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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研究的新进展    林建刚2016年恰逢胡适诞辰125周年这一年，围绕胡适研究，学术界发生了一些学术事件大体而言，主要有三方面：第一，2016年12月17日，在北大教授欧阳哲生的组织下，“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在北京大学举办，胡适研究界的相关学者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胡适研究论文同一天，海峡对岸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也开展了相关学术活动第二，国内研究胡适政治思想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容忍即自由：胡适的政治思想历程》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三，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与台湾胡适纪念馆合作设立的“胡适奖学金”评选出了三位获奖者，这三位获奖者的博士论文都以胡适为研究对象下面，笔者希望从史料的发现与专著出版这两个角度来叙述2016年胡适研究的新进展新史料的发掘与使用以“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学术论文集为例2016年，关于胡适的新史料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胡适的认识与理解关于新史料的发掘，学者谢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四个前沿方向》中写道：中国现代文学目前有四大前沿学术方向，一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关系的重新发现；二是域外史料的大量始用；三是旧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四是地方文献获得重要史料地位。

这四个前沿学术方向中，胡适一生在美国多年，散落在美国的域外史料极多这些域外史料，在2016年得到了学者的广泛使用在这方面，用力最勤的是北大教授欧阳哲生2016年前三期的《胡适研究通讯》中，欧阳哲生提供了大量的《美国报纸有关胡适的报道选编》（参见《胡适研究通讯》2016年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这些资料的披露，有利于人們重新审视胡适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与政治活动欧阳哲生之外，南京大学博士生金传胜发现了一篇《胡适192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演讲》的新资料与之相类似，学者王晴佳的论文《论胡适的国际影响———以1917—1937年间〈纽约时报〉的报道为中心》大量使用了美国《纽约时报》中关于胡适的报道，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梳理，呈现出胡适如何从一个留美学生成为“中国文化大使”的人生历程域外史料之外，国内关于胡适的史料也有不少发现前面提到的金传胜，还发现了胡适在国内的一篇《胡适在苏州振华女校的一次毕业致辞》的演讲（参阅《胡适研究通讯》2016年第三期）演讲之外，胡适的书信也有新的发现其中最重磅的是《胡许通信集》的发现这方面，以宋广波的《研究胡适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材料———介绍新发现的〈胡许通信集〉》为代表。

据宋广波先生披露：《胡许通信集》（以下简称《通信集》）共包括三部分：胡适致许怡荪函67通（最后一通系残函），161页；许致胡函39通，132页；附录许怡荪致高一涵函11通，22页胡致许函，最早的一通，写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909年1月6日），最晚的一通作于1919年也就是说，胡、许通信的十年，恰好是胡适留美前一年半、留美、领导新文化运动这人生最关键的时段胡致许函，除1911年6月21日一通曾在胡之《留学日记》发表外，其他都是后人从未见过的；许致胡函，除胡适在《许怡荪传》零星引用外，也是首次完整呈现可以说，如此大批量书信的发现，可以让人们重新审视胡适青年时代的心路历程书信之外，大量政学两界人物的日记的出版，也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胡适充分利用这些日记来推进胡适学术研究的，莫过于黄克武先生他的《蒋中正、陈诚与胡适：以“三连任”问题为中心（1956—1960）》充分利用了《陈诚先生日记》《蒋介石日记》《陶希圣日记》《张群日记》《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等新材料，充分解释了晚年蒋介石之所以忌惮并在日记中痛骂胡适的缘由此外，钱元强的论文《抗战初期胡适、钱端升出使欧美记———以〈胡适日记全编〉和〈钱端升日记〉为线索》则使用了旁人未得见的《钱端升日记》。

钱元强是钱端升的后人，手边有未出版的手稿本的《钱端升日记》，利用这些新史料，他对胡适这一段时期的人生经历做了精彩解析当然，希望钱端升的这些日记也可以早日出版，嘉惠学林，推动学术界的相关学术研究日记之外，还有一些档案资料的发现，也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胡适的人生抉择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是沈卫威先生的《重识胡适弃校南下与平津学人去留》此文披露了他的学生汤志辉从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查得的《傅斯年为派飞机接南下人员事给郑天挺之电报（附人员名单）》的档案，这一档案的发现，也有利于学术界重新认识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可以说，2016年，在关于胡适的域外史料与域内史料上，都有重大的发现，对推进胡适研究，功莫大焉，相关学者在此基础上，也做了精彩的学术研究容忍与自由的讨论以《容忍即自由：胡适的政治思想历程》为例国内出版界，2016年出版的最重要的胡适研究专著莫过于李建军的《容忍即自由：胡适的政治思想历程》一书此前，学术界研究胡适，大多侧重于文学、史学、哲学、考据学等层面，再进一步，则阐释胡适的现代化思想与自由主义理念李建军这本学术专著，则直面胡适的政治思想，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以胡适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

此书新见迭出在谈论胡适早年政治思想时，作者明确提出了胡适的政治远景，即“根据于联省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式的统一国家”从这一层面上，作者对胡适的政治理念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深入阐释至于胡适的晚年，作者从“对政治自由的重点强调”“经济自由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容忍与自由的关系”三方面进行阐释，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洞见这三方面，实在启发了台湾的政治格局对政治自由的强调，意味着胡适借题发挥，重点强调的是“反对党的问题”这进一步导致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震组织反对党的行为经济自由重要性的重新发现，意味着胡适反思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资源委员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计划经济的迷恋，暗中开启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的市场经济浪潮容忍与自由的话题，意味着胡适对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时的反思与慎重，对胡适的这一意见，雷震与殷海光似乎多不以为意，结果导致了雷震案的发生可以说，此书的出版，填补了学界关于胡适政治思想的研究空白笔者记忆所及，除了台湾学者杨承彬在1967年出版过《胡适的政治思想》的学术专著之外，这一研究一直被悬置至今李建军先生的这一著作，可谓及时雨，非常有助于人们理解胡适的政治思想不过，对于这本书的题目“容忍即自由”，笔者稍有一些异见。

在笔者看来，这一题目强调了容忍的层面，忽视了抗议的层面如果过于强调容忍，忽略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这方面，张书克的论文《谁之容忍？何种自由———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观念之我见》值得重点推荐此文强调了容忍的主体，并质疑了布尔这话对胡适的影响此外，笔者的《胡适容忍理念的形成历程》则通过从胡母与韦莲司两位女性的影响、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论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位美国学者的影响、“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与“正义的火气”的提出等多方面梳理了胡适容忍理念的形成历程，并揭示其形成因素此外，笔者在《胡适为何对雷震说“容忍”》一文中认为：胡适对雷震说容忍，是因为当时雷震的一些做法，让胡适想到了《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鉴于陈独秀“从知识分子的不容忍延续到政党领袖的不容忍”的前车之鉴，胡适觉得有必要向雷震说一说容忍的必要性毕竟，胡适可不希望做了政党领袖的雷震，成为下一个陈独秀在胡适看来，雷震与陈独秀一样，都是留日派的知识分子，后来也都从事政党工作一般而言，留日的学生，比起留学英美的学生，缺乏容忍的熏陶与之类似，从事革命工作的人，比起从事教育救国的人，也缺乏容忍之素养有鉴于此，晚年的胡适才会向雷震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吧。

最后，希望2017年的胡适研究能够延续2016年良好的发展势头，并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成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