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羌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深入.docx

    禹羌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深入    卫梅Key：禹羌文化;学术研究;禹羌文化学;兴起与深入大禹像（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画像石）所谓禹羌文化，即是研究大禹与羌民族的历史、习俗、贡献的文化羌民族历史久远，而“兴于西羌”的大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突出的作用不过，羌是羌，禹是禹，将“禹”与“羌”合在一起提出“禹羌文化”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而禹羌文化的提出，无论是对禹与夏文化的研究，还是羌民族的研究，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大禹与夏文化研究大禹的功绩主要是治水和建立夏朝众所周知，古文献上的“三代”，从来是夏商周连称的司马迁写《史记》，对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很困惑，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1]不雅驯，就是三皇五帝的传说太玄乎，太离谱不得已，他只好“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就是说，司马迁把黄帝的神话加以理性化、历史化于是，《史记》中的《五帝本纪》记载的是传说，黄帝等人开创了中国早期文明;而具体开创国家体制的是《夏本纪》中所记载的大禹，这就不是传说而是史实了所以，历史上大多相信禹与夏的真实性但是，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曾一度怀疑过禹与夏的存在。

虽然顾先生后来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承认夏朝的存在，不过他仍然坚持禹是动物，是夏人宗神顾先生的观点影响很大，尤其对国外影响更大国外部分学者认为夏文字尚未发现，因此对夏只能作为传说，不能作为信史看待徐旭生先生是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他的传世之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影响深远书中第三章“洪水解”，列“大禹的治水”专节，对大禹治水的范围和方法进行了研究，肯定了夏朝的存在，并为夏文化的探索指明了方向[2]先生逝世后，由助手黄石林先生整理其遗著《尧舜禹》发表该文对禹其人其事做了进一步论述徐旭生先生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在七旬高龄之年亲往洛阳、登封、偃师等豫西和晋南“夏墟”之地进行考古调查在徐老踏勘的启发下，二里头遗址、登封告成遗址及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开始发掘出土的大量文物，充分证明了夏朝不仅存在，而且文化厚重1978年以后，随着对夏文化探索热潮的兴起，夏史研究持续不断地深入开展，对夏代历史、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1999年，国务院组织多学科合作，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代存在470年（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历经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癸（桀）等17个朝代。

这个结论尽管在国内外都存在争议，但它毕竟为夏商周的历史划出了一个框架，这是具有极大意义的夏朝是客观存在的，“禹”是夏朝开国第一人，这是不应该怀疑的二、羌民族与羌文化的研究羌民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而又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有一个也是唯一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就是“羌”，它是中国人最早的族号记载传说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均是羌人后代炎、黄两帝带领羌人中最早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走向了中原，而其余的多数羌人，依然在华夏的西方过着畜牧生活今天的羌民族，主要生活在四川的阿坝、绵阳有学者认为，羌人中的一支约在春秋、战国时从甘肃、青海地区络绎迁居于岷江上游一带生息繁衍，与当地居民相融合，逐渐形成为今日的羌族在岷江上游的羌人聚居地长期流传《木姐珠与斗安珠》和《羌戈大战》这两部长诗，其内容不仅与羌族历史有关，而且可以认为是对岷江上游很早就有羌人的证明《后汉书·西羌传》《新唐书·吐蕃传》等古代文献及现代考古也证明岷江上游的羌人，有相当部分是从西北迁来的[3]古蜀人也屬于黄帝的子孙，属于古羌人的族系。

20世纪开始以后，中国的人类学学科逐渐发展，国人开始反观自身的历史出于对华夏民族起始地的“寻根”和对留守在岷山深处、一直保留着上古形态的族群生存状态的回眸，羌民族是“中华民族活化石”的概念开始出现人类学家认为，每个地域的民族和族群，他们的精神活动方式尽管千差万别，但都必然历经蒙昧阶段、野蛮阶段，最后达到文明阶段对“中华民族活化石”的研究，可以为全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的寻求，提供一种借鉴参考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生活在岷江上游羌民族的生存形态，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1937年，庄学本通过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发行了他的《羌戎考察记》作者主要调查了四川“松理茂汶屯殖区”（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区）羌民的历史、文化、习俗以及大渡河流域、雅安、乐山、广汉、绵阳等地羌人的历史和族系的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古老的羌族焕发了青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1990年普查时，全国仅有羌人198252人;而到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羌民族人口已经达到30余万人[4]1952年—1953年，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随川西北访问团到茂县专区（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访问，将所搜集的材料整理为《羌族情况》，于1954年打印，作为教学参考。

本书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羌族地区的民族分布、土司、土屯制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情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63年11月编出《羌族地区土司资料汇辑》一书，系油印本此书由调查访问资料和摘录正史、方志有关资料整理而成，记录了从元代到清末茂县、汶川、理县、北川、松潘、黑水等县羌族土司制度的情况四川民族调查组亦于1964年编写出《羌族地区近代经济资料汇集》一书，内部出版，约6万余字主要内容包括：一、近代羌族地区城镇（茂县、理县、汶川县所辖）手工业;二、近代羌族地区城镇（茂县、汶川、理县所辖及理县的伐木场）商业;三、近代羌族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民国地方政府对农村的苛捐杂税剥削），四、近代茂县（驻凤仪镇）工商业资料汇辑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于1963年还编出《羌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系“少数民族史志丛书”之一，内部刊印全书共7章17万字左右其下限材料截至1961年底概况”之后，分章介绍羌族的族源，古代的羌族社会（前4世纪—1840年），14世纪中叶前的羌族简史、羌族地区封建领主经济的确立和发展（14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叶）、改土归流的进行及封建地主经济的形成（18世纪末叶至1840年）、封建社会中羌族的习俗和文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羌族社会（1840—1919年），羌族地区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羌族社会（1919—1949年），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和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附录有羌族近百年大事记和茂汶境内羌语方言、土语分布地区简表三、禹羌文化的提出与发展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大禹与夏文化、羌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在此后形成高潮，而最引人注目的是2002年4月，四川绵阳的李德书先生“禹羌文化”的提出[5]李先生根根据《史记》“禹兴于西羌”、《后汉书》“大禹出西羌”的记载，倡导“禹羌文化”这一新的学术概念，很快在学术界取得较大认同应该说，羌文化的研究与大禹研究的结合是可以，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了不起的“禹”就出自羌族大禹与羌族联袂的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形成的确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禹羌文化研究，首先是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除了众多的羌学、大禹研究所、研究中心外，将“禹+羌”作为研究内容，以“禹羌文化”为名称的研究机构也随之出现，例如：中国先秦史学会禹羌文化研究基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北川羌族自治县禹羌文化研究中心……有了研究机构，必然产生研究成果以“禹羌文化”冠名的专著、论文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例如：在2003年，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出版了《禹羌文化研讨文集》; 2007年，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四川省社科院禹羌文化研究所出版了《全国第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这两本内部出版的论文集在2016年，由李德书主编为《全国第一、二届禹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分上下卷收入59篇论文这些论文不仅论述了大禹文化的渊源，大禹与华夏民族、华夏文明的关系，大禹治水立国为民的丰功传绩，大禹精神与现代文明的意义，大禹故里与大禹史迹的考评，禹羌文化与旅游开发等问题;更重要的是确立了“禹羌文化”这个全国首创的学术概念禹羌文化”的提出，对传承大禹精神，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夏禹王像（宋·马麟绘，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龙显昭在《西华师大学报》2009年第5期 发表《禹羌文化惠泽华夏》，认为《史记》“禹兴于西羌”的记载，说明华、戎和欢的纽带来自相互联姻姬、姜族群迭世婚媾，促进各族走向融合，使传承炎、黄的华夏族顺利形成在洪灾水害面前，禹总结前人经验教训，以疏导作为治水方针，完成了排洪除患的艰巨任务禹于治水实践中的顺自然地势，导江导山，分杀水势，分疏洪流的科学求实、人文关爱精神是留给今人的宝贵财富李祥林在《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2期发表《禹羌文化·族群意识·遗产资源》一文，认为华夏自古流传“禹兴于西羌”，而地处汉、藏之间的羌人崇拜大禹，将其视之为治水救难、护佑羌民的“先祖”。

这种颇有“在地性”特色的叙事及符号系统，体现在从物质到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要重视大禹传说背后隐含的族群文化心理，因为大禹传说在不同羌区是被当作实现某种群体目标的社会资源来使用的，这是一种可利用“来创造社会关系、构建社会生活”的资源侯丁月在《文史杂志》2016年第1期发表《论禹羌文化中的石崇拜》一文，认为作为羌人的大禹，他的出生地、婚娶地、会诸侯处、葬地等传说及遗迹所在地，都与“石”有关不仅是大禹延续了羌文化中的石崇拜，而且夏人也有着强烈的石崇拜信仰羌人的石崇拜是對神灵的崇拜，大禹是包括羌人在内的中华民族极为敬重的神灵之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自2007年成立以来，坚持“弘扬禹羌文化，服务社会发展”的宗旨，着力开展以禹羌文化为主的本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为弘扬大禹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家园建设等做出了突出贡献2009年1月，在成都召开了禹羌文化研究所恢复重建工作座谈会，对重建禹羌文化研究所工作作了部署2009年4月，省社科院禹羌所承办了“中国禹羌文化论坛”;2011年10月，与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全国禹羌文化座谈会”2013年10月，该所协助四川省社科联、北川县人民政府、四川省大禹研究会举办了全国第三届禹羌文化学术交流会暨四川省大禹研究会第五次全体代表大会，对禹羌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初步确定了整合大禹研究力量向海外传播的发展方向。

会后，该所将论文精选编成《全国第三届禹羌文化论文集》，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在学术界大力研究禹羌文化的同时，一直视大禹为先祖圣王，视石纽山为神圣之地的北川人也连续开展祭禹活动当地的祭禹习俗，相传从最初的原始祭祀到唐之前形成庙宇祭祀;从民间庙祭到宋代以后则是官民同祭;在清朝乾隆年间祭祀达到鼎盛，形成知县着黄马褂代皇帝以“太牢”（猪、牛、羊三牲）之礼祭祀的国祭所以群众常常在每年六月初六和春秋祭时自发祭禹改革开放以后，北川开始了“弘扬禹羌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祭祀大禹活动祭祀方式主要是保留至今的自唐代以来形成的庙祭，即从农历六月初五开始，多个乡镇的群众汇集禹里乡，载歌载舞，昼夜狂欢它同时也具有羌族祭祀活动的特点随着禹羌文化不断发展，北川现已形成了纪念大禹的浓郁氛围，成为海内外华夏子孙寻根问祖的圣地2007年7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北川为“中国大禹文化之乡”;2009年7月，北川大禹祭祀习俗成功列入第二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6月，中国水利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