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下职业的涵义.doc

社会学视角下职业的涵义及其对职业教育的启示摘　要：在社会学视野中，职业主要有三种涵义：在一般范畴内来说，职业是人生存的一种状态，与闲暇互为目的和手段；就专门范畴内而言，职业是一种生产和垄断社会资源的劳动手段，其专业化程度越高垄断性越强；从象征符号上来看，职业是社会分工背景下生产关系的表征，附载了多重社会二元对立的涵义在新时期，建议改革现有教育类型的命名体系，并在保持职业教育垄断优势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提高开放性，实现职业的教育和闲暇的教育共襄盛举的局面关键词：职业；职业教育；一般职业；专门职业；象征符号尽管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建设是职业教育迫在眉睫的基本研究问题，但是由于对职业的认识还难以达成共识，就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也避重就轻不谈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问题，而重点关注“形而下”的实践问题，职业教育的研究者更是面对这个难以绕开的基本问题“抓耳挠腮” ，手足无措为此，斗胆秉承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开土一抔，重新开启职业教育基本问题和基础理论研究的“铅封” ，聊作抨击标靶，以资争鸣。

一、职业的起源尽管就语言学来看，职业具有阶级特指的涵义，在汉语中， “职”和“业”分别指的是“官事”和“士农工商四民之常业”[1]，而 英语中，表示职业的几个重要词汇，如 profession、calling 和vocation，原意也是特指宗教神职，欧洲其他几种以拉丁语为主要语源的语言，如德语、法语，也不例外随着复兴运动、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相继发生和发展，统治阶级“天赋皇权” 、 “君权神授”的“鬼话”一次次被推翻，“天赋人权”的观念逐渐深得人心，职业的这种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对立、神权和人权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涵义逐渐消融，并开始泛指任何人从事的职业打破统治阶级统治人民是其“天职” 、 “神职”的谎言后，新旧势力之间对抗并没有完全消失，各阶层之间职业角色和职业身份的差异性仍然是巨壑难填，这就迫使人们不仅要反躬自问，劳动人民为何只能做牛马的营生，而统治阶级仍然颐指气使奴役劳动阶层，这种职业角色和职业身份的差异究竟来自于何方圣土？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人应该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

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英文名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也即《国富论》 ）的起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交换的倾向产生了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则产生了职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为人们提供了大量可以通过交换满足自身需要的资源[2]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注意到劳动分工的演化历程，因此也 没有找到职业起源的真正原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亨利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则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马克思注意到劳动分工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家庭内部、氏族内部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的自然分工，另一种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和产品不同而在家庭、氏族和原始公社之间产生的社会分工，而只有社会分工才是职业产生的真正原因[3] [4]反过来，职业是具有社会性的劳动，而劳动则不一定具有社会性，因此劳动也不一定就是职业。

自此，职业的起源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为人们对科学地认识职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一般范畴的职业在亚当·斯密等人的分工理论的基础上，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并列为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另译为杜尔克姆、迪尔凯姆等）进一步推陈出新，在其著作《社会分工》和《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一般范畴的职业首先，基于职业能力大小的社会分层原则，是效率和公平博弈的结果由于“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5]，所以社会分工是必须的，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工体系会越来越复杂不管社会分工的体系如何复杂，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这些最重要的工作，总是倾向于让有才能者去担负，而较 轻的工作，则由弱者去承担，这应是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个原则，社会分工体系各种社会角色、职位的配置是有一定比例的，不是任意的[6]，而是权衡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结果。

其次，职业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机团结的主体力量和实体力量作为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先驱，涂尔干提出了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共同体的概念来理解所有行业的职业语境下的职业社会功能尽管其职业共同体的内涵与马克思和韦伯所提出的社会共同体的内涵不尽相同，但它却兼顾了马克思的概念中的经济含义和韦伯的概念中的真实的社会群体身份的含义虽然表面看来分工造成了人与人的分化，但实际上“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7]，人们之间的分工复杂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协作 “协作一经产生，不仅会使社会纽带变得更加牢固，而且也会使社会更加具有完备的个性，从而用另一种整合形式代替了原来的整合形式”[8]，分工“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了一个能够永久地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利和责任体系”[9]，分工还使“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而且它们本身也都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它们相互协调，相互隶属，共同结合成为一个机构，并与有机体其它机构相互进行制约”[10]于是， “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将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创造出有机团结”[11]因此，职业共同体承载了民主制国家与公民沟通的反思性功能，是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实现有机团结的重要方 式[12]。

可见，分工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在于它通过职业共同体整合社会机体和维护社会统一的重要作用再次，职业伦理是实现社会有机团结的精神力量和基础性要素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13]职业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整合的基础，就在于同一职业的人之间产生合作和共享的价值观、共同利益以及职业伦理，因此“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14]涂尔干推断， “在现代社会的各种职业群体中可能存在着共同的集体意识，共同的职业活动和利益会导致一种群体内部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将使形成共同的习惯、信仰、情感和道德伦理成为可能，这些群体的成员在他们的行动中也要受到这种集体意识的制约和指导”[15]，并且这种“集体意识提供了支持契约关系的非契约性道德的基础”[16]于是，职业群体的结构越牢固，其适用的道德规范就越多，职业伦理就越发达与公共价值体系相比，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在分工发达的社会更加贴近社会生活总之，职业伦理是减少现代社会失范的精神力量，是确保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总之，根据以上研究，就广义上来说，基于职业能力大小的社会分层是效率和公平博弈的结果，职业是形成职业共同体和职业伦理的基础，而职业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机团结的主体力量和实体力量，职业伦理是实现社会有机团结的精神力量。

可见，职业 是社会分工体系中每个社会成员生存的一种状态，它与闲暇共同构成社会分工体系中每个职业个体的全部生命历程闲暇的目的是恢复从事职业的体力，调节人们的精神面貌，而职业则是为人的生存生产更多用以交换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便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二者相辅相成、互为目的和手段三、专门范畴的职业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提出了职业专门化的概念，由此将职业研究的一般范畴转向了专门范畴他认为， “职业应该称之为一个人的劳动效益的分类化、专门化和组合”[17]，这就将具有高度专业化知识的“职业”（profession）与一般意义上的“职业” （occupation）区分开来诚然，当人类历史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社会所要求的人的谋生技能的确是越来越专业化了，多个不同学派的社会学家对此颇有共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认为， “在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诸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才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因为，他们在分工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垄断了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使他们能够控制发达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18]，及至后工业社会， “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19]弗莱德森（eliot freidson，1923-2005）认为， “一方面，职业工作 的高度专业化使缺乏规定的训练与技能的人无法获得从事这类工作的资格，另一方面，职业工作无法像市场或者科层制下的工作那样被标准化、理性化或者商业化”[20]格鲁斯基（david b. grusky）与索伦森（jesper b. sorensen）在《美国社会学季刊》上发文认为，特殊的社会屏蔽机制（social closure）在促生职业群体，现代社会比较流行的是产权、证书、许可证等制度化的屏蔽手段[21][22]结构派的米勒森（geoffrey millerson）则认为作为一个过程的职业化是通过所谓“资格性协会”而传播到各个行业的，这种协会通过对行业地位的追求和稳固、对从业者活动的协调和约束、对新技术应用的促进等方式来确保职业拥有共同的执业标准、集体性的声音以及符合职业理想的社会评价[23]。

功能主义学派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论证说，进入各种职业共同体的标准是专门的文化知识而不是身份地位[24][25]因此可以说，职业的专业化实际上是职业服务于权力、知识制度化、实现社会控制、保持职业威望和职业垄断、获得新的文化以及潜在的社会功能公平价值的手段，而职业的专业标准和准入机制会将很大一部分人排斥在职业共同体之外这种排斥机制会让那些处于文化弱势的群体感觉到来自文化优势的群体的剥削，从而导致“反智主义”思潮和现象的出现事实上，帕森斯指出，教育革命已经将感觉冲突的场所从旧的焦点——经济以及政治权力的不平等问题转到文化的不平等问题上 来了[26][27]越来越制度化的职业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垄断形式，这就是职业的推动因素——教育革命对于社会公平问题颇具悖论性的作用机制可见，在专业范畴的职业，实际上是生产和垄断社会资源（物质资源或者精神资源）的一种手段，其专业化程度越高，其垄断性越强，而各种职业的差别仅仅是由于所垄断的手段不同而最终所能够垄断的社会资源的类型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