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分工与我国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docx

    全球生产分工与我国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    魏艺明 魏玮 姚博摘 要基于中间品贸易数据库和增加值贸易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核算和估计，本文探讨了全球生产分工影响我国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全球生产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会受研发环境、融资环境、制度环境的制约，也即研发能力的提高、融资约束的改进、制度基础的完善，更有利于发挥全球生产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溢出作用参与不同所有制、不同分工水平、不同国家层次的各种类型的全球生产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有差异产品质量效应和市场份额效应所构成的纵向延伸效应以及资源重置效应都是全球生产分工促进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渠道因而，实现我国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应该重视企业自身产品质量的提高和自我市场的开拓，重视加大資源的优化配置，重视积极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网络，重视同跨国公司一起推动国际生产分工秩序的变革关键词 全球生产分工 增加值贸易 价值链 传导渠道 投入产出一、提出问题通过广泛利用国内的人力成本和政策优势，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产分工汇集国外大量的高级生产要素，获得了巨量的生产能力和出口市场，国内的资源配置和产业升级能力得到相应提升，这也是中国四十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最为突出的特征事实和宝贵经验。

但中国的贸易规模尤其是出口规模的惊人扩张背后是面临一系列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破坏问题，不少学者如裴长洪（2005）、Lamy（2011）从中国加工贸易的特点出发，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制造”和“世界组装基地”，根源在于缺乏核心技术、国际分工层次较低、国内配套能力较差、低端价值链锁定等，进而导致贸易的出口价值很大部分并不是中国创造的增加值无论如何，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自身国际贸易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并不容易在全球生产分工背景下，传统的一般总值贸易统计已经无法揭示一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地位和比较优势，而新兴的增加值贸易统计则是重点计算一国出口价值中由本国创造并出口的增加值部分，这种由本国创造并出口的增加值贸易更能够说明和反映该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和国家价值链的水准在寻求价值链地位提升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国内生产要素成本抬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国内外需求疲软的大环境下，中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以及基于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来构建国家贸易强国地位就显得尤为关键基于此，本文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全球生产分工视角下增加值贸易该如何核算？二是全球生产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如何？三是在研发、融资、制度等因素的约束下，全球生产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何变化？四是全球生产分工通过什么渠道，进行哪些资源的重置和整合，以实现增加值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二、文献综述对于全球生产分工和增加值贸易的探讨，近几年国内外学者有一些对它们各自文献的研究，但涉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几乎没有。

本研究建立在以下前人分析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全球生产分工方面的研究Amsden（1989）提出全球化生产分工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产业由代工向研发转变升级，最终建立自主品牌Feenstra（1998）对芭比娃娃的全球生产分工进行了总结梳理Hausmann和Klinger（2006）在产品空间动态转换研究中指出，一国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产业布局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它还能够预测未来该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潜力和水准Memedovic（2004）认为亚洲“四小龙”成功抓住了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机遇，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分工合作实现了它们的贸易价值链地位的提升Kraemer等（2011）研究了iphone和ipad平板电脑的国际生产分工，在iphone总价值中，中国创造的增加值只占1.8%，而美国创造的增加值超过57%;在ipad平板电脑总价值中，中国创造的增加值也只有2.1%，而美国创造的增加值达30%邱斌等（2012）利用出口复杂度指数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价值链地位，测算了全球网络生产在不同性质产业的分工地位作用Antràs和Chor（2013）研究了美国波音787飞机在全球的生产分工，认为该飞机的零部件主要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最后在美国完成的组装下线。

黎峰（2016）基于国内区域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分析，得出我国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沿海地区各自的国家价值链分工格局和价值链收益率转型情况其次，是关于增加值贸易方面的研究，Hummels（2001）认为在全球生产分工背景下，可采用垂直专业化来分析一国出口的中间品投入和国外增加值，以此来反映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但并没有深入研究一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创造的增加值贸易状况Johnson和Noguera（2012）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提出了增加值贸易出口的概念，为以后从生产分工的视角分析贸易增加值含量的变化进而为探讨贸易地位和贸易联系提供了条件罗长远和张军（2014）认为我国行业内出口本地增加值的比重偏低，是中国出口企业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较低的重要原因程大中（2014）使用WIOD数据库探讨了中国增加值贸易所隐含的要素流向的扭曲程度戴翔（2015）采用贸易附加值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是“低端依托、挺进中端、遥望高端”现状，比较优势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有弱化趋势，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优势正在形成，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劣势还是较为明显王直等（2015）使用WIOD数据库分析了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和国际分工地位问题。

文东伟（2018）测算了我国的增加值贸易后，通过与总值贸易进行对比，发现我国制造业的贸易顺差规模被过分夸大，比如劳动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顺差被夸大50%以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被夸大30%左右随着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Database，GTAP）、增加值贸易数据库（Trade in Value Added，TiVA）等一系列国际贸易数据库的开发和应用，研究全球生产分工和增加值贸易领域将成为越来越热的话题，这方面的理论文献也会越来越多和以往的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几个方面：其一，在新兴的几大数据库基础上从全球生产分工的视角对增加值贸易进行重新核算，为了体现与传统一般总值贸易统计的区别，我们着重分析在新时代中国的全球生产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影响;其二，考虑到现实情况中，企业所处的不同环境和不同类型会对全球生产分工促进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差别影响，尤其是不同技术条件、不同融资能力、不同制度服务都会影响全球生产分工提升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本文继而采取了分位数回归分析该影响产生的变化，并结合不同所有制、不同分工水平和参与不同国家层次的分工带来的影响，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其三，在中观层面考察了影响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渠道机制问题，明晰了全球生产分工会通过什么渠道作用于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从而得出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促进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渠道主要在于产品质量提高和市场份额开拓以及优化资源重置能力的关键结论。

该文的研究对现有文献形成重要补充，研究结论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三、理论机制分析及全球生产分工视角下的增加值贸易核算（一）理论机制分析目前，学界关于全球生产分工与增加值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处于思辨性的阶段，由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增加值贸易数据库被广泛开发和应用的时间并不长，以往关于全球生产分工和增加值贸易各自的研究多是基于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进行统计，但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缺少对总产出中的增加值贸易部分的详细统计，使得理论研究中传统的一般总值贸易统计办法已经无法适应和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时代的贸易强国构建要求，与此同时，随着三大数据库的不断完善和公开，采用高质量的增加值贸易统计手段来衡量一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地位所发挥的作用就很重要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开展研究全球生产分工如何影响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合理的理论解释和规范的实证检验，从而为经济发展迈入新时代的情况下，我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推动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决策依据通常而言，对企业来说，全球生产分工是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途径，其会通过技术溢出等形式促进一国的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例如，企业在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同时，会吸收国外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要素，获得技术外溢效应，从而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实现总出口和总产出中的国内增加值贸易环节增量的提升。

Eaton和Kortum（2002）就认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可以利用吸收的先进知识和专利获得技术外溢，极大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参与高水平的国际分工所能够获得的技术外溢则更为突出，对于企业自身生产的产品增加值提升至关重要由此，我们提出假说1：假说1：全球生产分工通过技术外溢有助于提升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经济逻辑和现有文献，我们认为全球生产分工对于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还可能有其他几个方面的表现：第一，全球生产分工伴随着各种要素的集聚，集聚的过程对增加值贸易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具备不同技术条件特征、具有不同融资能力特征、处于不同制度环境的企业来说（Bustos，2011），在参与全球生产分工时所能获得的各种公共资源的共享能力对其发挥全球生产分工提升增加值贸易发展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企业所处的异质环境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就不得不被重视从经济理性角度我们可以推断，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优势和融资优势以及优越的制度服务，会更加有利于发挥其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第二，不同类型的全球国际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效果也会大不相同，根据Blalock和Veloso（2007）的研究，参与不同水平的国际分工和参与不同层次国家的国际分工对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并不一样，参与高水平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和生产率提升一定会优于参与低水平的国际分工，同样，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高水平的国际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提升效果一定比低水平的国际分工带来的效果更为突出。

考虑到不同所有制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给增加值贸易高质量發展带来的影响，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接触国际分工时的优势都不一样，外资企业参与高水平全球分工的便利性更强，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比内资企业更为突出（王直等，2015），所以外资企业的增加值贸易提升效果表现会更快、更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说2：假说2：处于不同技术条件、不同融资能力、不同制度环境的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所带来的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差异性参与不同所有制、不同分工水平、不同国家层次的各种类型全球生产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有差异此外，全球生产分工是通过什么渠道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传导过程中发生了哪些资源的重置与整合，对于理解全球生产分工对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至关重要，现有研究也没有对此方面进行过关注尽管从理论上讲，全球生产分工是通过技术外溢提升了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但是全球生产分工为企业带来的产品质量提升、市场份额扩大和资源重置效果这些方面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许家云等（2017）的研究认为中间品进口贸易势必会为企业带来各种资源的重新配置，整个行业在资源重置过程中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造成市场份额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会对企业彼此之间的出口产品质量差异产生微妙影响。

受此启发，本文以为企业在全球生产分工的浪潮中，同样面临着行业内和国内外的各种资源争夺和产品打压，那么行业的增加值贸易高质量发展主要依靠哪些资源来维系？相对而言，产品质量、市场份额和资源重置能力所发挥的传导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