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现当代文学论文.doc

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_现当代文学论文 蜕变中的历史复现：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内容摘要：“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学资源，近年来流行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即在延续“革命历史小说”写作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写，它在文学观念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拓展，显现了很多区别于经典的“革命历史小说”的风格特征，形成了新的叙述模式这种叙述模式和美学风格的转换透露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轨迹 一、 “革命历史小说”文学资源的复活“革命历史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史研究中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研究领域作为“十七年”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革命历史小说”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与写作技术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i]此类创作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有密切的关联，随着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代文化的变迁，它似乎已固化成了文学史的标本，成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但事实上，“革命历史小说”一直是新时期文学史或文化史中异常活跃的文学资源或精神资源一方面，革命历史叙述是国家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文学手段，因而各个时期均有国家体制约束及支持下的革命历史书写；另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还以否定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学或“纯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比如，它直接构成了“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前提，“新历史小说”正是通过对历史异质性的发掘，来瓦解“革命历史小说”所建构的历史辩证法，这一直是“新历史小说”写作的动力，也是它得以形成自己的文学史意义的原因。

从1980年代以莫言、乔良、刘震云、周梅森等为代表的一般意义上的“新历史小说”到1990年代以后以陈忠实、李锐、李洱等人为代表的对革命历史的重写，构成了一条潜在的线索，在它的背后，总是隐约可见一个“革命历史小说”的幽灵1980年代末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革命历史小说”这个文化幽灵似乎全面复活了，它又获得了可见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文化视野里首先是“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1995至1999年间，《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烈火金钢》、《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一大批“革命历史小说”重版，成为发行量高达数万乃至数几十万册的畅销书此后是持续不断的“红色经典”重拍热，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作品都被重拍为影视剧，其中有的作品还有多种版本[ii]其次，体制扶持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再度成为国家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1994年“主旋律”工程正式启动之后，它成为“主旋律”创作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国家广电总局1990年还专门设立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办公室”负责审批、立项此类题材的创作此类创作主要以影视剧最为突出，也最有影响，经影视剧本改编的长篇小说亦有不错的发行量。

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大决战》、《长征》、《日出东方》、《》、《延安颂》、《太行山上》等等再者就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一批以革命英雄为主角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的出现以《我是太阳》（邓一光）、《亮剑》（都梁）、《历史的天空》（徐贵祥）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以及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亮剑》、《历史的天空》等成为受官方与大众双重欢迎的流行文化现象[iii]当然，这种“昔日重来”，不是对“革命历史小说”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对这种文学资源的一种借用与改写，其所承当的历史文化使命，传达的意识形态，虽说仍有某种延续性，却已具有了深刻的内在差异事实上，革命历史文学资源的再度复活，对应着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转折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时代语境的巨变生成了新的革命历史想象1990年代以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经是一种区别于以往的全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将在两个方向上保持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它仍将维护旧有的革命理想与价值观的神圣性，新意识形态无法回避这份精神与历史遗产，仍将强调这种正统继承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在新的市场社会中，国家的施政理念与社会理想已出现重大变化，对社会主义经典命题如平等、人民民主、资本主义等都有了新的理解。

很大程度上，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部分地转换到经济增长与维护国家稳定上来，所以，发展、发展的美好前景及安定团结将是新意识形态的重心在这种意识形态转向的背景下，“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资源在当下语境中的复现，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它在形式上延续了旧有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强调了现实秩序（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革命性的合法起源；另一方面，它又小心翼翼地清除或淡化了那些旧有的革命历史题材模式与现实秩序不相融的部分（对革命理想性的追求，阶级平等等政治诉求）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时比较紧张这种紧张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留下了投影即，一方面，“新意识形态”重申了自己作为革命历史的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暗中质疑了革命遗产的内在价值告别革命”，全力追求现代化的发展目标[iv] 新革命历史作品传达的正是一种与旧有的意识形态大为不同的对革命历史的想象这可能正是新时代既要大加讲述革命历史同时又要以新的方式重新讲述革命历史的真正原因这也决定了新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模式（当然不只是限于小说）之间，既有承继关系又具有深刻的内在区别二、 “新革命历史小说”对“十七年”写作模式的继承与拓展新革命历史创作在许多方面都承继了“革命历史小说”的遗产，新革命历史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所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日出东方》、《长征》等；（二）、以虚构的革命英雄为主角的作品，《亮剑》、《历史的天空》、《我是太阳》等。

比照“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两大模式（“史诗”与“传奇”），不难看出，第一类作品颇具史诗性“革命历史小说”的品格，而第二类作品则更近似于革命英雄传奇[v]而且，它们在基本的故事框架上都有众多的相似之处（详见下文的对照分析）所以，不管新革命历史创作对“十七年”的这份文学遗产进行了怎样的改写，不管它执行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始终是延续了对革命历史的书写，隐约地传达着“革命历史”的记忆，这在中国迈向普遍同质化的全球化的时刻具有特别的意义另外，还应该承认，由于意识形态的转向，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新的革命历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十七年”时期意识形态所设置的美学禁忌，突破了旧有写作成规的框限，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对革命历史的新的想象空间，因而在小说写作上，具有一定的拓展意义事实上，对“十七年”创作模式的自觉反拨，是新革命历史创作使人感觉面目一新，并激起广泛阅读快感的重要原因之一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叙事，将精神与肉体，追求革命与沉沦世俗设置为基本的二元对立，当这种美学观念不断激进化之后，英雄就成为超越凡人，不含杂质的“高大全”式形象完美的理想化要求，追求精神净化的冲动，最终走向一种禁欲式的表达，它传达的是超越“五四”的新的关于人性的想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而且其内部也存在着“人”的不同层次、内容之间的张力，写作具有一定的暧昧性和复杂性，包含着美学表达的多重空间。

但这种观念的偏执化也导致了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单面化，人物形象的圣洁化使其抽离了众多的感性内容，压抑了对英雄另外的“人”的维度进行书写的可能性另外，“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往往把具体、明确的政治观念和阶级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感情立场，渗透进文学表达中（文学与政治当然不可分，但过于强烈和直接的政治判断的介入却未必可取），这使它显现出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善与恶，进步与反动产生了清晰的疆界，并依此发展出一套外在美学程式，比如，对“好人”的圣洁化与对“坏人”的妖魔化产生了对立的两极虽然我们不能轻易而简单地否定这种美学风格，但这种美学观念的确也导致了对于历史与生活的简化与缩减作为对这些“十七年”文学表达缺陷的反拨，新革命历史作品丰富了对革命英雄的表现方式，拓展了对革命历史的书写空间史诗类与传奇类作品都突破了旧有的创作模式，新的史诗类创作试图以更宏阔的历史时空维度来观照历史进程，而不是如“十七年”小说那样更多地是从“我方”的立场，以强烈的政治判断来回顾辉煌的过去，此类“新革命历史小说”之中的优秀之作不乏深沉的历史感而且对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生命代价和具体的牺牲也不再仅仅关注其升华的崇高意义，对于敌手也不再妖魔化，脸谱化，尽可能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政治情境中来看待，这使革命史诗容纳的历史空间和复杂因素更为丰富。

新革命历史创作对国民党政治集团和国民党将领也试图做出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如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国民党某些将领个人的军事素质和人格闪光点，《亮剑》中的楚云飞即为代表），对共产党军队内部的错误、缺陷也做出了反思，如《历史的天空》对八路军内部派系斗争进行了正面描写新的传奇类创作在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更为明显，它们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如李云龙（《亮剑》）、姜大牙（《历史的天空》）、关山林（《我是太阳》）等亦正亦邪，具有异常鲜活的个性，非常不同于“十七年”时期的英雄形象，他们的血性、勇气，敢爱敢恨，直爽又不乏粗鲁的性格，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他们身上，各种互相矛盾的性格因素戏剧性地组合在一起，挑战了旧“革命历史小说”英雄人物的单面化的刻板形象相比1980年代初的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刘毛妹（《西线轶事》）等形象所开创的“有瑕疵的英雄”人物谱系，也是一次全新的突破在这一题材的创作脉络上它们的出现的确具有革命性的美学意义也正是在种潜在的对比中，众多的评论普遍认为新革命历史创作远离了意识形态，这些英雄形象也更加“真实”但是，对模式的挑战也在产生新的模式，所谓远离意识形态也只是传达了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已，新革命英雄的形象也并不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真实的”，毋宁说，只是时代所认定的关于真实的标准已发生了变化。

新革命历史创作在题材相似性的背后，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创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修改，它服从的是这个时代的叙事语法，也铭写着这个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三、“新革命历史小说”史诗类作品对“十七年”模式的改写革命历史创作中的史诗类作品更注重时空的跨度，关注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政治活动或战役，通过讲述革命的起源来论证现实秩序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新旧革命历史题材之间并不存在太多差别但是，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已经与革命历史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出现了性质上的断裂这和“十七年”时期有所不同当时，新中国的政治秩序和革命历史存在着紧密的一致性，支撑革命斗争的理想性热情在和平年代自然就转化为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二者都是通过奉献、牺牲自我的方式建立一个社会乌托邦革命历史小说”在使建国以后现实秩序合法化的同时，也在强调战争时期革命文化本身的现实意义在毛泽东主义的观念中，新中国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建成，而只是一个持续革命过程的新起点革命历史小说”通过对具有高度理想主义追求的战争生活的描述，表明建设仍然不过是战争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新形式，或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已所以，“十七年”史诗类作品中酷烈的战争生活，悲壮的牺牲，艰苦的奋斗与最后的胜利就不单是通过表明革命者打江山的不易以论证新中国的历史合法性，从而激发读者对新秩序的认同，它还通过对英雄人物的书写询唤着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不怕牺牲、自我奉献的新主体，同时，它也在一个似乎已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时期强调了依然要维持继续革命的热情，以战斗式的革命激情建设真正趋近平等自由，真正为人民的社会理想（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事实上，这是“十七年”时期史诗类革命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面向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十七年”史诗类的作品书写的往往是普通人成长为革命英雄的历程，虽然在形式上，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史诗性场景是主要表现对象，[vi]但细读却可以发现，宏大的革命历史往往只是英雄成长史的一个背景，并未获得独立的美学价值这也是很多此类作品偏爱成长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