建则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海外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过道就此而论，江浙与福建的贸易应是晚明区域贸易中最发达的但以往对闽浙贸易的研究一向是详于清代而略于明代，其原因在于明代的史料较缺近年笔者从晚明的笔记小说、方志、文集等文献中搜集了一些稀见史料，在此试图较深入地探讨晚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品贸易一、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道与商人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道晚明福建通往江浙有两条陆上通道，其一，从崇安分水关通往江西，然后从赣东北的玉山进入浙江的常山，再顺着钱塘江上游通往杭州；其二，从浦城的仙霞岭通往浙江的江山县，从而接通钱塘江上游的河流。

关于明代这两条商道的详细情况，可看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此书作于隆庆年间，记载了分布于全国的主要商道，以下摘录有关闽浙商道的记录：从浙江衢州经江西玉山到福州 “衢州府西安县上杭埠驿，……西八十里广济驿，常山县；十五里，草平驿．江浙界，今革；三十五里怀玉驿，玉山县；九十里广信府上饶县葛阳马驿；八十里鹅湖驿．六十里车盘驿并属铅山县；四十里至大安驿，三十里崇安县长平水驿；下水三十里，武夷山；四十里兴田驿，并属崇安；五十里建溪驿，建阳县；七十里叶坊驿，属于瓯宁县；五十里建宁府(瓯宁县、建安县)城西驿，属瓯宁；四十里太平驿属建安；四十里大横驿．属南平；四十里延平府南平县剑浦驿，西北去邵武府；东六十里茶阳驿，属南平；九十里黄田驿五十里水口驿，并属古田；四十里小箬驿；八十五里白沙驿，并属侯官六十五里芋源驿，属怀安县；二十里至福建布司福州府三山驿……自常山县至水口驿(属古田县)，水马并应崇安至福州府水路滩洪缓急”[1]若将以上驿道所经城市罗列，就可较为简明地看出浙江通往福建的商道走向：衢州、常山(以上屆浙江)、上饶、玉山、铅山(以上属江西)、崇安、建阳、瓯宁、建安、南干、古田、侯官、怀安、福州(以上属福建)。

由此可知，这一条商道主要是通过铅山与崇安之间的分水关而进入福建除了隶属于福建的城市外外地城市中，最为重要的是铅山县河口镇该镇是赣东北的交通咽喉与商业中心， 由这里发出的商船可以沿信江而下．进入鄱阳湖，然后从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从而联通长江流域诸地；从鄱阳湖也可进入江西省的赣江水系，赣江水系的上源又可通向广州，此外，如前所述，在铅山还可以翻越玉山进入浙江，在常山县上船，进入下游的钱塘江流域因此，明末的铅山河口镇，是东南区域运输的枢纽之一，对福建省来说只要进入了河口镇，就可进入陆上的东南区域商业网络，由于这一原因，由崇安经分水关到铅山的商道，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出省商道实际上，由这条道路通往江浙，要比仙霞岭路稍远一些，但因这条商路的重要地位，仍然成为福建通往江浙的主要商道明人称这条商道为分水关大路，有时也简称为“大关”入闽的第二条商道是从衢州府的江山县经仙霞岭到建宁府浦城县，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对此也有记载：上杭埠，水九十里江山县；十五里清湖；路，十五里石门街．十五里江郎山；十里峡口渡；十里观音阁；十五里保安桥；十里仙霞岭，巡司十里，杨姑岭，十里龙溪口；十里下溪口；十里南楼，闽浙界；十五里大竿岭；十里五显庙；五里梨园岭，十里鱼梁街；十里仙阳街；三十里浦城县，下舡；八十里水吉，巡司；七十里叶坊驿，五十里建宁府”[2]。

这条道路虽然中途没有河口镇之类的大镇，但它也因此不要绕道江西， “凡往来闽浙暨之京师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争趋焉”[3]不过，其间道路也十分艰险周亮工说：“闽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岭高三百六十级，凡二十八曲，长二十里”[4] “三里一亭，五里一聚”，尽管山道修得较好，但因山道陡峭， “入闽者多苦浦城山路”[5]华廷献于明末从浙江到仙霞岭， “十七日抵青湖， ‘舍舟登陆．过仙霞岭，岭百四十里，陟降凡两程，峭壁中开隘口盈丈，俯高临下，百人守隘，千夫莫能过也”[6]明代仙霞岭没有设驿道，所以，人们有时称之为仙霞岭小关在明代人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大关”与“小关”之名由于仙霞岭山道既险且长，屡有意外事件发生，运输不够安全因此，在这一条商道上有商品运输保险制度实行明代的《商贾买卖指南》一书介绍客人从福州到浦城后， “凡泊舟先寻主家行主，照数主家遣人搬挑商量，一百斤工银一钱，凡雇夫各有票照数挑至清湖县某家留歇与清湖主人验收明白交卸有自浦城至清湖凡五日路程．中二日，山甚险峻雇夫已定，次日起程，至十八里有店，作午饭，每人半筒米与店主”[7]由此可见．商人从福州到浦城后可以和货物分道而行货物交给浦城的行主，他保证将其运到浙江江山县境内的清湖镇，而商人空手过山，到清湖领货。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人工价钱十分便宜，从浦城到清湖的五天山路，一百斤货物的运费仅值银两一钱；此外还看到一条从福州城西驿运到南平建溪水口运费价钱：“城西驿上至建溪陆路一百二十里，常轿价只一钱六分；或路少行客则下减一钱四分或一钱二分．亦抬”[8]如此低廉的运费，是闽浙之间商品运输的重要条件总的来说，当时的商道主要沿着河流走闽浙之间，钱塘江与闽江两条大江自然成为联络两省的主要商道而两江上游之间的商道，则由崇山之间的山路构成福建通往浙江的山路主要有两条，其一绕道江西铅山河口镇，是为当时主要的出闽大路；其二翻越仙霞岭，从浦城到浙江的江山县福建与江浙之间的海路交通福建与江浙二地面临东海，拥有众多的港口，较为著名的大港有今属江苏的上海、乍浦，今属浙江的宁波、温州，以及属于福建的福州、泉州、厦门等港口东海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秋冬盛行东北风，春夏盛行东南风，帆船顺风而行，一年至少可以往返一趟不过， 明代由于倭寇入侵东南海疆，闽浙二省都实行严厉的海禁，虽然沿海运输不在禁止之列，但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例如，嘉靖年间闽浙巡抚朱纨即规定了当时的海运船不可太大：“其福州等处原编民间卖谷船只，一面行查奉何事例，一面行各寨澳巡司，定以三百石为率，长不过四丈，阔不过一丈二尺，深不过六尺者，许其自便。

惟不许假借乡官名目，亦不许官与编号如丈尺过此式者，俱限文到半月内报官，一体免罪．估价官买，充战哨公用俱要编立字号．大书深刻桅下横木，以防那换”[9]后来，胡宗宪的筹海图编)一书也说：“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人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籴于邻省也严其保甲，令民沿海运粜，则广浙有无相通，而福民不患于无食矣”[lO]可见．官府虽然允许闽浙沿海港口之间进行贸易，但对船只的大小有相当的限制，船只过小，不能进远海，只能在沿海港口贸易于是，官府可以通过控制港口来限制海上贸易：照闽船不入浙，浙船不入闽，俱限温福分界沙埕地方换船，此向来通行之禁也五 月六月，正发船通番之候，有违禁越界之船，即将其船入官，凡系闽中载木货大船，尽行收入定海，不许出洋闽船不入，浙船不出，茫茫大汇，岂一苇之可航?而华夷之路绝矣[11]这条史料告诉我们，当时闽浙边界的沙埕港是重要的贸易港，按照官方的规定，闽浙之间的货物贸易，都应通过这一港口交换，分别由各省的货船将其运回应当说，在嘉靖年间倭寇频频入侵的时代，闽浙官方仍能批准这一条例，对保护当时的沿海运输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倭寇大举入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官府对海运的禁令也有所放松，尤其是福建方面，民众从官方获得船引是较为容易的：“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或假给东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12]。

浙江方面的海禁也不像隆庆年间那么严厉，有一些官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福建商船：“闽故仰哺外地，締苎蔗浆诸物，方舟而出，米谷菽麦之利，连帆而人商于吴粤者无禁也”[13]当然，在以人为政的明代，随着官员的更换．政策也会发生变化，万历后期任江浙督抚的王在晋说：“夫闽商人浙，浙货人闽，此商途贸易之常，势不能遏然入闽自有大关、小关正路舍严衢而由宁绍台温，其为海贩明矣……不如责令杭城沿江一带船埠，凡闽商载货，路由严衢者，方许迳发，若渡江而东，必报官稽核北新关税票当风汛之月，闽商贩段百匹，丝绵数百斤，及有毡条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货物者，即着本关，委官报府，查其去向”[14]按，王在晋之所以对闽商严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闽商中，有人从海路购取杭州丝绸运到日本出售，所以，当时浙江方面力主严查闽商以防通倭从王在晋的奏疏来看，他更希望来往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走陆路的商道而少走海道，以免发生有人乘机去日本贸易的案例可见，当时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海道并不十分通畅，而是有很多禁忌浙江方面，由于官府严禁民间造大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几乎没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没有这一禁例，因此，当时往来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雇佣福建大商船运输这些大商船可以走远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从而成为浙江官府严查的对象。

在官府管得严的时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两地之间例如，明末因东南海盗再起，浙江巡抚张延登重申不许福建大船直接人浙， “闽浙海运交界之处，名曰沙堤(即沙埕)，以限南北勒令闽船不许过浙，浙船亦不许过闽”；“货自南来者，如糖、靛、椒、藤诸物，必易浙船以入；货自北去者，如桃、枣、药材诸物，必易闽船以出”[15]总之，当时闽浙间的海运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过，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往来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人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 “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16]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17]再如“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馀两，往南京买布”[8]。

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 “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18]，他如“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馀岁，聪明脱洒，惟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8]复如“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8]江南一带的商人也常到福建境内经商：“游天生，徽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8]徽州人是江南诸府中最有名的商人，不论什么城市，几乎都少不了徽州商人他们经营对福建贸易是经常的又如“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8]他们之中不乏大商人， “张沛，徽州休宁人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馀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馀两，亦到此店买棉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买毕， 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沛内外”[8]其他外省人也每每经营江浙与福建的贸易：“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馀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8]。

这位商人往来于福建与松江之间，在福建出售江南的梭布，而在江南出售福建的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