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书院的藏书制度.docx

          我国古代书院的藏书制度                    □ 唐细英 谢 玲书院藏书是我国古代藏书的一个特点书院之名起于唐代，北宋后书院发展成为一种读书、讲学新的教育组织，它的目的在于自由研究学问、讲求身心修养，是理学家或者学者讲学之所明清时期，书院几乎遍及各省通都大邑，以至穷乡僻壤，这一时期出现了古代比较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等有名的书院为了教学和学生读书的便利，书院成为我国古代藏书的一个重要场所，也是我国古代藏书的重要补充一、古代藏书受重视的原因“藏书”一词，始见于《韩非子·喻老》篇藏书可能为世界历史上所共有，但是我国古代藏书则应该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夏朝傅璇琮、谢灼华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中从古文献记载，辅以考古学资料，认为夏代及以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已出现了众多的文献，夏代文献载体多种多样，夏王室已形成了保存文献的观念，宗庙是夏王室收藏图书“专门的处所”，明确提出了我国的官方藏书早在夏代便已经出现，夏代当为中国藏书之始嗣后，殷商时代开始有了正式的史官，称为“作册”或“史”，他们是王室文献草拟者和保藏者。

《尚书·多士》中说“惟殷先入，有典有册”，这些典册就是殷王室的文献到了周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官称“史”或“太史”，既记载各国当代政事，又负责保藏政府文献《史记》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这个守藏室就是周王室有目的地收藏图书档案的地方我国古代藏书溯源大抵如此那么，我国古代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藏书？究其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历代统治者对“文章”的重视这是我国古代藏书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圣人之情见乎辞”（《周易·系辞下》），知古可以鉴今，可以明得失知兴替，可以有效地为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服务何以知古？通过文献书籍是知古的最直接最有效渠道，周天子和诸侯为了知古鉴今，就往往向主管藏书的史官请教古代帝王直接谈说读书藏书者不多，魏文帝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从一个侧面充分表达了历代统治者对藏书的看法，藏书实际上事关统治大业，兴衰盛事，焉能不重视？宋太祖赵匡胤说，“宰相须用读书人”，他的继承者宋太宗下令编写了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总类》，书成后他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二三卷，至一年内全部看完，并因此把书名改为《太平御览》清雍正皇帝说“读书养气”，体味到了读书可以变化气质。

读书有如许好处，焉能不重视藏书？其实，更多的朝代则是以实际行动说明其对藏书的重视继周代有藏书的“藏室”，有执掌藏书之职的官员后，秦代也有专门藏书处叫石室及至西汉，“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宰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隋书》卷32《经籍志》）魏晋南北朝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兰台等国家藏书处，直至隋唐、两宋、明清历代都设有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有资料表明，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皇家征书——汉武帝刘彻“开献书之路”开始，到清乾隆为修《四库全书》而在全国大规模征书，大约有57位皇帝直接过问并参与征书、藏书事宜，从人员选派、下诏征书、经费来源、优惠政策、机构设置，到整理编目、圈定流通范围等，常常是由皇帝亲自颁发敕令，作为一种国家政府行为而实施正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我国古代藏书才能绵延不绝，蔚为大观第二，历代藏书家的经世致用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曾谈到自己忍受奇耻大辱写作《史记》之衷心：“仆诚以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对于古代许多藏书家的藏书观正是最好的概括。

藏书为了读书，为了经世致用，这种思想藏书观是中国藏书思想的精华韩非不仅是我国古代最早提出“藏书”一词的人，也是明确主张藏书利用最早的人，他在《三难》篇中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于百姓者也布于百姓，就是说藏书不能束之高阁，而是要为百姓所用这种思想为后来藏书家所发扬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绝业，犹弗读也……然尊闻行知，含英咀实，广以观万，约以守一，视世之玩物丧志者，似有间矣宋黄庭坚有言曰:‘夫大夫家子弟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者出，便名世矣’丁凯有言曰：‘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是则金吾藏书之意也夫古代藏书的经世致用，不仅有理论，更有其实践，如晋代藏书家范平，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百余人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其家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与辞”元代藏书家冯梦周，曾买书千卷，构堂贮之，以待乡里无力购书者读用，且制定借阅规则，凡借者任意让其取书，记其名与书目，读完归还则销其籍，损坏者不责赔偿，不归还者遂与之，以激其后对此，时人张翥题诗赞曰：“不惜黄金为买书，要令弦诵被乡闾圣贤事业千年上，经史文章万卷余让藏书对外开放，使所藏之书发挥其培育人才的社会功能，既有和统治者藏书相一致的一面，更有其造福于社会的一面。

二、古代书院的藏书制度由藏书而刻书，使藏书也真正由藏而达于布，不能不说是对藏书精神的发扬光大，发挥了藏书的更大作用我国古代藏书能够绵延不绝，源远流长，主要得力于历代统治者对于“文章”和藏书的重视，所以藏书也是自“官家”开始，并随着历史的进程，由官府藏书而至于私家藏书，再发展为寺院藏书和书院藏书，四位一体，四轮并转，进而形成我国古代藏书之大观在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毛泽东是当过教师的唯一一人我们至今还可以读到他上课用的“教案”作为一个有着与众不同的求学成才经历的人，他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总体来讲，批判和否定的多但是，他对于书院却有着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是把书院的形式作为自己创设的新型学习组织的典范而提出的这里，师生关系、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是毛泽东所推崇的综观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这一思想的痕迹处处可见王炳照在《书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是这样引用的：“从‘研究的形式’一点来讲，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的多”，“一来师生的感情盛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是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学乃取其利，去其弊”，“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的组织。

樊克政在《书院史话》一书中提到：“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别具一格的教学与组织管理等制度，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废改于清末，有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史从教育史的角度看，“促使书院产生并能得到发展的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自隋、唐以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官学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一些真心求学的士子势必要在官学以外去寻找就学的场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正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书院的发展及其一整套制度的形成，又是同理学的兴起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理学对于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作用，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并不为封建统治者所认识，于是理学家们便只好以书院作为从事研究与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而这就势必促进书院的发展及其制度的臻于成熟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书院对中华文明史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书院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书院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书院促进了中国图书事业史的发展书院对促进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元、明、清时的著名书院，一般都是当时各地的教育中心，对推进所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教学与组织管理等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形成了不少与官学迥然有别的特点，如把从事教学工作与进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不同学派可以在同一书院中讲学，注重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师生感情甚笃以及管理人员较少等。

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教育遗产，而且也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三、古代书院藏书对现代教育的启迪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古代官学重视人文科学教育，忽视自然科学教育，近年来学者对书院自然科学教育的资料，进行医学教学与实践，开展军事教育，中国标准化语言语音及外国语言文字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这些研究和资料弥足珍贵从历史发展看，社会教育都具有多种功能，培养人才只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教育还担负发展文化，开发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任务书院的人才模式与官学不同，主要目的是培养儒生，重视德育，即要培养伦理道德型的人才，不求功名利禄书院向平民开放，培养一大批热衷于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者，编写大量童蒙读物，开发民智书院独有的人才模式，打破了‘士者仕也’的定式，出现了‘士’与利禄的分离，为平民学者阶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而平民学者的形成，带来了教育、文化的普及和文化重心的下移这一切都有力地说明了：教育具有培养人才、传承和发展学术文化、开发民智和化育人生等多种职能与作用这是官学和私学都不能做到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深刻变革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

晚年，钱穆先生在香港主持“新亚书院”在谈到书院的培养目标时，他说“中国宋代书院制度是人物中心的，现代大学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参考文献[1]肖东发.古代书院藏书概论[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1.[2]傅璇琮等.论中国藏书史的内涵[J].阴山学刊，2001.[3]吴丹青.清末民初广东私人藏书的历史作用与影响[J].中山大学，2001.[4]朱小燕.浙江书院藏书考略[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4.★作者单位：江西中医学院图书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