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会概述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以近代天津为例(2004).docx

论商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以近代天津为例(2004) 商会是由市场经济产生并与市场经济紧密相伴的历史产物在20世纪初，由民族工商业者自愿组织的商会，曾为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因此，它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中介组织市场经济越成熟越发达，市场经济体制越健全越完善，就越需要商会组织发挥中介作用笔者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试图对其属性、职能以及与政府的关系进行探讨，加深入们对商会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巨大能量和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认识，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充分发挥商会的作用提供一些借鉴一 商会组织的中介性近代中国，清末“新政”使国家从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中部分撤退出来，政府与市场之间留下了管理的空隙，因而各种非政府组织得以迅速发展然而，较之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而言，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产生方式到活动空间的诸多方面独具特色也就是说，商会团体是工商业群体的利益代表并因此具有民间性、自主性，同时因政府的支持并因此获得法人性，但又因政府的不完全控制并因此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官方色彩就历史发展而论，商会的成立经历了民间推动一政府认定一全国范围推广的过程商会确实是商人自愿组成的团体，但从它开始成立，就与官方有密切的关系。

从此，商会就成为介于官方和民间的既能传达官方意图又能反映民意的政府与工商业者之间需要的一种既非政府行政机构，又非以盈利为目的的中介性质组织无论在清末的产生和初创阶段，还是在北洋时期的发展阶段，甚至在国民党执政阶段，天津商会都对政府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作为工商业群体利益代表的商会受官方控制的程度经历了一个由强一弱一强的过程；商会民间性的程度呈现出两头弱中间强的态势换句话说，商会组织的商办民间性与对政府依赖性的程度是根据政权控制社会团体的程度来决定的商会的章程和宗旨表明商会是具有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清朝商部制定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是清政府对商会这样一个法人社团所定的基本法则，各个商会在大体依据这一基本法则的情况下，又制定了有更为详细的章程尤其是在进入民国后的1914年，北洋政府曾制定《商会法》及《商会法施行细则》商会法规定各地工商业者设立总商会及商会时，均可自行详拟章程如天津商会拟定的《天津总商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增进工商事业，联络工商感情，调处争议，以谋巩固为宗旨1930年代的《天津市商会章程》比清末、北洋时期的章程更加具细化，进一步扩大了商会为工商业者服务的范围正如对近代中国商会素有研究的虞和平教授所说：“依法制章和呈官查核反映了商会的法人性，自订便宜章程则体现了商会的商办性。

其次，清末商人自愿组成的新式社会团体也是商会民间性的主要体现开始一段时间，清政府希望通过成立商会，推动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曾采取各种方式促使一些地区的商会诞生在政府官员推动下，商人们发出呼吁“如立商会，兴利除弊，藉得补救，商务可大转机也”因为他们知道，要振兴中国的商务，发展实业，首先必须仿效西方各国设立商会于是，商会开办不久，“闻风踵至者尤复不少”，入会者32行，共581家可见，商会的出现实为商民的迫切要求财产独立和经费自理是商会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基本前提这可以从清末民初商会经费的来源得到证实商会成立后，则上至清朝商部，下自督抚州县各级地方官府，无一向商会定期提供经费商会所需的经费完全由其自行解决揆诸有关档案史料，可见商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所在行业和会友缴纳的会费缴纳会费的数额是由各个商会自行决定天津商务总会规定：“凡入会之商号，以营业大小之不同，其负担之会费亦异由此证实，商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众商交纳的会费各商会使用会员、会友所缴会费，一般都能以“以众商之利，还为众商之用”为基本原则显然，在经费上商会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商，完全由商会自己掌握支配，其“商捐商办”的民间性质十分突出尽管商会在其宗旨、构成以及经费等方面凸现出非常强的民间性、自主性，并从政府那里获得法人社团地位，但商会在其实际操作中还是避免不了政府的一些干预。

具体表现为商会组织的产生、选举等方面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与政府有一定的关联从组织产生来看，商会的设立除了最根本的经济原因外，清政府开明官员的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商部在颁发的《劝办商会章程》中告诫商人不容忽视的三点，即商惰不聚、商力不厚、商智不开坚定地指出要克服此三点，就必须立商会几个月后，商部致函天津商务公所的宁世福、王贤宾，要求他们“参照沪会章程，克日举办报部”紧接着商部在《劝办商会角胜洋商折》中强调：“各国富强，实得力于商会1904年3月，清廷官员又联名致函袁世凯，请在津速立商会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天津商会的面世不久，天津商务公所“遵照部章改设商会”尽管商会的诞生在根本上取决于当地商人的态度，而不是取决于官府事实上，商会的成立能否获得一些政府官员的认同和支持也十分关键考察天津商会成立的全过程，如果没有清政府的催促与劝导，没有袁世凯积极推动，天津商会成立的时间有可能会大大推迟这也许是天津地域独具的特色从领导构成来看，无论是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天津商会的多次改组与改选不能说与政府的干预无关例如《天津商务总会试办便宜章程》列有总理、协理由部加札委用一条这就说明清末时期的商会，总理、协理还是由商部来任命。

董事由各商家公举，然后在选出会董曾经是袁世凯委任的商务公所董事王宪宾、宁世福，商会成立后，又被商部“札委”天津商务总会的总理、协理可以说，此时商会领导人选依然是政府的意图尤其是国民党执政初期，官府干涉商会选举的现象屡屡发生天津商会的组织建制在原有的基础上于1931、1934、1937年进行了三次选举与改组三次改组表面上看起来是依据《商会法》，实际上都是在国民政府的监控中进行的由此看来，天津商会的选举几乎不断地被地方政府所控制或监督，商人连最基本的独立自主的选举权都没有得到维护事实无可辩驳地证实，伴随着市场经济诞生的近代天津商会，不仅是具有民间性、自主性、经济性的法人社团，并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官方色彩商会组织是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担了政府组织和企业组织所不能替代的职能，使其具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法身份、权利和功能商会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所起的是中介和桥梁作用所谓中介和桥梁作用，指的是它们能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沟通、协调、联络工作对于未参加商会的商人而言，商会的确能够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反映其合理的意见和要求而这对于缺乏其他救济方式的商人阶层而言，尤为重要。

而当时囿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各种要素的制约，商人阶层无法参加全国性会议或直接与政府官员对话在这种情况下，商会成为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反应其意见要求的唯一的途径因此，具有中介性的商会是工商企业者表达利益的渠道，他们从中获益良多正因为如此，所以商人不需要到市场上进行谈判，也不再需要纵向的联合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商会的作用是使交易成本内在化的一种方式商会的中介性源于两种不同社会要求一方面，它基于成员的需要，执行为成员谋利益的服务功能，这种服务功能的产生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共同需求另一方面，是基于政府的需要，是政府管理职能的补充，被看作是政府自上而下管理社会的权力的延伸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领域中，商会的主要职能就是辅助各界政府对工商企业进行间接管理，成为政府与工商界之间，商界与商界之间，与其他社会团体之间沟通的中介体商会作为一种民间管理组织，主要侧重于维护和发展工商业者的共同利益，侧重于运用完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民主开放、协商等民主手段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具体活动进行管理在政治领域中，商会同样成为政府与工商界之间进行联系的桥梁因此，无论是官与商还是商与商之间，商会都是较为理想的中间组织。

二 商会组织的功能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是市场主体，商会是企业的代表一方面，企业需要借助于商会为其开拓市场、疏通渠道，搞活经营；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通过商会对企业进行宏观调控，以避免盲目竞争和生产的无序状态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商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可概括为代表、自律、服务三个方面，以此构成商会最基本的职能代表职能，即代表本会全体企业的共同利益构成商会的最基本职能商会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借助集体力量来维护、谋取、增进会员企业的共同利益，企业间的整体利益和共同需要构成了广大会员之间的纽带，使不同的企业集合在一起商会的基本任务，就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作为企业利益的代言人，为广大会员和工商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代表和保护其根本利益对凡是涉及工商界利益的问题，商会要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近代天津商人在未入商会之前，为了建立个人的声誉和地位，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去搞好与同行之间以及与地方势力和官府之间的关系尤其在与政府交往过程中，商人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相对于孤立无援的商人而言，政府拥有无上的权威性与强制力当政府为了扩大税收，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强加在商人头上，侵害了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

1908年，商人反对在天津试办印花税的斗争，就是突出的一例该年4月1日，清政府为了弥补减收眼盐土税的损失，决定在天津试办印花税，然后向全国推广当印花税局开局办公之日，全津各行商796家联名上书请缓天津商会支持商民要求的呈文上达后，遭到农工商部和直督杨士骧的申斥消息一传出，又有1911家商号再次联名上书，商会公然据理力争，并警告当局，不要激出事变此时，保定、正定商会表示坚决与天津一致行动斗争一直坚持了三年，直到清朝灭亡，印花税也未能开征天津商会与商民终于取得了胜利上述事实说明，政府的政策与广大商民的利益不一致时，商会可凭借自身的力量和优势展开活动，此时商会的协调和沟通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从而使商人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降低了交易成本自律职能，即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自律性，是商会的基本职能之一所谓“自律”应包括以下内容1.组织制定商会章程、行规、行约，规范行业行为，协调同行业价格争议，保护行业平等竞争近代天津商会在积极采取有关坚决制止假冒伪劣、同行业之间的相互跌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措施，就较好地起到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改善市场环境的作用天津是一个工商业城市，作为商业延伸的对外贸易对其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外国货在天津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出口业还显然是本地最重要的、最有特色的商业，而且日益博得本地商行的注意出口贸易，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中，在过去十年中还几乎翻了一番，那来日的发展自不待言但这种不可估量的发展势头却受到了不诚实贸易的影响如中国出口的草帽辫中的假冒伪劣现象（缩短尺寸、掺水掺假、以次充好等）屡次出现不独贩运草辫者大受亏折，即购买此辫者亦所失必巨”于是欧美各商家议定自1909年1月日起不再销售不及尺寸之草帽辫针对这种状况，天津商会立即出台整改措施：①联合草辫商人设立总会；②商会就出产地分立草辫调查局，根据不同情况指导生产，以免利源为他国所夺；③在草辫产地设立制造草帽公司，利用原产草辫制成草帽直接出口经过整顿后的草帽辫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出口贸易额有了较大增长商会为禁止商人假冒等不良行为对会员采取监督、调解、自我规范的作法，赢得了商人的普遍赞同和拥护，保障了正常的生产和销售秩序2.制定、修订各类行业标准，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同业公会根据具体情况拟订的各种行业标准，对规范市场，引导和促进行业的整体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同业公会与商会都是一种互益性组织为了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商会与同业公会需要建立行业自律机制，以便监督、约束会员企业的违规行为。

市场管理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如果缺乏制度保障和不能建立行之有效的行业监督机制，就难以管好市场，商会与同业公会在这方面也就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