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纂.doc

历史学论文-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纂清代嘉道年间，阮元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下称《阮通志》），历来为史志专家所尊崇，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一代学人梁启超就曾评说：“大约省志中，嘉道间之广西谢志，浙江、广东阮志，其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道光间之畿辅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谢、阮之旧，而忠实于所事，抑其次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373 页考明清方志以数千计，《阮通志》为何能位居前列？《阮通志》之价值又体现于何处？这些问题学界似未深究，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以补这方面研究之不足一要修纂出一部高质素的省志其实并不容易，它必须具备许多主客观的条件对此梁启超也曾作过颇有见地的专论，他说：“昔人极论官修国史之弊盖谓领事者皆垂老之显宦，不知学问为何物；分纂人员猥滥，无所专责，虽有一二达识，不能尽其才”方志地位，虽亚于国史，然编纂之形式，率沿唐后官局分修之旧，故得良着甚难，而省志尤甚必如谢蕴山、阮芸台之流，以学者而任封圻；又当承平之秋，史事稀简；门生故吏通学者多；对于修志事自身有兴味；手定义例，妙选人才分任而自总其成，故成绩斐然也”（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73 页。

从《阮通志》修纂之背景看，它显然是具备了这些成功因素的第一，关于“盛世修志”的问题清王朝自康熙继位后，战乱渐趋平息，社会经济亦已复苏，为了巩固全国统一大局，促进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要地方志修纂的工作康熙十一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要求各省纂修通志，以作汇辑《大清一统志》之用康熙允其所奏，诏令“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注：（康熙）《山西通志·条议》，转引自刘纬毅：《中国地方志》，第 104 页雍正六年，雍正又下令“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雍正还把修志质量之优劣，作为对督抚职任的考核内容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着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亦即从重处分”（注：《清实录》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其后，清代便形成了方志 60 年一修的惯例查阮元之前，清代广东已开展过两次大规模的修志活动其一是金光祖监修的《广东通志》，他接旨后于康熙十二年秋开局纂辑，前后历时 3 年，尝称“三易其稿”，至十四年稿成，凡 30 卷但当时由于金光祖本人一度“附逆”的问题以及“三藩之乱”所引起的形势变化，使金志一直拖延至康熙三十六年才得以刊刻面世。

其二是郝玉麟监修的《广东通志》，他奉旨后于雍正八年六月设局纂修，翌年五月全书告竣，共 64 卷按理说，乾隆朝亦应进行省志的重修，事实上乾隆帝早于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即已发出上谕：“《一统志》自纂修竣事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理宜一一汇订，且其中记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亟应移取各省通志，重加纂辑，以成全书注：《清高宗实录》卷 722然此事却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禁书与禁忌太多而一直被拖延下来，直到嘉庆二十三年国史馆为完成《一统志》的重编任务，再次行文敦促各省呈送本省通志以备“采择”，故嘉庆末年遂有修志之举，究其实则是乾隆朝修志工作的“补课”阮元监修《广东通志》是在嘉道年间，此时清朝之国力虽已大不如康乾时期，但在统治者眼中仍不失为“盛世”如他们在刊印《嘉庆一统志》时就公开宣称：“我大清之受天命有天下，增式廓而大一统者，于今二百年注：（嘉庆）《大清－统志·序》依然是一派自负心态盛世修志，督抚责无旁贷，向以振兴文教为己任的阮元自然更乐举此业嘉庆二十二年九月，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事，嘉庆二十三年底即奏请纂修《广东通志》他在奏章中称：“臣等检阅《广东通志》，系雍正九年所修，阅今几及九十年，其间沿革损益甚多，且原书体例本未尽善。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称其冗蔓舛驳，应即乘此查取事宜之时，将《通志》详加纂正，以事宜为《通志》张本，即以《通志》为事宜总汇，既上供史馆采择，而下备本省掌故，实为一举两得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奏章经嘉庆“朱批”后，阮元于嘉庆二十四年初设立志局，正式开始了重纂《广东通志》的大业可见阮元修志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与“盛世”联在一起的第二，关于阮元在修志中的领导作用历来官修史志，其监修者大多以官位挂名然阮元则不同，其居中之领导作用是相当突出的，阮元自身渊博的学识、丰富的从政以及学术经历，更是《阮通志》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去世后赐谥文达，故后人多称之为文达先生阮元从乾隆五十四年成进士，到道光十八年以老病致仕，经历了整整 50 年的为官生涯在督粤前曾历任编修、詹事、山东学政、浙江学政、礼部、兵部、户部侍郎、经筵讲官兼国子监学、浙江巡抚、河南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等要职，出任两广总督可说是他仕途的顶峰阮元不仅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封疆大吏，而且是一位具有很高造旨的学术大师在监修《阮通志》之前，阮元编撰、整理及刻印之典籍甚丰，主要有：《考工记车制图解》、《石渠宝笈》、《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小沧浪笔谈》、《经籍籑诂》、《畴人传》、《两浙輶轩录》、《衡文琐言》、《两浙防护录》、《淮海英灵集》、《十三经校勘记》、《皇清碑版录》、《瀛舟书记》、《十三经经郛》、《海运考》、《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四库未收百种书提要》、《国朝儒林传》以及《浙江通志》等，阮元晚年曾颇为自豪地说：“回思数十载，浙粤到黔滇；筹海及镇夷，万绪如云烟；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

注：阮元：《揅经室续集》卷 10《和香山知非篇》又云：“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如蠹鱼”（注：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 8《纪文达公逸事二则》可见在阮元心目中，其学术成就是重于政绩的事实上阮元之著述及刊刻之典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当时著名学者龚自珍曾经评说：阮元在“训故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均有建树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注：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载《阮元年谱》附录三，中华书局 1995 年版今人侯外庐先生也说：“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77 页阮元不仅具有十分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确实为纂修《广东通志》倾注了大量心血与精力其一，《阮通志》的体例结构是他亲自删定的正如他在《序言》所说：“元泣两广，阅《广西通志》，乃嘉庆初谢中丞启昆所修，喜其载录详明，体例雅饬于是，确定新修通志“大略以《广西通志》体例为本，而有所增损”（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 8《重修广东通志序》。

其二，《阮通志》参修底本也是阮元选定的考广东之有通志，实始于明代，在《阮通志》之前，曾有过 5 部不同年代的省志，即嘉靖十四年戴璟所撰的通志初稿 40 卷；嘉靖三十六年黄佐所撰的黄志 70 卷；万历二十九年郭棐所纂的郭志 72 卷；康熙十四年金光祖所修的金志 30 卷；雍正九年郝玉麟所修的郝志64 卷经过阮元之精审与比较，他认为：“各书多就残佚，惟黄志为泰泉弟子所分撰者，体裁渊雅，仅有存本，今求得之，备加采录注：阮元：《揅经室二集》卷 8《重修广东通志序》《阮通志》正是根据阮元这一意见决定以《黄通志》为参修底本的其三，修撰《阮通志》的主要成员，如提调、总纂等均由阮元选定阮元在上疏请求设局修志时就作出提名，“委粮道卢元伟为提调，延辛卯翰林原浙江温处道陈昌齐、辛酉翰林刘彬华、江苏监生江藩等分任纂校”（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及至开局时，提调增加了高廉道署督粮道叶申万，总纂则增加了翰林院庶吉士谢兰生至于提调一职主要是以行政、财政角度确保修志能顺利进行，这对于整个修纂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其四，修志所需的庞大经费也是阮元一手筹措的在奏请设局之时，阮元称：“所有经费等项，俱系筹捐撙节办理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

至于这次修志所耗资财多少已难考究，但从其庞大的修纂人员名单，严格的分工，浩大的卷秩来看，想必数目不菲此外，阮元还自始至终关注《阮通志》的修撰进度道光二年，《阮通志》纂成，阮元即上《奏为纂修广东通志告成恭缮正本敬呈御览》，并表明除正本送呈御览收归史馆外，还打算“起紧刊刷”（注：阮元：《广东通志》卷首《奏章》阮元原预计修新志“约计一年余可以成书”，然实际上共耗时 3 年有余，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保证成书之质量从上述可见阮元之署名《广东通志》“总裁”并非凭藉粤督职位浪得虚名，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名责相符的总裁二《阮通志》编纂之能获得较高质量，除阮元本人居中领导作用外，其编纂班子组成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从实际情况看，是志的具体修撰者绝大多数是具有真才实学之士人查在《阮通志》中有署名的编撰者共 32 人，他们是：总纂陈昌齐、刘彬华、江藩、谢兰生；总校刊叶梦龙；分纂吴兰修、曾钊、刘华东、胡＠⑩、郑灏若、余倬、崔弼、吴应逵、李光昭、方东树、马良宇；分校许珩、韩卫勋、江安、谢光辅、熊景星、黄一桂、吴梅修、郑淳、赵古农、郑兰芳；收掌虞树宝；绘图李明澈；采访冯之基，仪克中；掌管誊录钱漳咸丰七年，《阮通志》初版毁于中外战火，今天我们通常见的版本是同治三年重新制版刊印的。

参与再版重刊工作的共 6 人，他们是：总理梁纶枢、陈日新；总校史澄、谭莹、陈澧；收掌谭懋安在上述名录中，有些是早已成名的硕儒；有些是初露峥嵘的新秀俊彦；有些是随阮元入粤之外省籍名士；但更多的是粤籍文化精英他们当中有些虽是未有科名的监贡生员，甚或还有道士布衣诸色人等，然而他们大多学有所长，或通经懂史，或能诗善文，或精于舆地，或熟谙掌故，从而被阮元罗致局中，通过修志一展其才这也说明阮元在识拔人才方面不重科名而重实学下面仅就其中几个关键人物作一评述陈昌齐，字宾臣，海康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授官编修，曾充《三通》、《四库》、国史诸馆纂修官后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兵科、刑科给事中，浙江温处道等职，嘉庆十四年致仕赋闲家居，受雷州知府礼聘主修《雷州府志》和《海康县志》，具有相当丰富的修志经验陈昌齐自言，他修志“志人志地，均详细考订，无有舛互而后笔于书”有采之旧志者，则注明出处，不敢掠美云”（注：陈昌齐：《续修雷州府志序》，载（光绪）《雷州府志》陈昌齐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修志方家，且长于考据及舆地之学在天文历法等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曾撰《天学胜说》、《测天约术》等书，受到当时汉学大师戴震、邵二云、王念孙等人推许（注：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299 页。

阮元礼延陈昌齐为首席总纂，是看重其渊博学识及丰富经验，并尊之为翰林前辈刘彬华，字藻林，番禺县人，嘉庆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应是阮元晚辈刘彬华“恨先父卒不及见，以母老多病”，请假归省，不复出在广州主讲端溪、越华两书院，在粤省学坛颇负盛望刘彬华不仅以诗名，撰有《玉壶山房诗钞》，并选粤人诗辑成《岭南群雅集》；而且也是修志名家，曾主修《阳春县志》和《阳山县志》刘彬华积极关心地方建设，尝称：“地方事之有利于民者，彬华以为言”，“粤中大吏皆礼重之”，“会修通志，修贡诸举，皆彬华赞成之任事不辞劳，亦不与人争交”（注：（同治）《番禺县志》卷 45《列传·刘彬华》刘彬华是一位既有学问又任劳任怨的实干家，在“文人相轻”积习的氛围下，他在志局中的实干及居中协调的作用实不容低估谢兰生亦博学多才，以诗文书画见长，为当时粤省著名的鉴藏家和教育家，迭主粤秀、越华、端溪、羊城四书院讲席，以作育英才而受阮元赏识，故得以共襄纂修省志之盛举说到“文人相轻”，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