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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服在明代的作用与影响发布日期： 2015-06-30 原文刊于赵连赏浏览诸多明代精美人物画像， 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所绘人物表情、 服饰内容多为其人生显赫时期的作品， 特别是曾在朝廷有为官经历者的服饰形象表现就更加突出，他们的服装装饰或珍禽展翅、或猛兽雄势、或纹案满身，尽显华贵威武通常我们在不了解绘画人物经历的情况下， 通过直观人物画像冠服的不同纹案装饰内容，对照明代服饰制度， 也能够判断出其中一部分人在其人生最辉煌时期的身份地位， 比如，仙鹤是文官一品的装饰纹案， 狮子则是武官一品使用的纹案等依次类推 但还有一部分人物服饰的装饰纹案， 再用这种方法做判断， 答案就不一定会准确，比如，有饰蟒纹、飞鱼纹、斗牛纹者的图像，它们所表现的等级含义就不易被确定那么，这些不易找到确切答案的服饰纹案在明代的服饰系列中具体的名称是什么？有无等级区别？表现形制如何？使用这些装饰纹案的服饰在明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赐服的使用范围和种类等级在明代长达 277 年的统治时间里， 服饰制度作为国家的典章制度， 起到了礼序国家、稳定社会的作用， 为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或许有些人还不知道， 在明代的服饰中， 有一种并不属于国家典章制度的服饰，它却在维护大明王朝的国家统治中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这种服装就是赐服赐服的定义十分简单明确， 指的就是由皇帝恩赐给有关人员的各类服饰 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赐服并不属于明代正式的国家服饰制度内容，[1] 但这并不代表赐服地位的不重要， 而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赐服盖由皇帝所赐缘故， 穿着者在社会上具有一种超越普通人群服装的特殊效果， 能够彰显穿着者与众不同的身份地位，所以，赐服的作用和影响当然也就非同一般了赐服并非明代所创， 之前的许多朝代都有赐服存在， 只是内容形式、 所赐等级范围有些不尽相同如在武则天时期的延载元年（ 694）赐给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各类图案的绣袍亦属赐服 [2] 又如，宋代延续唐、五代旧制也是由皇帝赐给朝臣们各类赐服较多的朝代之一从宋初太祖赵匡胤在建隆三年（ 962）十月赐给近臣、军校锦衬袍和其他不同官阶官员各类名锦开始， 到后来的赐服色、 赐锦袍、赐鱼袋等，种类繁多因宋代的赐服多发生在交季时期， 所以又被称为 “时服” [3]明代赐服虽不属于国家的正式服饰制度范围， 但赐服现象却又广泛存在于明代的政治生活之中。

它来自于国家官服形式， 但又游离于服饰制度以外； 既飘忽虚拟，又华贵具体可谓是不入服饰制度，又高于服饰制度的制度，地位不可小视1 、赐服的赐给对象和内容明代赐服的涵盖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 一般能得到这种特殊服饰的主要有三类人：第一类，少数朝臣有功于朝廷或名人后裔， 因他们业绩优秀或身份特殊受到高于自身品级官服的特别赏赐如， 《明史·舆服志》历代赐服中记载的：文臣有未至一品而赐玉带者， 自洪武中自学士罗复仁始 衍圣公秩正二品， 服织金麒麟袍、玉带 [4] 又如，首开利用蟒服赐给朝臣先河的孝宗朝辅弼大臣谢迁、刘健、李东阳三人，因他们分别发挥自己特长，共同辅政，成绩卓著，被时人形容三人配合完美默契，有“李公某，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5] 的赞语孝宗皇帝为表彰他们的出色工作，自大明王朝建立以来，首次破例赐给他们每人蟒服，以之鼓励第二类，赐给宫中宦臣 以蟒服为赐服下赐臣属， 起初并不是首先从大臣开始的，而是由宦官们最早享受此殊荣《明史·舆服志》引《大政记》：“永乐以后，宦臣在帝左右，必蟒服 [6] 跟据明代的史料记载统计，明代使用蟒服这类高级赐服形式最多的人群，当属宦臣群体（图一） [7]第三类，赐外蕃之王和出访的使臣。

《明史·舆服志》：“永乐中，赐琉球中山王皮弁，玉圭，麟袍，犀带 [8] 《补遗》卷一：“（正德初年）其时有日本国使臣宋素卿者入贡，赂瑾黄金千金，亦得飞鱼 [9] 这里记载的只是麒麟和飞鱼服两种， 而从一些遗留下来的明代文物上看确不仅于此 现藏于日本京都庙法寺中原明代万历年间世宗皇帝赐给当时日本国王丰臣秀吉的服饰中， 就有蟒、麒麟、飞鱼等数种2、赐服的种类和等级赐服虽然是由皇帝送给臣属的礼物， 有皇帝随意赐给的一面， 但更多的是还是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 如在成化元年， 泰宁卫都督兀喃帖木儿向皇帝祈求赐给蟒服，被宪宗皇帝拒绝 [10] 在实际的赐给当中， 也是有一定等级区分的，内容大致分为蟒服、 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白澤、其它补子，玉带、犀带等皇帝会根据臣属的官职位置和对朝廷的贡献大小， 赐给相应不同的华丽服饰， 以资鼓励，进而达到维护统治封建国家的目的1）蟒服一般而言，蟒服在赐服中的位置等级是排第一位的 其中，蟒服上所绘蟒兽纹饰形象是区分等级的标志 分有“坐蟒”与“行蟒”两种，坐蟒尤贵《明史·舆服志》：“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正向，尤贵 [11]万历首辅张居正，从神宗初年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经济方面，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方面，启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都收到一定成效，连连受到万历帝的赏赐。

荆州博物馆藏有一幅张居正坐像， 所穿的赐服蟒图案， 就是“尤贵”的坐蟒形象（图二） [12] 而王鏊在明代虽也贵为首辅，但他的为任时间与作为远不及张居正 所以，表现王鏊的画像， 其蟒袍正面绘制的蟒型就是一条正在行进的行蟒图案（图三）， [13] 次张居正一等 2）飞鱼服飞鱼服属于第三级的赐服 嘉靖十七年 （1504）阁臣刘健提议蟒服等的禁令时言道：“蟒、飞鱼、斗牛本在所禁 [14]（ 3）斗牛服斗牛服大致可列为第四等 张居正在刚刚入阁时， 其才华初有绽露， 得到神宗皇帝的赏赐，得到的赐赏就是斗牛服《明史·张居正传》：“帝御平台，召居正奖谕之，赐金币及秀蟒斗牛服 [15]（ 4）麒麟服等以下依次排序大致是麒麟服、白澤、其它补子等玉带、犀带等也都是由皇帝根据官职地位情况经常下赐的赏品蟒服虽属赐服排序中的贵者，但也有例外清毛奇龄《明武宗外纪》： “十三年（ 1518）正月，车驾将还京，礼部具迎驾仪，令京朝官各朝服迎候而传旨曳撒、大帽、鸾带，且赐文武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其彩绣，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品虎彪 [16]二、赐服的形式种类明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阶段，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变化， 服饰制度基本已经完备。

相比历史各代，从皇帝到庶民、从官服到民服、从礼服到便服，各类服饰体系周到健全 赐服就是依托这样优异基础氛围上产生的独特服饰现象， 它既与众不同，又与现行的服饰体系区别不大， 并且合理的借用了当时既有的服饰制度内容，找到了它们之间有机的结合点， 巧妙地形成了明代又一种独特的服饰风格，被朱明王朝各帝大加利用明代的赐服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赐服的常服形式常服是明代官服中内容比较简单、 穿着最方便、 利用率最高的服装， 用于平常上朝、视事穿着洪武三年（ 1370）所定常服制度内容，主要由乌纱帽、团领衫、革带、靴子等组成（图四） [17]乌纱帽作为常服的首服， 是从隋唐幞头演变而来的 其制以竹篾或金属丝为骨，形成体架，外表以乌纱成帽整体呈前低后高之状，帽顶为圆形，在帽的左右两侧还各插饰有一只长圆形的纱翅， 算得上明代服饰的新创 后世乃至现代常常被人们比喻为官职的“乌纱帽”就是指的这款帽子乌纱帽亦无高下之分， 等级区别亦在袍和革带 其一为袍的颜色， 明代承唐宋以官服颜色区分等级的模式， [18] 在此基础上稍作更动 “一品至四品， 绯袍；五品至七品， 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 笏、带与八品以下同。

”[19]腰间所系的革带也是历来被用于标识等级和不同类别服饰的标识形式之一在宋代，革带的使用种类和禁忌就已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记载， 仅带饰的种类就有金、银、犀、铜、铁、角、石、墨玉等若干种之多但惟公服带饰不许用玉 [20] 明代公服的腰带制度与宋制相近， 带用青革，带身上按照品级高下分别装有不同质地的带饰 特别是补制推出之前， 革带的作用更显突出 如洪武三年定的常服制度，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制定， 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钑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钑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 [21] 洪武二十四年（ 1391），又定公、侯、驸马、伯的束带与一品同，杂职官与八、九品同明代常服主要体现等级特征的内容是补子所谓“补子”就是一块 3-40 厘米见方的织物，上面按需求织绣有不同的动物形象，缀于文武官员的团领衫上，以此达到区分官员等级的作用补服亦是明代服饰的一个新创， [22]补服的实际作用不仅丰富了明代官服的内容，而且在昭明官员等级的同时，还首次将文武官员的身份用系列规范的补子标识表现了出来， 结束了历代文官与武官上朝时，同级、同品、同服饰令人难以分辨文武与等级的传统模式。

明代洪武二十四年文武官员常服补子内容规定：公、侯、驸马等用麒麟、白泽，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具体内容为： “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如图二所示，张居正坐像头戴黑色乌纱帽，身穿圆领袍，内衬白色中单，腰系革带，脚穿靴这一装束对照图三所表现官员的常服装饰， 若先不看衣服的图案，就能够很容易的观察出这也是一幅标准的明代官员常服的穿戴 所不同处在于，张居正穿着的圆领袍上装饰的并不是他一品官本应配饰的仙鹤补案， 而是清晰又饰满全衣的蟒纹， [23] 这一区别就是常服与赐服的不同标示所在2、赐服的公服形式公服是明代官服系列中又一种比较简单的服装， 用于早晚朝奏事、 持班、见辞等公务活动公服始于北朝《北史·高祖孝文帝纪》：“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 [24] 《唐会要·章服品第》：“旧仪 又有公服，亦名‘从省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朔望、朝谒及见东宫则服之 [25] 明代公服的用途与唐代有所差异明洪武二十六年（ 1393）定立的公服制度为：头戴展角幞头，身穿盘领袍，腰系革带，足登靴（图五）。

[26]幞头，亦称“折上巾” 由包头巾演变形成的冠 传说始于北周《北史· 周五帝纪》：“初服常冠， 以皂纱为之， 加簪而不施缨导， 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27] 早期的幞头是用一块方巾覆于发髻上后折系而成的， 具体系法如宋沈括 《梦溪笔谈》所云：“幞头一谓之四角， 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 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 [28] 幞头的形状变化取决于内衬巾子的造型所谓“巾子”就是头巾内衬的支架，用桐木制成，上施以漆，可根据需要编成不同的造型，由此就会形成不同变化的幞头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 “隋大业十年（ 614），礼官上疏裹头者，宜裹巾子，与桐木为之，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