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论与晚清民初知识界的国民性焦虑.docx

    “黄祸论”与晚清民初知识界的国民性焦虑    罗义华摘  要：在中国国民性问题视阈中，“黄祸论”既是景深，更是国民性批判的触发因素在晚清民初的特定历史情境中，“黄祸论”与进化论在中国近代个体的觉醒之维中绾结纠缠，催生了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民性问题考察严复、鲁迅等人与“黄祸论”的关联史实可知，具有鲜明种族主义色彩的“黄祸论”始终作为一个凸兀的文化镜像而存在，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知识界的精神焦虑，并被纳入进化论和国民性探索的总体视阈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引了国民劣根性批判这一总体取向Key：“黄祸论”;进化论;国民性;鲁迅：I206.6        ：A        ：1003-1332（2020）05-0056-06晚清民初持续发酵的“黄祸论”曾经深度困扰中国知识界，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辜鸿铭、鲁迅等人都曾反复回应这一话题在当代，海内外学人从不同侧面考察了“黄祸论”的思想根源、发展脉络及其影响以国内學界为例，新时期以来，郑云山、方式光等人聚焦于孙中山等人的立场与识见，具体清算了“黄祸论”背后的种族主义谬误;罗福惠、杨瑞松等人更具学理性地辨析了“黄祸论”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之关系。

[1]考梳前人研究成果，犹有未尽之处：作为种族主义谬论的“黄祸论”，有无可能在客观上促进晚清民初知识界的国民性问题探索？其发生作用的路径是什么，又该如何评断其功效与价值？一、欧美日知识界的相关论调及其立场“黄祸论”的起源问题，学界已有确论，此不赘言这里主要考察欧美日知识界的相关论调及其立场欧美所讥讽污蔑的黄种人主要包括中日两国人，但其实“黄祸论”所指对象随时而变日俄战争前，日本工业化发展成效虽已招致白人疑忌，但拥有庞大国民基数的中国才是“黄祸论”的主要言说对象日俄战争后，白人转而惧怕日本的工业实力与战争潜力，加之俄罗斯推波助澜，日本人遂成为“黄祸论”的主要对象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对欧美列强的态度日趋强硬，一个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开始初现端倪，“黄祸论”的重心再度偏向中国日本人在成为“黄祸论”的主要言说对象前，也曾视中国人为“黄祸”世纪之交，有日人在《黄祸豫测》中指出：中国人爱和平、重保守、偏执固陋、不屈不挠，因为“积习不改”，不肯进步，所以“政令未修，民智未启”，无以抵抗外辱与欧西诸国国民道德相比，中国人“固沉于水平线之下”，必须“以和平之道待和平之民，无惊其恶梦徐起而制其斃，庶几无死灰复燃之虑也，不然，吾惧其后之破坏我文明而为世界之主人翁也。

[2]103-107作者站在“世界之主人翁”立场上对中国人的发展前景深表疑惧，而“无惊恶梦”、“死灰复燃”之说更是直呈了其对中国人的污蔑态度，这与西人“黄祸论”的思想逻辑是一致的欧美学界对“黄祸论”的态度是复杂暧昧的早在1873年，俄罗斯人巴枯宁在《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指出：过度繁殖的中国人因为拥挤不堪，将会越过乌拉尔，直抵伏尔加河滨，“简直不可避免地从东方威胁”俄罗斯[3]1231895年，法国文学史家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描绘了一幅黄种人可能彻底战胜白种人的图景：“也许几世纪以后，或是一二百年以后，将会出现一个黄种人的欧洲”[4]1581912年，英国人波兰德在其所著《黄祸论》一文中貌似客观地分析指出：以中国人的国民程度，“黄祸论”实为无稽之谈，不足征信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如果三万万中国人从事劳动，“则生活竞争，必占优胜，而白种人且不免槁饿之祸[5]44这就隐秘泄露了其真实立场，因此，不难理解竖年他为什么会写出《真黄祸论》来后者指出：“武力之黄祸，实业之黄祸，皆不足为惧，然犹有种族上之黄祸在也”，因为“西方文明之输入，适足以增人满之患柏兰德发现了旅外华人的一种新变：过去华人无论如何，总要叶落归根;但是现在一部分华人“渐求自适于所居境地，弃其故乡闾墓而为永居之人矣”，这就带来了一个趋势：欧美诸国华人日多，“将为他日种族上开一大难问题。

[6]15-22柏兰德这两篇文字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国民程度与民族性：以中国的国民程度，“黄祸论”实不足为惧;但是，以中国人的“坚忍勤苦”与生殖力，必然会在有限空间里发展壮大，这却有可能酿成“真黄祸”！除了欧洲诸国，美国人也曾一度视中国人为“黄祸”，认为“亚人之殖民我国，必为全国之祸水，太平洋沿岸诸省所受之害尤大，不观今日华人足迹已无处无之而日人亦在在皆有乎？”[7]9-101920年，《实业杂志》以“西报论新中国与黃祸”为专题报道指出：一般人鉴于中国工人工值低廉，以为大不利于美国工人及社会从业者，忧惧“四万万勤劳国民，兼有他种民族之长，近代文明之盛轨，即将于此演进矣”;但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安脑尔氏（Julean Arnold）认为，二十年来中国进步的最显著的地方，“为国家精神之滋生，其于未来之光大”，倘若美国能助力中国发展民生，“则美国人可无惧中国之黄祸矣”[8]101-103综上可知，欧美日知识阶层并非都一味地附和“黄祸论”，但附和也好，反对也好，辩护也好，“黄祸论”的确存在于一般知识界的脑海而成为其思想世界的一种景深黄祸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种族主义谬论，体现的是欧美社会普泛存在的种族优越感，以及包藏祸心的殖民主义策略。

与“黄祸论”接踵而来的是欧美日知识界对于中国民族性/国民性的观察，如（澳）莫理循《1894中国纪行》（1895）、（美）史密斯《中国乡村生活》（1899）、（英）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1901）、（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1909）、（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1911）以及大隈重信、渡边秀方、浮田和民、内山完造、原物兵卫等人相关成果，在不同程度上洞开了中国民族性/国民性话题，而其所抱持的“他者”身份意识与“黄祸论”背后的种族优越感是一致的以日本人为例渡边秀方在1922年问世的《支那国民性论》一书中归结了中国文弱的和平主义，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最怯弱的民族，怯弱且狡狯渡边秀方所在的早稻田大学正是晚清民初日本国内研究中国哲学、文化与国民性问题的一个重镇其创始人大隈重信于1915年6月相继发表《中国之外交术及其国民性》、《中国国民性研究之必要》两文，认为中国文明历代相承，积弊孔多，所以酿成今日病象——外患内祸，层出不穷，“睡狮竟成死狮” [9]2死狮”之说，回应了拿破仑的“睡狮”观点，折射出其因袭“黄祸论”的背景与动机一国之民族性/国民性，本来体现为优根、劣根的两面。

上述成果尽管兼顾了优根性，但其焦点在于劣根性在貌似客观的中国民族性/国民性批判中，“黄祸论”既是景深，更是逻辑起点，是盘旋在这一问题领域的隐秘的幽灵二、晚清士人的“黄祸”之忧晚清民初，“黄祸论”始终阴魂不散，影响深远孙中山也一度困惑不已，一方面，他曾在各种场合表明态度，试图化解西人根深蒂固的疑惧心理;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对列强渐趋强硬的立场，也进一步刺激了“黄祸论”的滋生与复活[10]严复、梁启超虽然没有专论“黄祸”问题，但是他们的保种之忧与国民程度之思，都与“黄祸论”的传播有关1904-1905年，《外交报》以“论黄祸”为题开设专栏，陆续发表了10篇译自英、美、日的同题文章1904年的《北京杂志》《秦中官报》等报刊都有同题报道或转载这是一个显著的症候，表明国内知识界与政界对于“黄祸论”的反动，已成为一种文化自觉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于：中日同为东亚黄种人，都有反抗欧美列强种族偏见的动机;但在另一方面，明治维新后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日本藉由甲午战争而夺取了东亚霸主尊位，更凭借日俄战争一跃而成为列强之一，时易世变，境遇各自不同日本以“黄祸论”为一新契机，其民族主义再度受激，人民士气高昂，举国日新月异，“黄祸论”不攻自破。

中国则不然，列强豆剖瓜分，亡国灭种的危机不断加深，更有所谓“同文同种”的日本霸凌其上，积弱不振的中国实际上已沦为“黄祸论”及其文化迫力的主要承受者换言之，“黄祸论” 对于日本而言，只是一个需要“正名”以正视听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却是一个攸关生死存亡的问题1905年《志学报》第1期发表了徐維荣《黃禍》一文作者指出：中国萎靡不振，内政废弛，土地被削，值此“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世界大势中，中国人当自立自强，否则 “吾恐黄祸未至，白祸先来” [11]47-52该文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作者将“黄祸论”与进化论结合起来，既看到了英俄法意美诸国“黄祸论”的险恶用心，也意识到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现实处境;其二，对日本人表同情，认为中国人不能自外于以日本为主要言说对象的“黄祸论”，否则必有“黄祸未至，白祸先来”之虞同年，谷音在《辨黄祸之说》中指出：日俄战争之初，西方疑惧中日联合，“则黄色之蛮族，如潮而东，汜滥横流，不可抑遏”，“黄祸”之说因此沉渣泛起;日本大捷后，“黄祸论”反而销声匿迹了原因在于：中国国土虽为两强蹂躏，但政府安闲如故，官吏营私如故，人民酣睡如故，不肖之徒卖国也如故，上下酣嬉，终无梦醒之日，则“黄祸”实不足道。

[12]32-351916年，署名“无愁”的作者创造了一篇以“黄祸”为题的小说主人公黄野民受过高等教育，通晓中西文章，但是郁郁不得志，屈身为英奴，供职英人洋行书记一日不堪受辱，愤而辞职在街上看见黄包车上白人意气洋洋不可一世，而身着单衣奋力前行的车夫却被白人嘲讽为“大力天生之两足马”黄野民愤而泪涕：“中国亡久矣，奴隶之民，所见所遇悉伤心事一二十年后情状更不可问吾子吾孙安得复齿人类哉？”遂萌生死志赴死之际，恰遇好友乐安生出示一本署名“全世界之主人”的《欧洲大战记》，预告数十年后地球尽为黄种人之势力，因华人性本“友爱而乐和平”，世界遂实行亲爱平等主义[13]1-5这篇小说让人依稀看到了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痕迹上引三则材料共同表征了“黄祸论”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的强大压力这一阶段颇值得关注的是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deep，broad and simple）[14]14中国人有一种源于同情心的“温良”和“文雅”，“在真正的中国型的人之中，你能发现一种温和平静、稳重节制、从容练达的品质”。

[14]33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乃是因为他们完全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与其说中国人不信仰宗教，不如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体系”[14]41孔子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抢救出了中国文明的蓝图，“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为国家奠定了一个真实可靠的、理性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14]45《中国人的精神》一书隐含有一个历史的对话结构如前所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国事倾危，加之自“黄祸论”发生以来史密斯、E.A.罗斯、麦高温、阿绮波德·立德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描述了中国人的“病态”，老大中国病入膏肓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这又诱发了近代中国知识界的疾病意识的发生与医者身份的确立尽管严复、梁启超、鲁迅等人对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病态”的描述，其宗旨在于救治，但辜鸿铭却忧惧于这种“病态”言说可能带来的负性影响：疾病阴影下亡国心理充斥宇内，一般国人无所适从，国家分崩离析之势因而加剧因此，《中国人的精神》承担有对外、对内的两种指向、两种功能：对外，是对“黄祸论”以来域外各种有关中国人劣根性言说的反击;对内，是对严复、梁启超等人“病态”说的清算。

辜鸿铭以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来对抗西方文明，不仅仅彰显了一个东方主义者的文化立场——他是真正怡然自得于传统的，他的言行构成了近现代之交中西文明对话结构上的一道风景线三、进化论与“黄祸论”的绾结纠缠辜鸿铭的主张，实际上提出了民族性与国民性的分野问题国民性与民族性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有一民族即有其民族性，有一国民即有其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