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革怎样文学.docx

    如何改革，怎样文学    内容提要：《大江东去》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和空间视点上书写1978年以来的改革经验，带领国人共忆那段峥嵘岁月，构成了改革文学谱系中区别于《乔厂长上任记》等经典改革文学作品的另一脉向由于忽略了时间的空间性，作品呈现的改革想象单一，也存在某些价值观的移位和简单图解政策的倾向网络文学写传统现实题材，如何突破传统文学成规，刷新传统文学的疆域和可能，仍是晦暗不明的存在，需要更多网络作家来参与其中并持续发力Key：改革文学  时间的空间性  改革想象阿耐一向被视为财经作家，擅长写商业世界的众生百态和儿女情长，但在《大江东去》的封面上，却印着“全景展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变迁的史诗”“读者公认媲美《平凡的世界》”“小说版的《激荡三十年》”的宣传语，它们既让人联想起巴尔扎克“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类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也把作品与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改革文学以及关于改革开放的纪实、报告连接了起来而我的兴趣在于，网络文学写传统题材，是否突破了传统文学成规，刷新了传统文学的疆域和可能？从文学思潮来看，能否称《大江东去》为“改革文学”？如果同意这种命名，那么在已有的改革文学谱系中，它拥有怎样的历史位置，与其他的改革文学经典作品相比，它是否出示了自身独特的改革想象，塑造出了改革中的独异个人，进而丰富和扩展了人们对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中人的心灵和命运的认知？以上这些，都是本文拟展开的讨论，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批评家无法解开那缠结在一起的意义的丝丝缕缕，把它梳理顺当，使其清晰醒目。

他能做的充其量只是追溯文本，使它的各种成分再一次生动起来”①，也就是经由追溯确定作品的性质和重要性一、改革文学谱系中的历史位置小说第三章写到雷东宝在部队里因为“为人豪爽，干活卖力，又有小脑筋”而“深得连长指导员的器重，参军第二年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一心准备提干，却接到上级关于所有士兵必须通过军校考试才能提干的文件，而他自己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眼看通过无望，就只好跟其他志愿兵一起退伍正是这份旨在保证军队指战员知识化年轻化的文件，“催生”了一个带领小雷家大队发家致富的鲁智深式的农村改革先锋此时，未来的国企改革实干家宋运辉尚在省城念大学，未来的海归创业者梁思申还在念小学，未来的民营企业家杨巡则在村里买货郎担这种情节和人物的出场时间安排，既是出于穷则思变这个改革逻辑的需要，也与198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改革先农村后城市的整体步骤若合符契从雷东宝的村办企业、宋运辉的金州化工总厂到杨巡的电器市场，基本涵盖了经济改革的三大领域;从县委机关的斗争、小雷家大队的企业生产到金州化工总厂大院的喧嚣、韦春红经营的春红饭店，也几乎聚焦了士农工商的各个阶层——这正是小说封面称之为“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变迁的史诗”的文本依据，也正是这个“全景展现”使它与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区别开来。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又恢复原职，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由于近十年的人才断层，加上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使其很快就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改革文学的潮涌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到柯云路的《三千万》，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到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形成了一股主题题材上的改革文学热与《大江东去》的“全景展现”不同，这些作品大多都只写了一个工厂、一个企业或一个县的改革故事，都只重点塑造一个卡里斯玛型的改革英雄形象，比如乔厂长、丁猛、郑子云，都只关注单个领域的改革进程这种叙事内容的宽窄差异，固然体现了网络文学相比于传统文学的篇幅优势：《大江东去》150万字的规模，自然可以容纳更广阔的改革画面，把士农工商等各个阶层的改革故事尽收笔底，增加小说的“史诗”意蕴;但面面俱到、巨细无遗的叙事目标和策略，也导致作品节奏感不强，人物性格单薄，给人一种写作心态匆匆、急欲推进情节的阅读感受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此处按下不表，先说它与改革文学之间的复杂关联从人物角色的设置和情节事件的安排来看，《大江东去》跟贾平凹的《浮躁》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存在一种内在的互文关系。

雷东宝复员回村后带领村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烧砖窑，由此走上村办企业的发展之路，这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因烧砖窑成为石圪节公社的冒尖户如出一辙《浮躁》的主人公雷大空成立白石寨城乡贸易公司，与仙游川的河运队并列白石寨两大富户，还在著名记者金狗的帮助下给当地杂姓群众出了恶气，最终又因触犯法律而身陷囹圄;《大江东去》中雷东宝也是空手套白狼，通过不断向县里贷款的方式来发展村办企业，也在宋运辉的帮助下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最终同样因行贿被送入监狱阿耐是1960年代生人，对1980年代轰轰烈烈的改革文学想必也不会太陌生，因为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还借梁思申之口提到了1984—1988年出版、由金观涛主编的那套《走向未来》丛书这种叙事模式上的互文，既充分显示了它与当代文学史上改革文学之间的特殊关联，也说明网络文学不全然是“别立新宗”自成一脉，而与传统文学分享着某些共通的叙事符码，因此网络文学批评绝不仅仅只需要心理学、传播学、统计学、大数据等学科的支援，势必也要借鉴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和语汇不过，《大江东去》与传统的改革文学也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叙事时间和视角当代文学史中的改革文学，从1970年代末的《乔厂长上任记》到199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都是以凝视的目光、亢奋的情绪写正在或尚未发生的改革事件，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带有强烈的探索性、试验性和启示性，因此往往也充满了崇高的悲剧气氛。

乔光朴在国企内部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就是在为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趟路;高加林离开又返回农村的经历，就是对当时青年农民试图摆脱土地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诉说;李向南到西北贫困地区担任县委书记以后勇于跟当地的权力网络斗争，务实高效地为民办事，就是当时民众呼唤正直而有魄力的干部来帮助解决现实难题、领导改革方向的心声正像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像‘文革’后的改革文学那样，被人民寄予那么高的期望，历史的所有希冀和方向似乎都要由文学指出②而《大江东去》写于2009年，它所叙述的1978—1998年間的改革事件也都早已尘埃落定，它投射出去的目光不是凝视，叙述的口吻和基调也不再激烈而紧张，而是类似“1999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她”的回忆口吻，充满过来人的感伤和叹息，当然也有回忆峥嵘岁月的激动和自豪因此如果把专门写改革的文学称为改革文学，按照叙事时间的区隔，其实存在两种改革文学，一种是1980年代那种与改革同步的改革文学，另一种是《大江东去》这类与改革拉开了时间距离的回顾性的改革文学，也就是站在今天的时间节点和空间视点上书写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经验的文学，而作家如何表达这四十年里国人的生存经验与生活命运，是一个既棘手又迫切的问题。

说它棘手是因为越切近的经验越是芜杂、庞大，越无法依赖时间的淘洗，也就越考验作家的胆识、智慧和担当;说它急迫是因为过去四十年的改革深刻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面貌，也深刻重塑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的心灵和情感，但迄今为止以过去四十年改革经验为写作对象的作品在文学图书出版总量中的占比实在太小，能撄人心、留得住的优秀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人们对改革的想象还停留在1980年代的那几部经典作品上，除此之外就无法再从文学作品中获得认识现实的表象体系和情感结构，这不能不说是新世纪文学的尴尬，由此也可见召唤一种新的改革文学的必要这就是《大江东去》在改革文学谱系中的历史位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它甫一出版就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二、时间的空间性与单面的改革想象在改革所牵涉到的社会阶层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改革规划和“改革想象”，不同的主体也有不同的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和对改革难题的不同解释装置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马尔科姆·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

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克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如果人们承认“文学”也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叙事”也是一种“报道”，那么“改革文学”势必也要制定自己的“改革议程”，“改革文学”对“改革议程”的“文学想象”，势必也会影响着公众对改革政策的认知和接受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文学才被视为改革实践的特殊试验田，被人们寄予那么大的期望，1980年代的“文学轰动效应”多半也是由此而起那么《大江东去》到底出示了什么样的改革想象呢？从雷东宝在小雷家大队烧砖窑、养兔子、办电线厂和养猪场，宋运辉在金州化工总厂搞技术升级改造到杨巡在电器市场杜绝假货诚信经营，都只是单纯的技术和经济改革，对人的思维和观念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缺乏起码的关注和呈现，也失去了理性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向度，表现出鲜明的技术主义和经济至上意识，这些困扰改革往前推进的老大难问题，在作者的叙述中被搁置不议特别是经历过1990年代以来对现代性的全面反思，面对当前技术更新加速的现实，这一点就更加需要提及其实只要稍微具备些社会实感的人，就不难发现今天人们对技术的信念和依赖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用最新款的苹果已成了某种身份的象征，技术机器的运转对各类名目和修辞的征用也已合法化。

技术给生活带来的方便和舒适，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在技术中可以找到绝对的、最终的中立性基础，因为跟宗教、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文化等领域相比，显然没有比技术更中立的了不过德国的政治思想家卡尔·施米特提醒人们，“如果今天仍有许多人期望技术完善可以促进人道主义和道德的提高，无非由于他们把技术和道德不可思议地扯到一起，其根据乃一种不乏天真的空想，以为当代技术的辉煌成果只会运用于关乎社会的方面，而且他们自己能够控制这些令人恐怖的武器，掌握这种巨大的力量但是，技术本身在文化方面——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依然是盲目的”④换言之，技术既能强化和平，也能强化战争;既能造福人类，也能毁灭人类，二者机会均等至于经济至上的改革想象，在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中就有突出的表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赤橙黄绿青蓝紫》都包涵着一个“只要改革经济体制，生产就能上去;只要生产上去，四化就能实现”的乌托邦，都旨在为现实的经济改革提供一部想象性的“成功指南”从当时人们焦灼的历史愿望来看，这种塑造经济领域俾斯麦式英雄的写法尚有其合理性，但到了新世纪，再忽略改革是个系统工程的事实，仅仅单纯从经济层面去呈现，就是视野的狭窄和思想的懒惰了。

阿耐自己长期供职于民营企业，熟稔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所以写起经济改革来游刃有余，这是她相对很多传统书斋作家的优势，但身在其中也容易当局者迷，对经济和技术之外的要素缺乏自觉，无形中又限制了她改革叙事的深度《大江东去》的改革想象所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过于简单化、浮浅化，只想象了一种时间、节奏和进程，没有把拒绝改革、阻挠改革的另一种时间、节奏和进程的线条给勾勒出来在本雅明看来，人类历史的进步概念无法与一种在雷同的、空泛的時间中的进步概念分开，“历史是一个结构的主体，但这个结构并不存在于雷同、空泛的时间中，而是坐落在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里”⑤也就是说，时间并非完全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线性概念，而是一个空间并置的结构，哪怕居于同一个空间之内，不同的人群也分享着不同的时间，比如同样是生活在上海，那些出入于高档写字楼的精英们选择的是后工业社会的现代生活方式，而街头那些环卫工人的生活方式则更多保留了传统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这两种时间并置于上海这一魔都的空间之内如果不意识到时间的空间性，那么就很难看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