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伤痕文学_的历史记忆.pdf

FRON TIERS178天涯今年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也是“伤痕文 学” 三十年如果没有伤痕文学,新时期文学就 将会是另一番历史面貌而只有在新时期文学 的特定历史视野中,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伤痕 文学的历史记忆和问题我的话题,将会从徐贲的文章 《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 中展开和延 伸(见陶东风、 金元浦、 高丙中主编 《文化研究》 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一徐贲在援引哈布瓦奇的 《论集体记忆》 一书 的观点时写道:集体记忆包括历史记忆和自传 记忆哈布瓦奇提出,历史记忆是社会文化成 员通过文字或其他记载来获得的,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 节假日纪念等等才能 得以保持新鲜;自传记忆则是个人对于自己经 历过的往事的回忆 ” 但他强调,“无论是历史记 忆还是自传记忆,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 所和公众论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才能得以保存”,“而记忆所涉及的不只是记忆的 ‘能力’,而且更是回忆的公众权利和社会作用 不与他人相关的记忆是经不起时间销蚀的 ” 这 对理解伤痕文学的缘起具有特别的意义 文学史家喜欢从一篇文学作品最早发表的时间来寻 找一个文学期的源头,社会公众和读者则更相 信,历史记忆才是历史的第一见证人,只有这 “第一见证人” 在场的文学创作,才能够产生震 撼力和感人的力量。

我们发现,伤痕文学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一个第一见证人的影子,例如卢新 华 《伤痕》 中的女知青晓华,刘心武 《班主任》 中 的张俊石,孔捷生 《在小河那边》 中的姐弟,张弦 《记忆》 中的放映员,王蒙 《夜的眼》 中的我,北岛 《回答》 、《宣告》 中的抒情主人公,等等 在那个时候,他们以第一见证人的身份,承载着为全体 社会文化成员讲述 “十七年” 和 “文革” 历史的巨 大功能《伤痕》 的晓华告诉读者,1969年,由于 妈妈被 “定为叛徒”,她们全家被赶出原来的房 子,“搬进了一间暗黑的小屋”,她还被剥夺了“红卫兵” 的身份,受到同学的冷遇和歧视 在 “出身论” 的痛苦和焦虑中,十六岁的她,决定与 父母 “彻底划清界限”,到农村插队 但这种 “决 裂” 行动于事无补,在乡下,因妈妈的叛徒问题 她入团遇到阻力,恋人小苏调县委工作也受到“政审” 影响 九年后,妈妈的 “历史问题” 终于澄 清,当她拿到妈妈的来信回家与其重逢的时候, 妈妈却已经在医院病逝 ⋯⋯ 熟知这段历史的 人,读到这里无不为之动容、 潸然落泪,因为千“伤痕文学” 的历史记忆程光炜179百万个家庭都曾经过这种破碎后的生离死别和 心灵伤痛。

由于第一见证人晓华的在场,没有人 认为这只是 “文学虚构”,而相信这是对他们刚 过去不久的人生经历的 “再叙述” 晓华就是他 们的 “历史” 的代言人 正如哈布瓦奇所说,“记忆都必须依赖某种集体处所和公众论坛”,它所 涉及的不只是小说主人公 “记忆的 ‘能力’ ”,“更 是回忆的公众权利和社会作用” 尽管这只是三 十年前的 “旧事”,但我们还是特别感谢 “伤痕文 学”,没有这个 “公众论坛”,这个可以公开地相互倾诉的 “集体处所”,它也许只是主 人公本人的 “自传记忆”,由 于过于渺小、 脆弱,很可能会 被历史永远地埋没 所以,小说正是历史的讲述者,它代 替我们讲述了我们的历史, 如果没有这篇小说,我们能 否记住那段恐怖的历史都将 是一个疑问徐贲又写道:“哈布瓦奇 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 忆的当下性 他认为,人们头 脑中的 ‘过去’ 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 回忆永远是在回 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 不同时代、 时期的人们 不可能对同一段 ‘过去’ 形成同样的想法 人们 如何建构和叙述过去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 当下的理念、 利益和期待 回忆是为现刻的需要服务的 ” 近年来,由于历史在淡忘中的湮没,由 于新的历史对于旧的历史的不断覆盖,更由于 许多时髦新知识对于历史记忆的参与、 渗透、 扭 曲、 添加或有意改变叙述方向,对伤痕文学历史研究与批评天涯FRON TIERS180天涯价值的评价出现了不小的争议。

已经有人指出,这是 “新时期历史” 对它的一种 “重新建构” 也 有人认为,人们普遍直观、 简单地把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 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丝毫没有意识 到相反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来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 改造 和提升的结果 也有人作出了这样 “大胆” 的结 论,“文革” 显然也为社会精英阶层提供了教训, 为官僚阶层和媒体阶层也提供了一场深刻教 训 你想 — — — 如果不是群众的自我组织、 自我表达和自我管理搞成了自相残杀,如果不是群众 自己搞乱了,那么精英阶层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如果群众自我组织得很好,自我管理得很好,自 我表达得非常有效,那么还要你们知识精英阶 层干什么?所以,鉴于 “文革” 的教训,精英阶层更应该意识到脱离群众的危险 这样的说法,其 大胆不亚于说犹太人的被屠杀是一种 “历史虚 构” 但我相信,这些意见的出现,一方面可能是 他们相信 “历史意识” 仅仅是 “建构” 出来的,他 们表面上在说自己的话,但实际上,是这种 “建构” 理论在替他们说话,他们不过是在重复这种 建构理论而已,并没有自己的历史判断;另一方 面,由于 “文革” 主要是在大中城市展开的,农村某种程度上成为它的历史死角,这就使很多出身在农村的知识分子看不到它那种反人类的残 酷性。

所以,造成这种历史盲点虽然不太应该, 但也是可以原谅的;最后一种,是明明知道,却 装着不知道,由于今天贫富悬殊的历史语境,而 故意这样说来取得哗众取宠、 语惊四座的话语效果 这些现象,在近年来的思想界、 文化界应 该看到不少,其实已经毫无新意,也难以再让人 刮目相看 这种对 “伤痕文学” 的 “再反思”,还呼 应着对格瓦拉的重新推崇 说老实话,这种以 “建构” 理论为自己预设前提,并对 “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加以颠覆性认识的学术研究,让我 非常忧虑 不过,前一种反思显然是起于当初对 伤痕文学的非常粗糙的 “政治性” 的利用和历史 定位的认识,但它恰恰忽视了伤痕文学严峻的 历史内容,也即所谓对 “一段 ‘过去’ 形成的同样的想法” 研究者可能只看到在伤痕文学历史出 场的过程中,它确实是作为一段 “回忆是为现刻 的需要服务的”,然而,在这一切历史的功利性 的下面,他们应该记住哈布瓦奇同时说过的一 句话:“记忆” 也是 “当下性” 的我一位朋友就有这么一个“当下性”的记 忆1966年,“文革” 爆发后的某天,他从附近的 小学放学回家,在家门口突然看到一个把他爸 爸姓名倒过来的大标语,上 面写着:“打倒 ××特务×××!” 他当时才十岁,一 下子被眼前发生的一切震惊 了。

在他有限的人生经验中, 实在根本无法将 “特务” 与养 育、并教导他正直做人的父亲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也就 是说,当历史给了这个“建 构” 方法的时候,却难以拿这 个来重新 “建构” 与父亲之间 的血缘关系 无论从 “物质到精神” 上他都会受不了 说老 实话,这是对他人生的第一 次“重大打击”,他相信有很 多人都经受过这种“重大打181击” 关键在于,在持续了很长一段和平时期,日常生活经验已经成为人生的全部经验的时 候,这种不打任何招呼、 突然袭击式的,且夹带 着文化地痞式的对善良人们生活世界的瓦解, 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能从未发生过它超出了基 本社会伦理、 道德操守的底线,甚至革命教育所给予人们的一切东西如果这样去理解,“文 革” 确是 “史无前例” 和 “前所未有” 的哈布瓦 奇说:“在这样的集体记忆中,人们分享同一的 记忆但实际社会环境的记忆并不总是同类同 质的恰恰相反,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主流 文化控制记忆资源,而对异见文化采取压制态 度,因而异见文化抗争的重要手段是保存一种 相对于主流文化记忆的他类记忆或者反记 忆 作家王蒙也有他对自己生活记忆的 “当下性”,这就是短篇小说 《夜的眼》 。

1950年代,他 因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而蒙难,一家人 被迫从北京迁居新疆十几年1970年代末,他 从新疆返回北京,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当然也有 幸存者的欣喜 《夜的眼》 就是以文学书写的方式呈现了作家当年这段 “当下性” 的记忆然而 作为读者,当看到主人公为终于闻到街头熟悉 的羊肉串味而激动,看到他为繁华、 沸腾的城市 景象而陶醉的描写时,我心 里反而为他非常难受我难受的理由是,他已经习惯把 自己压缩到一个很小的空 间,乃至一点点赐予,就会让 他这么激动和感激涕零,难 道不是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我的问题还有:这座城市 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为什么 又捉弄式的让他失而复得 呢?是谁在捉弄他、 侮辱他, 又是谁在伤害那个懵懵懂懂的孩子,让他过早知道了生 活的负面和肮脏?是什么因 素使我们不自觉地学会了畏 惧?等等伤痕文学” 实际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这种提问方式已经超出了 “伤痕文学” 的历史认知框架但我以为这 不是伤痕文学之过,而是因为它实际上并没有 真正掌握表现历史记忆的全部权利随着年事 增长,人们渐渐明白,是一种力量在 “控制记忆 资源”,不让更多的读者通过伤痕文学了解到远比文学更为深层次的东西。

而在我看来,上面提到的那些对伤痕文学 历史价值的 “重新解释”,大概也是在帮助 “集体 记忆” 一起压制我和作家的 “当下性记忆” 罢 但是,我深感庆幸的是,王蒙的 《夜的眼》 、 张弦的 《回忆》 、 卢新华的 《伤痕》 等作品已经将这些 难能可贵的当下性记忆做了永久保存即使再 用学者身份和学术语言渲染、夸大那些历史的 “合理性”,“现代民族国家” 的现代性问题,恐怕 都无法将这些当下性记忆埋葬、 抹去、 删除,而只会增加这些 “重新解释者” 的历史知识的无知 和可笑所以徐贲说:“文化批评的反记忆具有 重要的伦理尺度,那就是因弱势和被压制而要 求解放,要求改善生存环境二从这篇文章我们还了解到,昆德拉说过:研究与批评天涯FRON TIERS182天涯“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甘卜斯特别把近期历史事件记忆和遗忘与强势 权力联系起来,说:“忘记近期历史事件和忘记 遥远的过去是不一样的⋯⋯ 忘记(近期历史 事件)意味着扭曲用以察看现今的视镜这是 一种有意无意的逃避或排拒它把发生过的事想象为未发生过,把未发生过的事想象为发生 过 这种遗忘是拒不记忆 ” 甘卜斯深感通过忘 记近期历史事件而 “扭曲用以察看现今的视镜” 的做法的严重后果,而我可能更关心的是他下 面那些话,即“它把发生过的事想象为未发生过,把未发生过的事想象为发生过” 。

在我看 来,这是如何 “理解” 历史记忆和怎样 “处理” 它 的问题 新时期文学初期,在如何发展伤痕文学的 问题上出现过争论,如 “歌德与缺德” 、“向前看和向后看” 等等在今天看,这些问题已经 “过 时” 不过,它关乎的如何理解历史记忆和怎样 处理它的问题仍然存在,值得重视如果通过 这一角度考察一些小说,会发现 “拒不记忆” 的 现象不光存在于反对伤痕文学的人们身上,同时也发生在从事伤痕小说创作的人那里后者 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他可能以为自己这是在根 据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而作出的适应文学变 化的一种写作的变化 高晓声是五十年代的青年作家,被错划右派后到他家乡做了二十多年农民这种辛酸经 历和底层挣扎的经验,使他对农民的命运有深 刻体察带着这种 “创伤性” 的历史记忆,他的 《李顺大造屋》 以主人公二十多年 “造屋” 而一次 次失败的经历,深刻反省和批判了农民在当代社会中的 “底层” 历史位置由于这种反思所达 到的深度,高晓声因此被称为“当代的鲁迅” 《李顺大造屋》 刊于 《雨花》1979年第7期,半年 后,《陈奂生上城》 在 《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 发表令人吃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