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阿拉伯、英国三部爱情悲剧的文化审视艺术理论论文.doc

对中国、阿拉伯、英国三部爱情悲剧的文化审视_艺术理论论文 提要：本文以平行研究角度对中国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埃及诗剧《莱拉的痴情人》、英国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进行文化层面的多向观照和审视，从梳理其表面的趋同入手，再探究分析其深层的相异之处，从而揭示出不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造就了三部爱情悲剧中男女主人公迥然各异的爱情表现以及三部悲剧文本所凸现的不同文化景观和审美需求 关键词：爱情悲剧民族文化心理文化景观审美情趣 每个民族都有其对爱情婚姻的独特理解，但纯洁美好、坚贞不渝的感情却是每个民族追求向往的最高境界，因而，每个民族都有其纯情爱情的典范汉民族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阿拉伯民族有“盖斯与莱拉”的故事，西方民族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这三个爱情故事都是讲年轻男女相恋不能结合，自杀而亡，有着纯殉情这一共同母题，本流传于民间，是各种族集体无意识心理积淀和记忆的结果后经文人之手再创造，跳出了民间文学的范畴，进入纯文学领域而名垂青史，在各自所属的文化圈中熠熠生辉本文将中国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埃及诗剧《莱拉的痴情人》、英国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重新置放于其诞生的文化土壤中进行多层面的探究和体察，对中、阿、西三种文化体系中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追踪溯源，以对照解读三部文本中的悲剧人物受其影响在爱情的表达、对爱情的态度以及为捍卫爱情所采取的行动有何不同，期望对三国文化特质有所把握。

异曲同工之妙 世界上有不少戏剧佳作取自于民间传说，后经过剧作家的再创作，终成为流芳百世的艺术典范，在不同文化圈中广泛传播，例如：中国剧作家徐进整理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埃及剧作家艾哈迈德·邵基的诗剧《莱拉的痴情人》、英国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徐剧、邵剧和莎剧这三部爱情悲剧无论从母题来源、基本情节、思想题旨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1、母题来源：三部爱情悲剧均取自于本民族的民间爱情故事，后经剧作家之手的再创作成为纯殉情典型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在江南一带更是流传甚广最早出现在东晋，若从形诸文字的唐代张读《宣室志》中所记载的梁祝故事算起，记录、扩编梁祝故事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可谓种类繁多，数不胜数特别是被改编成戏曲上演以后，梁祝的形象活跃于不同剧种的舞台上经久不衰，成了传统剧目有些唱段更是脍炙人口，传诵不息现在流传的剧本是由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口述，由剧作家徐进等整理而成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本文便是采用此版本梁祝的故事虽诞生于中国，却广泛流传于属于中国文化圈的国度中 “盖斯与莱拉”的爱情故事在阿拉伯国家妇孺皆知，可追朔到公元7世纪中叶。

公元10世纪，阿拉伯著名文史学家艾布·法尔吉·伊斯法哈尼正式将这一故事收录于《诗歌集成》中埃及现代著名诗人、剧作家艾哈迈德·邵基（1868-1932）便是根据《诗歌集成》里的素材在1931年写了著名的诗剧《莱拉的痴情人》邵基生于贵族家庭，早年留学法国一度受埃及总督宠幸，成为宫廷诗人因在诗中表露出对英国殖民者的愤懑情绪，而遭流放他创作了大量充满爱国热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的诗篇，收录在《邵基诗集》（四卷本）他的诗独树一帜，享有“诗王”的美名晚年专注于诗剧创作，写有六部诗剧，大多反映阿拉伯民族和埃及人民的悲剧，奠定了阿拉伯诗剧的基础盖斯与莱拉”的故事起源于阿拉伯国家，在伊斯兰文化圈内广泛流传，并借助12世纪波斯大诗人尼扎米（1141－1203）《五卷诗》中的《莱拉与马杰侬》这一卷声名远扬，又以此为辐射核心进入欧洲在阿拉伯文学中，马杰侬实际已成为一个典型凡因爱情变得神魂颠倒、失去理智、或为爱而殉情的，人们均称他为‘马杰侬’”[1]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源于5世纪的希腊传奇，本为小说1562年英国诗人亚瑟·布鲁克据此传说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罗密欧与朱丽叶哀史》，故事便传入英国，在欧洲大陆传播甚广。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根据这首长诗在1594－1595年间写成《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这是莎翁三部爱情悲剧中第一部此剧从16世纪上演以来，经久不衰，被改编成各种艺术形式搬上舞台，拍成电影近20部，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受欢迎的一部 2、基本情节：三部爱情悲剧的基本情节相似：一对青年男女自由相爱；他们的爱情都潜伏着危机；男方向女方求婚遭拒绝；期间有好心人从中成全；女方家仍违背女意将她嫁与他人；一方死，另一方在其坟前为其殉情 徐剧中祝英台女扮男装去杭州求学，途中偶遇也去求学的梁山伯，彼此互有好感，遂在草桥结拜金兰之好三年同窗共读生活，使祝英台对梁山伯暗生情愫，可梁山伯竞不知祝是女儿身十八相送”聪明的祝英台以巧妙的比喻，向梁暗示她的爱慕之情，善良的梁山伯仍没识破祝的庐山真面目，这便是梁祝爱情潜伏的危机所在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男女授受不亲，不能相对独处女子更要谨守闺范，不得混迹男子群中结婚需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私订终身祝英台曾托师母做媒，梁山伯父母向祝家提亲不成祝父不顾女儿的反对硬是将其许配给马家，梁山伯为此怅然不乐，相思成疾而魂归西天祝英台闻之后，到梁冢前失声哀恸，忽然冢裂，祝投而死。

邵剧中盖斯和莱拉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北部的阿米尔部落，自小青梅竹马，长大后真诚相恋盖斯用诗歌倾诉对莱拉的爱情和思慕，这就是他们爱情最大的障碍所在，也是莱拉父亲拒绝将女儿嫁给盖斯的原由因为阿拉伯的礼教规定，不得将女儿嫁给一位写诗赞美她的人，以避嫌疑，维护家族的荣誉一对情人被拆散，盖斯精神失常，被视为“马杰侬”—为爱而疯狂的人、情痴地方官伊本·欧夫替盖斯向莱拉的父亲提亲遭到拒绝莱拉嫁给他人后忧郁而死，盖斯得知来到莱拉的坟前泪尽而亡 莎剧中维洛那名城两大家族的后代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一次假面舞会上一见钟情，彼此真诚相爱，可两家“累世的宿怨”从根本上就取消了他们结合的可能性劳伦斯神父暗中帮助这对恋人，无奈顽固的朱父硬要将女儿嫁与他人，朱丽叶假死被葬，罗密欧在其墓前服毒自尽，朱见罗亡也举剑自刎 3、思想题旨：三部悲剧讴歌了青年男女纯真美好、坚贞不渝的爱情，以及为爱情敢于冲破旧礼教的束缚，摒弃旧的婚姻观念，最后以死来抗争、捍卫神圣爱情他们的爱情并没有因为死亡而终结，而是通过死后永不分离而获得了永生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爱情悲剧，也是一种社会悲剧，是两种生活制度、两种不同的道德体系之间冲突的结果。

他们的叛逆行为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徐剧中没有提到故事发生的确切年代，只是泛指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祝英台拒不接受其父对她婚姻的摆布，不屈服有权势马家的逼婚，敢于私订终生，他们以叛逆的姿态反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奉“父母之命”、由父母作主的婚姻制度，催发了那个时代个人婚姻意识和自决的权力 邵剧中明确写着剧情发生在伍麦叶时期（公元661－750）初，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虽然建立，可是部落偏见却牢牢地控制着阿拉伯人意识和行为，扼杀了盖斯和莱拉这样一对情人盖斯蔑视部落习俗，大胆追求爱情，而莱拉的行为始终受部落传统的制约，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和顺从它，并成了它的牺牲品此剧揭示了“蒙昧时期阿拉伯旧礼教与伊斯兰新礼教之间的冲突……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思想就是要消弱根植于莱拉和她父亲麦哈迪意识中蒙昧时期的偏执”[2] 莎剧写于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创作时期，也就是英国文艺复兴运动正盛之际，但血腥复仇传统仍在蒙、凯两个家族沿袭下来，阻碍了罗朱的结合罗朱不愿因上一辈的恩怨而放弃美好的感情，朱巧妙地应付了母亲的逼婚，与罗秘密结婚，实现了灵与肉的结合，他们的死消除了两家的仇恨因而“构成悲剧冲突的不是两个家族，而是两种社会道德力量：一种是残酷、凶恶和复仇的封建精神，另一种是爱情、友谊、和谐的文艺复兴风尚”[3]。

各行其是之道 尽管三部爱情悲剧有以上的不谋而合之处，说明以纯殉情文学为参考点观照人类文化所具有的某种相同和审美上的共性，而差异之处却是它们的明显标记三部爱情悲剧滋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导致一个民族的恋爱方式和婚姻习俗的不同而“爱情和婚姻实质是一个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体现”[4]，能折射出不同民族心理结构下的民族性格、人格意识、婚恋观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在原初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某种应对生存条件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独特的看法，这些观念通过种族世代相袭、承传下来，深深地沉淀在民族文化心理中，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核，“分为四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模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二为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三为行为文化层，指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四为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5] 中国文化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

汉民族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黄河流域，半封闭的大陆地势，丰沛的水资源，便于农作物的生长随季节变化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超稳定的生活方式，这就养成了顺应性、适应性的民族心理，即被动接受、内向调适、避免冲突、追求天人合一、稳定和谐的性格特征由经验性生产实践而产生的习俗观念对民族普遍心理势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造成了汉民族严格而稳固的宗法伦理秩序，以原始血缘宗族传统为根基，个人严格自律，置家庭、家族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这就出现了中华民族重视普遍伦理秩序的坚固、完整而忽视了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人伦情感、孟子的内圣人格，到汉代董仲舒倡导的“三纲五常”以及宋儒要求妇女“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都在不断丰富并强化这一文化心理结构 阿拉伯文化是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文化阿拉伯民族的祖先生活在阿拉伯半岛，满目荒凉的沙漠，零星点缀的绿洲，昼夜温差大，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严峻而恶劣的生存环境，极为匮乏的物资条件，为争夺有限的水草，流血事件频繁，复仇劫掠不断，时处于忧患之中，因而“阿拉伯民族是神经质的民族，常常为了一点细小的事故而暴怒如雷，不可遏”[6]这种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该民族养成粗犷剽悍、无拘无束又易冲动的性格特征。

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造就了阿拉伯民族独特的自然人格，崇拜英雄、崇尚英雄主义价值观念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为了生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结成部落，患难与共，表现出狭隘的“团体精神”这种精神状态使阿拉伯人注重个人和部落的名誉，恪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半岛上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和国家，氏族部落林立，各据一方到公元七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提出“穆斯林皆兄弟”，逐渐化解、消除了部落间的隔阂与仇视，阿拉伯民族团结在伊斯兰教的大旗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帝国，并以开放的心态吸取了周边各种文明，创造出中世纪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则对阿拉伯人的行为规范、伦理道德、生活方式都有所规定可阿拉伯民族本性中粗犷、率直、冲动的性格特点却始终流淌在阿拉伯人的血脉中 西方文化的源头则是希腊文化希腊民族的祖先从远古时期就生活在爱琴海周围的岛屿上，这里沟壑纵横，河流交错，土地贫瘠，农牧业收获有限为解决生活问题，他们进行物品交换和海上掠夺，从而发展了商业和航海业无拘无束的海盗生活、独立自主的商业贸易形成了希腊民族感情奔放、注重自我的性格特点公元一世纪，来源于中东希伯莱文化的基督教开始在西方世界传播，这有异于古希腊文化。

它强调对上帝的绝对服从，主张抑肉伸灵，轻视现世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看重来世天国的幸福经过几个世纪的碰撞与融合，希伯莱文化吸纳了古典希腊文化中的某些成份后，演化成新形式的基督文化，以神权中心和来世主义为基本内容，实行禁欲主义直到15世纪末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