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上行而下不得效.doc

明朝的上行而下不得效=“news_bd”> 　　朱元璋起兵推翻元朝，建立政权后，尤其注意废除胡俗，恢复所谓华夏衣冠为重建其心目中的汉族文化主体性，排斥少数民族文化在内地的影响其实质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否定元朝继续存在的合法性，树立新王朝的正统地位但历经近百年蒙元统治(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时间更长)，所谓胡风胡俗早已播撒民间，成为中国社会风尚的组成部分，仅凭一纸诏令试图完全涤除非汉族文化的浸染，无论如何都使人难以遽信相反，我们看到明朝皇室内部热衷胡风，特别是胡服改头换面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明朝对胡风的排斥是有选择的，或者说执行了双重标准这一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明朝皇室对待藏传佛教的态度显然，明朝统治者一直试图确保某种形式的文化垄断地位，而将普通百姓排斥在外 　　关于明代胡风遗存的研究，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①，本文拟从服饰的角度入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部分图像资料，分析明朝对胡风态度的矛盾性，同时阐述北族服饰文化在明代社会中存在的意义 　　一、明初对胡服态度的矛盾性 　　明朝建立之初(1368年)，朱元璋即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詹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

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他详细规定了士民、官庶、乐工、乐妓一切人等着装规范，命令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朱元璋的这一基本指导思想波及整个明王朝，加之明初严厉的政治氛围，不得不令人产生胡风涤除的印象但是，社会风习往往不以执政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多民族长期共处，密切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交流和相互渗透并不能完全迎合统治者主观意愿随时变化因此，明朝统治阶层不断颁布禁令，消除包括蒙元在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然而吊诡的是，在明朝统治集团中，尤其是皇室内部，对于胡风的态度远不及诏令中说的那样得到严格遵守就在诏令颁布的次年(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诏定侍仪舍人及校尉刻期冠服时，则规定今拟侍仪舍人导礼依元制，用展脚幞头，窄袖紫衫，涂金束带，皂纹靴，常服用乌纱帽，盘领衫校尉执仗亦依元制，首服用金额交脚幞头，诸色辟邪宝相花裙袄，铜葵花束带，皂纹靴，刻期冠方顶巾，衣胸背鹰鹞花腰线袄，诸色阔匾丝绦，象牙雕花环行縢八带鞋①引文中腰线袄的前身就是元朝著名的质孙服蒙元贵族在赴诈马宴时都穿质孙服，即蒙语jisun，意为颜色，就是说穿着同一颜色华贵服装。

明代在其同色意义的基础上称为一撒，进而为曳撒它还被叫做或诈马或咱马，来源于波斯语jāmah(外衣、衣服)与之经常搭配的还包括贴里、比甲贴里(terlig，袍)是下摆有褶的断腰袍;比甲则是长马甲，先由汉地传入蒙古，经改良后再传回内地② 由此联想到明代内官的装束有不少都来自元朝 　　尽管可以争辩说依元制并不能等同于依胡俗，可是腰线袄无疑就是蒙古特色的胡服更有意思的是朱元璋的态度，对胡风久厌之的洪武帝对此次礼制改革拟议却表示了肯定———制曰：可显然，朱元璋本人已经表现出了针对胡风的双重标准 　　二、明朝上层的胡服习尚与延伸 　　(一)明朝皇室中的胡服 　　不仅侍卫近臣如此，明朝皇帝对于胡服也情有独钟例如深詹胡帽就是钹笠帽和直檐大帽一类的帽子元朝皇帝经常佩戴这两种帽子，根据洪武诏令的内容，肯定属于禁断范围以内然而，朱棣死后，仁宗在送给诸弟父皇遗物的书信中称大行皇帝遗冠服，气泽所存，启阅悲怆，痛何可言谨以皂纱冲天冠一，黑毡直檐帽一并金钑顶子茄蓝间珊瑚金枣花帽珠一串送贤弟朝夕瞻奉，以慰哀慕惓惓之心可见直檐大帽是朱棣生前在野外活动时经常穿戴衣冠之一 　　明朝最有传奇性的皇帝———正德帝也是胡服的爱好者。

史称十数年间，武宗或胡□□，或紫衣，或持呪，或结印，往往传播民间《实录》中详载武宗诏令群臣赶制胡服，穿着接驾的史实正德十三年(1518年)既而得旨用曳撒、大帽、鸾带，赐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疋当时礼科都给事中朱鸣阳等上言章服所以辨贵贱，定名分今乃亵赉予之恩，混来章之别，畧僭差之防古人车服以庸之意固不如若此，况曳撒、大帽止宜用于行役，而非见君之服伏望收回成命，仍以本等冠服迎候正德帝对此并未采纳①言官表达了不满，但也只是停留在曳撒、大帽止宜用于行役，而非见君之服的角度加以批判，其暗含的意思是曳撒、大帽为身份地位低下之人的穿着，难登大雅之堂，并未涉及服饰的民族性次年(1519年)，监察御史虞守随直接上言称服饰在人，其事若小，而所系甚大况朝廷者四方之极，京师者天下之本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岂可以简畧为哉往岁，圣驾自宣府回，百官奉旨戴大帽，衣曳撒，系海马带郊迎今圣驾将回，万一复宣前旨，臣窃惑之随后他道出了真正的担心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有礼义之风，衣冠文物之美也况我祖宗革胡元腥膻左袵之陋，冠服礼仪具有定式，圣子神孙文臣武士万世所当遵守，奚可以一时之便，而更恒久之制乎乞勑礼部别议迎驾礼仪，毋拘前旨，庶足以表示天下，不至遗讥后世。

结果疏入，不报虞守随列举的反对理由中公开涉及的明初革除胡服的祖制如果我们抛开反对意见，仅从我祖宗革胡元腥膻左袵之陋的提法可以看出，明代中期，人们还能明确识别胡服的形制明武宗明知其为胡服，仍然坚持穿着的做法颇为有趣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认为明武宗的率性而为或许导致了胡风盛行，这与同一时期武宗对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热衷颇为一致，似乎表现出了个性化驱动的偶然性，实则不然 　　其实正德帝的做法并非惊世骇俗之举，要之，其先辈们早已习惯了一整套的胡服装扮弘治年间，廵按陕西监察御史张文上言反对织彩妆绒毼曳撒数百事的奏折中，使我们知道曳撒衣的制作甚至已远及陕西、甘肃等地另外，明人的记载中也明确了曳撒作为皇帝常服的史实如尹直载：予休致家居时节，喜庆或接宾客，访亲友则具冠带盛服为礼其余燕居则冠小□，或东坡学士巾，而多服曳或有请服深衣幅巾者，予应之曰：昔甞叨侍宪宗皇帝观觧于后苑伏覩所御青花纻丝窄詹大□，大红织金龙纱曳，宝装钩绦又侍孝宗皇帝讲读于青宫，早则翼善冠衮绣员领，食后则服曵玉钩绦而予蒙赐衣，内亦有曳一件此时王之制所宜遵也从尹直的记载可以看出，明宪宗、孝宗父子的常服中一直有曳撒衣，包括明朝大臣们的常服也遵守了这一时王之制。

简言之，胡服就是明朝上层常服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看帽子，虽然钹笠帽和直檐大帽有一些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帽檐四周向下延伸，后者帽檐平坦，但是并不妨碍明朝帝王如同元朝帝王一样头戴此类帽子目前传世的图像资料也能为我们了解和比较大帽在元明两代皇室中佩戴演变的轨迹———其主要变化集中在帽沿逐渐向上翻转，而基本形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类似的帽子还被称为胡帽明英宗被俘后，明朝使臣季铎带给他御寒的衣服中就有胡帽明朝边境的探子常常穿戴胡服胡帽，深入对方境内侦察刺探，但是平时官方则不允许他们穿着民族服装出入明朝使者出使北方藩国时，也会得到胡帽的馈赠 　　回头审视元明诸帝的帽子，假如我们不特别加以注明的话，相信有不少人很难把后两者视为汉族王朝君主的服饰仅从宫廷的角度看，大帽由元入明的事实既是明廷对元廷的某种仪制继承，也体现为元代宫廷文化生命力的延续这种糅杂了所谓胡风的装束虽然以宴游之服的随意形态出现，但是经过明朝皇室的无意识放大，客观上起到了一些示范作用，以至于明朝境外的非汉人领袖们纷纷效仿 　　(二)大帽成为笼络少数民族的表现之一 　　自明朝中期已降，以女真贵族为代表的酋首们无不把从明朝得到大帽赐予作为一种荣耀。

当然，不能仅根据表中所举就得出明朝专门向女真大酋赏赐大帽的认识明朝对于蒙古酋首也有赐帽的例证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在讨论开通大同马市后就曾议定，依循女直都督先年尝因求讨，赐以大红狮衣、金带、金顶大帽的前例，给俺荅赐大红纻丝膝襕花样衣一表里，金顶大帽一，金带一，脱脱大红纻丝一表里次年(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又给赏延绥互市虏酋吉囊、狼台吉二人如俺答、把都儿例，各大红膝襕狮子纻丝一袭，彩四表里，金顶大帽一顶，金带一条从总督王以旗奏也不知道此时的蒙古人还能否认出这是以前元朝君主们经常佩戴的帽子 　　所以在嘉靖朝及其以前的时候，明朝在赐予大帽等服饰时还非常讲究被赐者的身份地位能否符合明朝所要求的高度，反过来也证明了明人对于大帽等物的重视程度而到了万历朝已经作为一项常例加以贯彻，应该说重视程度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