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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证据为本”到反思性对话实践 【摘    要】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着价值承担和干预效力之间的内在张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del)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主导性模式，这一模式把社会工作实践置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指引下，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工作干预效力但实践处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都在挑战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专业模式推行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往往遮蔽了反思性能动主体因此，把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对话，就能够更好地平衡好社会工作价值投入和干预效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关 键 词】社会工作/价值认同/干预效力/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反思性实践　　【作者简介】：郭伟和，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一、社会工作的价值承担与干预效力的内在张力及其表现　　社会工作实践有什么独特性?它和其他专业实践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应该被拉回到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位置它不像医疗专业，只是把专业价值考量限定在专业操作过程之前的道德伦理操守，在专业操作过程中就不再依靠专业价值，而只依靠科学技术。

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体现在整个专业实践过程之中，包括对案主问题的理解、判断和行动，都是一个道德和政治实践的过程①所以，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处理价值承担和干预效力的关系问题，不会像医疗专业那么简单明了，而是需要更加深入详细地分析研究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社会工作是对社会问题的干预，是帮助当事人解决生活问题的在威廉姆·戈登(William E.Gordon)和哈瑞特·巴利特(Harriett Bartlett)等人的努力下，社会工作的干预焦点回复到个人和社会环境的互动，而不再是个人心理和人格层面②同时，社会工作强调价值关怀甚于其技术手段，正是其价值目标一次次地矫正它的发展方向，把其从偏离轨道的泥潭中拉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③　　其实，社会工作中存在情感价值投入和有效干预之间的张力已经是个老问题从社会工作专业诞生之日起，这两者就纠结在一起，并且伴随着这个专业的发展而变换其表现形式它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初期曾经通过功能和原因的争论而显现出来④功能论认为，社会工作应根据案主的生活功能来进行分析和干预；原因论则认为，要分析案主问题的成因，并通过消除原因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又通过心理动力学派和功能学派之间的争执而表现出来，⑤最后导致精神分析理论在社会工作领域的霸权地位。

心理动力学派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构建自己的心理社会诊断框架，把案主当作一种问题化的、无能的、病态的对象，进行诊断和治疗⑥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病理化的社会工作被威廉姆·戈登、哈瑞特·巴利特等人扭转，重新强调社会工作对专业关系的重视、对需要和功能的关注、对日常生活中的资源和支持系统的关注⑦当今，在共同反对精神医学模式对社会工作的霸权支配的传统下，为了追求专业有效性，出现了新的分歧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强调，社会工作实践应该根据科学系统的研究报告来定义问题和选择干预策略，而不是根据权威人物或传统来形成专业判断和干预⑧而优势视角下的问题解决模式强调的则是案主自身的能力、天赋和其周围的资源、支持系统具体来说，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挑战传统社会工作实务的有效性，认为以往社会工作重视的是权威和实务传统，而不是实证研究下的科学证据，主张以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为本⑨而优势视角的问题解决模式，则反对任何层级关系和权威关系，包括科学权威和专业权威，主张走人案主的日常生活世界，挖掘案主世界的优势和资源，促进其优势和效能，恢复其社会功能⑩我们把这两种模式的分歧概括为实证主义专业实践观和日常生活专业实践观的分别。

　　二、日常生活的结构惯性和反思能动性　　上述争论的背后，其实涉及如何看待专业实践?它和日常生活实践又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最先被行动研究大师、专业教育家唐纳德·A.尚恩(Donald.A.Sch{C42W905.jpg}n)提出尚恩指出，当今的专业教育都是在技术理性的思路下，给学生讲普遍适用的抽象专业知识，然后，让学生在专业实践领域去套用然而，其不知专业实践过程是个充满不确定、复杂和多变的领域，严谨抽象的科学理论只会把社会实践的多样性、复杂性抹平，并不能提供针对性行动指南这就是他所谓的技术理性主义专业教育中严谨性和相关性(rigor vs.relevance)之间的张力所以，他提倡在面对不确定性、模糊性的实践情景时，要通过反思行动，来不断地试用和检验认识框架的适用性，解决专业活动中的实际问题11)　　尚恩的理论建立于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下他只是紧紧盯住专业实践中具体情景下的问题，提出认识框架，并在行动中试用、检验认识框架，从而总结、转移到新的实践情景中去这种微观情景下的反思实践导向虽然对于反对工具理性主义实践观非常有力，然而他仍然没有说清楚专业实践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关系问题让我们回到社会学的实践理论，来寻找这种困境的突破口。

　　社会学领域实践理论的两个当代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英国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布迪厄认为，日常生活是由一个个实践场域构成的这个场域存在着客观社会结构、主观行动结构以及符号体系结构等三层结构这三者之间是互相建构生产的，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里，三者之间甚至是默合(doxia)的关系，也就是说，行动者的主观行动模式和客观的社会结构、符号体系结构是高度重合的在当代社会，主要是借助符号权力运作，通过一套误识(misrecognize)机制，来实现统治结构对人们行动习性的刻画于是日常生活实践就成为一个按照行为惯习(habitus)即兴表演的自然化过程这个即兴表演过程注重的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理性的反思，是一种特定时机的特定模式的前反思性的发挥12)所以，日常生活实践其实是一种统合结构的自然化运作，而这个自然化过程已经深深掩盖了实践场域下的支配性关系　　吉登斯也承认日常行为的程式化模式，而且也认为个体行为的程式和社会结构是一致的但是相对于布迪厄，吉登斯强调日常生活中行动程式的现象学构成机制也就是说，他认为人们在日常社会情境下，类似舒茨(Alfred Schutz)所说的，可以把这些情境下的行为方式反思归纳成实用的袖头知识，以备实践场景下的需要。

只不过，吉登斯认为人们反思归纳的袖头知识具有结构性特征，反映了结构性关系，于是就成为新的社会结构生成的微观基础13)　　上述两人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侧重于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过程这个过程更多类似布迪厄所说的是一个自然化的、前反思性的建构过程问题是如何实现社会转型，乃至个人解放呢?在这里，他们也把社会转型的秘密赋予了人的另外一个属性——反思性只不过，这里的反思性和尚恩所说的情景反思性有所不同吉登斯在尚恩提出的情景反思性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舒茨的社会现象学，把社会变迁归诸于诠释性社会科学的社会反身作用他认为，社会科学是一个双重诠释过程，第一阶是日常生活常人的反思诠释，形成一些零散的、片断的常识性知识；第二阶是借助于专业理性思维，在日常生活常人知识基础上，形成系统的条理性的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知识会再反馈给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指导原则，从而改变社会生活但是，吉登斯关于反思性的认识仍然局限在个人行动层次上，而对于社会制度结构的转变则寄希望于一种意外的社会后果14)　　布迪厄把反思性提升到一个突破结构限制、实现社会解放的高度但是，他的反思性不同于吉登斯的反思性因为，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文化实践场域依附于社会统治精英结构，而且主要在生产复制精英的文化资本，让普通大众误识，进而支配大众。

这样，教育和文化并不能如吉登斯所言，反身建构社会生活，促进社会转型布迪厄认为，真正的反思是对个人行动路线及其所在的社会场域结构的反思借助这种对实践过程的反思，来改变个人习性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突破社会结构对个人行动的支配15)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更加清楚地指明了对个人生活场域结构反思的重要性，从而把结构性转型和个人解放连接起来，突破了互动情景论　　也有学者从未来发展的方向来思考社会转型的动力法国社会学者亚兰·杜汗(Alain Touraine)认为，突破日常生活的惯性反应，不是靠所谓的反思过去，而是面向未来的“历史质”的理解和争夺他认为，社会实践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过程，或者是所谓的社会性运动过程社会性运动不是简单的集体行动，而是借助社会学的干预，启发人们根据自己对历史发展方向和目标的理解(他所谓的“历史质”概念)，来争夺社会运动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朝着理想目标转型16)　　至此社会理论讨论已经比较清楚地揭示出来：日常生活模式的惯性是受社会符号体系建构，也受客观物质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支配单纯地依靠进入日常生活，并不能自发产生反思性主体和解放性力量我们需要反思性和批判性社会行动来帮助人们突破日常生活的惯性，提供个人解放和社会转型的方向和动力。

正是在这里，反思性概念和“历史质”概念才有意义前者通过对自己的过往经历及其结构性处境的反思，来达到个人解放和社会转型的目的；后者通过未来历史发展方向和方式的争夺，来达到目的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看见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性实证主义认识论主要是采取一种抽离的立场，对一种客观化的社会现象采取客观的分析，目的是获得一种机械的逻辑关系，实现社会控制或管理的目的这种认识立场和旨趣进一步起到了物化社会生活的作用，并且强化了专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等级关系权且不论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下的研究结论是否能够产生具体的指导意义(前述唐纳德·尚恩已经对此进行了批判)单就其认识旨趣来说就有问题——它追求的是一些客观和机械的工具性知识，只能产生对社会生活的管理、乃至控制性作用，无法产生反思和解放性作用17)所以，如果继续沿着实证主义思路，把社会世界客观化，探寻其中的变量因果关系，我们就永远无法发现社会行动的反思性能动主体，只能不断地产生异化、弱化的社会当事人　　正因上述原因，我们才不能同意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如果社会工作坚定地声称自己的价值目标是促进个人福利和社会公正，则它应该思考如何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们的反省和能动性，从而造就社会转型的内在因子；而不是继续沿用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推行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把当事人当作一种无能的个体，把专业人员当作一个科学知识的机械执行者，从而借用科学主义名义掩盖并强化一种不公正的结构关系。

　　三、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关系的新模式：结构化的合作对话关系　　如何运用反思性实践来突破结构性制度对日常生活的限制，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的是巴西批判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他认为，日常生活总是被各种意识形态机构所灌输和刻画，而常人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结构里，生成了自己的思维结构和人性模式他认为要打破这种压迫和异化的世界模式，就需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导模式，通过一种对话性关系，来刺激人们开始反思压迫性结构，进而确立真正的自我意识，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不去逃避世界只有建立一个增能的个体，才能通过行动改造具体的压迫性环境18)而且，他后来特别强调，要在批判性对话中，和当事人构建希望，只有对未来敢于憧憬和充满希望，人们才会产生行动的力量19)弗莱雷不但促进了南美农民的解放性教育，而且对整个进步性社会工作和社会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他促进了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转变，由不平等的知识和权力分配关系，转为一种平等的、合作对话关系，由一种安抚性社会目的转为一种激进的(radical)社会转型目的20)　　然而，社会过程的多重结构及其支配机制并不是向人们自我显现的，而是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结构化情景和外脑的帮助来反思和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