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国家法律制度法律论文.doc

论清代国家法律制度法律论文在刑罚的执行上，满人于其它民族的犯人也区别对待，满人不入普通监狱，一般入内务府监狱，宗室贵族入宗人府空房满人刑事犯罪之后享有的司法特权没有严格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没有犯罪行为不处刑”地规定，而是既有法定罪刑地规定，又有有限类推的规定法定罪刑的原则集中表现在“断罪引律令”条上该条规定：“凡（官司）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如不具引）笞三十若（律有）数事共一条，（官司）止引所犯本罪者，听所犯之罪止令一事听其摘引一事以断之其特旨断罪，临时处治，不为定律者，不得引比为律若辄引（比）致（断）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故行引比等坐之断罪必须缘引有关法律，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定罪，如果司法官吏违反这一规定，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这足以说明清朝刑法具有法定罪刑地性质但不能据此说具有罪刑法定的原则因为同一部法律中又允许法律类推封建刑法中的类推，是对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可以按照最类似的条款、成案和定例比附定罪的一种制度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无正条者，（缘）引（他）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申该上司）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以故失论律规定进一步具体化，条例规定：“引用律例，如律内数事共一条，全引恐有不合者，许其止引所犯本罪。

若一条止断一事，不得任意删减，以致罪有出入其律例无可引用，援引别条比附者刑部会同三司共同议定罪名，于疏内声明律无正条，今比照某律某例科断，或比照某律某利加一等减一等科断，详细奏明，恭候谕旨遵行一是法律规定允许类推，由司法官员比附律例定罪，二是类推必须经皇帝的批准，因而是有限制的类推类推由皇帝最终裁定，这就与法定罪刑互相矛盾，实质上具有擅断主义的性质三、清太宗时期的立法思想和立法活动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626 年9 月30日），努尔哈赤病逝他的八子皇太极登上汗位，改元天聪天聪十年（1636），又改国号为“清”，改年号崇德，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暴卒，在位共17年皇太极一生功业并不逊色于乃父，武功文治，赫赫辉煌，各方面的建设与改革，长足进展，女真族也从此被称为满族[5]在清朝历史上，皇太极与乃父努尔哈赤双星并耀，同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正如论者所评价：“其生平武功，固不待论，即政治上之施设，亦颇足为清朝二百年之基础……其生平之事功，殆得汉人之力不少，亦郅治之最大原因也以更大的力度吸收汉文化，积极推行改革方针，是皇太极执政期间最为鲜明的特色 皇太极成长的环境及文化背景与努尔哈赤又有很大不同。

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在他 24 岁（1616）时，其父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称汗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始命巴克什（师傅）教导自己的子弟是时皇太极29岁如论者云：“皇太极出生于女真族最大的奴隶主——大汗家庭，有文化的奴隶‘谙达’，是他的启蒙老师，自幼在费阿拉城受到良好教育和训练应该说，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对汉文化有着比乃父更为深入的了解正由于此，皇太极即位伊始，便对努尔哈赤晚年苛待汉人的政策进行了大胆纠正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初五日，皇太极发布命令：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这项命令的实行使“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反映出皇太极在处理满汉民族问题上的开明态度皇太极在位期间，后金政权的武力比努尔哈赤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军事上对周边地区和民族部落展开积极进攻，迅速扩大着自己的统治范围经过西征蒙古、东伐朝鲜，以及多次对明朝的胜利用兵，到皇太极统治后期，其统治范围在从原有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地区的基础上，发展到北至外兴安岭，东抵鄂霍次克海、库叶岛，西到贝加尔湖，南达日本海的广袤地区。

皇太极在积极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对于内政的汉化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并取得胜于乃父的显著成果皇太极在经济上是采取发展牧猎与农业并举的政策，但对后者的关注日益加强他多次发布发展和保护农业的政令，强调“工筑之兴”不应“有妨农务”，要求军民“专勤南亩，以重本务”“务农积贮，为足食之本”，体现对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经济观念的认同他还下令禁止宰杀耕牛，保护农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的治国方针体现了“耕战”精神 在政治方面，皇太极本着“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6]的原则，对乃父遗留下来的带有明显氏族痕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后金政治制度更加适应封建化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政权政治体制结构比较简单，主要以兵民合一、文武不分的八旗制为主体，各部门要职全部操纵于满族贵族之手皇太极即位后，接受汉员宁完我等关于“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的建1 2 3 的儒家文化色彩关于皇太极明令祭孔之事，一般史书的记载和评论都很简略其实，这件事对于清朝来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自汉代以来，孔子及其学说一直是历代封建王朝尊崇的精神象征，具有独尊的政治地位和思想地位。

尊孔祀孔已经成为历代中原王朝政治及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太极明令祭孔不仅是自努尔哈赤以来吸收汉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满族贵族从政治到思想认同孔子儒家思想、把自己纳入中原文化体系的里程碑，为清朝后来推行“文治”及崇儒重道文化政策奠定了基础皇太极不仅积极推崇孔子，而且还提倡读汉人之书，并强调满族贵族子弟要“读书明理”，明确规定他们的子弟凡在八岁至十五岁之间者，“俱令读书”皇太极提倡“读书”，主要是指学习反映中原文化成就的各种汉文书籍，既包括儒家经学、史学类书籍，也包括军事等实用性书籍，还有佛教经典，内容相当广泛由皇太极对于《四书》中《大学》所阐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有初步性的认识.在皇太极时期，满族统治者对于《四书》在孔学中特殊意义并无深刻的认识，侍讲制度也因条件不备而未能建立，但沈文奎、宁完我等人强调“帝王治平之学”的重要性，提出肄习“四书”的问题，毕竟把清朝统治者推行尊崇儒学的文化政策又向前引导了一步皇太极也很注重对满族习俗的改革，发布了一些改革风俗的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落后婚俗的禁革天聪年间，皇太极曾谕令禁止乱伦婚娶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在这项改革中，同样贯彻了学习汉文化的精神，崇德改元后，他在议定《会典》时说：“汉人、高丽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

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一）建立六部，设立都察院、理藩院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的官吏、财政、教育、军事、司法、建筑等行政事务天聪五年（1631）初设，均以满洲诸王贝勒一人领之，下设承政、参政等，满、汉、蒙参用入关后改为每部设尚书，左、右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官员尚书从一品，为之长，侍郎正二品，贰之，俱满、汉各一人清朝不正式设宰相，六部直接受皇帝控制[7]六部的机构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的属官，有堂主事、司务厅司务和缮本笔帖式，由满洲、汉军、蒙古若干人为之二是办理政务的分司，即清吏司，其中吏部有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个清吏司，户部按地区分设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十四个清吏司，礼部有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个清吏司，兵部有武选、车驾、职方、武库四个清吏司，刑部有按地区分设的直隶、奉天、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七个清吏司，还有一个专职督捕的清吏司，工部有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个清吏司每部清吏司的设官均为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由清宗室、满洲、汉军、蒙古、汉人中选任之。

此外，六部还有若干其他机构和附属机构，属内部的有督催所、当月处，官员由各司郎中、员外郎等担任附属机构有户部的宝泉局，银、缎匹、颜料三库，仓场衙门及税关，设官多为满，汉并用，惟三库郎中、员外郎、司库、大使等皆由满洲人充任；有礼部的铸印局、会同馆、乐部等，设官或满洲人，或汉人、朝鲜人充之；有刑部律例馆、秋审处，设官由尚书、侍郎或委其属员充任，满、汉兼用有工部的节慎库、制造库、宝源局及皇木厂、琉璃窖、料估所等，设官郎中、员外郎、司库、库使等，满员多于汉员整个清朝统治机构，如运转中之机器，除中枢机关外，尚有辅助机关，或作为补充，或作为制约，构成为其不可缺少之一部分都察院始设于崇德元年（1636），“班六部上”掌监察，整肃纪纲，并参与九卿议大政事，既为天子耳目，纠劾百官，亦以之控制言论，表达舆情，因参与处理重大刑事案件，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初设承政、参政各官，顺治元年（1644）改为左都御史，从一品，左副都御史，正三品，俱满、汉各二人，掌院事都察院内机关有经历司、都司厅等，并设十五道，各冠以京畿、河南、江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方名称，实则纠察朝廷内外官邪，并稽在京各衙门库仓，以及查核各省刑名。

还有都察院统辖的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各科，原为独立机构，雍正元年（1723）改隶都察院其职掌主要是监察六部，以“言职”著称每科设掌印给事中、给事中等官，俱满、汉各一人其下笔帖式，满洲十八人其权势甚大，每日抄发内阁题本，有“封驳”之权，即发现不便施行者，可以封还，错误者，可以驳正大理寺掌平反刑狱，为三法司之一，可参与九卿议大政事设官有卿，正三品，掌寺事，少卿，正四品，贰之凡重大案件，先经刑部审明，送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如有情罪与律例不符，许与刑部，或再与都察院两议，上奏皇帝裁定寺内属官有堂评事，满洲一人，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左、右寺丞，满洲、汉军、汉各一人，左、右评事，汉各一人 理藩院掌管少数民族的机构，由崇德三年改蒙古衙门而建初设承政、参政等官，顺治元年改为尚书、侍郎，其重要事务由旗籍、王会、柔远、典属、理刑、徕远六个清吏司分管旗籍掌内札萨克（内蒙古）的疆域、封爵、谱系、会盟、军旅、邮传等事王会掌内札萨克颁禄、朝贡、赏赐等事典属掌外札萨克（外蒙古）部旗、邮驿、互市及内外喇嘛柔远掌外札萨克喇嘛、俸禄、朝贡等事徕远掌回部（新疆）札萨克及中亚一些国家朝贡往来理刑掌各少数民族刑罚案件。

各清吏司设官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俱由满洲、蒙古等少数民族或极少数汉军担任二）援用“十恶”之法，以加强对政治性犯罪的镇压 十恶”，最初佛教中的一个用语，指十种当招致地狱、饿鬼和畜生这“三恶道”苦报的恶业，故又称“十恶业道”十恶”作为古代刑法中的罪名，最早出现在《齐律》（由北齐尚书令、赵郡王等撰写）中，当时称为“重罪十条”《齐律》曰：“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十恶”罪，特别是其中的谋反、谋叛等直接侵犯封建皇权的犯罪的处刑一直是很重的，清朝更明显地扩大适用范围并加重其刑罚，可谓达到了顶峰清统治者常把奏疏不当或触犯圣讳称为“丧心病狂”、“妄议朝政”，按大逆定罪，处刑极重清律规定：凡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父子、祖孙、兄弟、同居之人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15岁以下和母女妻妾姐妹及子之妻妾，一律充当功臣家奴；即使子孙不知情，但年在11岁以上，也要阉割，并发边疆充当官奴大清律附条例为严惩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各种反清组织和团体，把所谓的“倡立邪教，传徒惑众”定为谋反罪，唯恐人们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反抗。

若结会树党、结拜兄弟，俱按谋叛未行之律论处，为首者绞监侯，为从减一等若聚众在20人以上，为首的绞立决，为从者发往云南烟瘴地方充军至于聚众抗粮、罢考、罢市、哄闹官府、殴打官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