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了谜底看到了什么.doc

揭开了谜底，看到了什么 　　——写在《建国后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付梓之际　　冯世斌    每个省都有省会省会”是什么？辞书并无解释，将其称为“省政权所在地”，大概是比较合适的万物皆变，变皆有因省会变迁并非河北省的“专利”，然像河北这样，从1949年省人民政府成立于保定起，到1954年在石家庄投巨资建新省会、被迫下马后硬挤进天津、9年后在撤回保定中却旋风般地开进石家庄, 随即又想回保定为止，一波三折，反复徙移，是举国罕见的现在一些文件、讲话和省情介绍，不仅河北，而且省外也有些地方，习惯上把河北称为“京畿大省”一个“畿”，蕴含了历史和现实的多少令人遐想而又难以说清的事　　档案工作，“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三年多来，河北省档案局（馆），在充分利用本馆馆藏档案的基础上，数次派人进京入津，从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北京军区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等， 对有关河北省省会变迁的档案进行广泛征集，反复比较，相互印证，写成了《建国后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相信此书的问世，揭开了河北省会数次搬迁的“谜”然而，揭开了“谜底”，看到了什么？借付梓之际，对书的内容作些补充与梳理，并谈谈对河北这段“是是非非” 的认识，望争鸣，顺为序。

　　一、喜新厌旧，成立于保定的中共河北省政权， 从建国之初就想离开这里　　1949年3月， 毛泽东主席率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不久新中国定都于北京建立新中国，中央要进城， 理论上，河北省的政权组织，也面临进城的任务河北省人民政府，由华北人民政府脱胎，早在1949年8月1日，即新中国成立的前2个月，就定居在华北大城市保定， 进城还到哪里去？“喜新厌旧”，这个新，就是石家庄关于“喜新”的理由，现存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最早的一份省向中央提出的迁石报告，对此是这样说的：石家庄，“在河北全省的城市中，地处京汉、正太、石德诸铁路干线的交点上，工业比较发达，且有发展工业的各种优越条件， 将是全国重点工业城市之一，也是军事要地，石家庄市势将成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根据中央关于城市建设的方针及河北省工业发展趋势看，河北的重心将在南部，省会迁移到石家庄市对省级党、政、民各部门加强工业建设的领导将提供便利的条件”( 冀档855-2-558)析此报告，要点在三：一是石家庄交通有优势；二是工业有基础，而且将是“全国重点工业城市”；三是河北重心将南移，石家庄“势将成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半个世纪过去了，回看当年这几条理由，应当说，都是牵强的。

保定的交通优势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并不比石家庄差；其工业基础要优于石家庄；河北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没南移？ 读者自有自己的眼光所以，档案显示，当时中央虽同意了河北的意见，但这个同意是“有条件”的，重要依据是，“经费由河北省在地方财政项下自行筹措解决”(冀档989-1-205)搬迁心切，自筹也干1954年、1955年， 河北连续向石家庄投资1900亿元（旧币，下同），用于建设机关办公楼和住宿房屋等1954年时， 河北全省人口为3442.54万人，当年全省财政收入为66334亿元，职工干部人均年工资491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64.7万元在当年河北的全部财政收入中，上解中央财政为32786亿元，省财政留用33548亿元；财政支出预算为37597亿元，赤字为4049亿元其中，地方工业支出预算为2183亿元；农业支出预算为1267亿元；行政支出预算为6700亿元，占省财政可留用资金的20%，其中迁石投资为800亿元，占当年行政支出预算的12%，相当于当年农业预算支出的63.1%，地方工业预算支出的36.6%1955年，用于迁石的预算资金为1100亿元，占当年行政支出预算的14.6%这两年，河北全省遭受了严重的水灾，1954年受灾人口1314万人，被淹土地4617万亩，1955年受灾人口1776万人，被淹土地5444万亩。

入不敷出，拆东补西，显然，河北无力建设一个新省会苦撑到1955年8月，因再无资金可投，迁建工程被迫下马 　　这时的问题是，“骑虎难下”，难在“善后”根据省向中央的《停止省会迁往石家庄的报告》（冀档855-3-833），要全部完成省会迁石工程共需投资4300亿元，其中省级机关91个单位迁石工程需3700亿元这个报告中说：“经我们多次研究，认为省会迁移确非当务之急， ……现在工程已经停止， 并已确定专门组织负责进行善后处理工作， ……尽量避免在善后工作中造成新的浪费，……仍需开支七百三十万（亿）元， ……对已备的国家拨付材料的处理， 除一小部分由省调剂利用外，大部尚须请中央主管部门迅速大力协助处理， 以求尽量减少损失；”“保定房荒虽不像过去严重，但仍需解决一部分住房……保定即基本上不再盖房”从前后矛盾的这个报告可见，接着干实无力再干下去, 停下来善后“仍需开支七百三十万（亿）元”，一是继续完成六月初已开工的六万平方公尺的宿舍工程”；二是“用于停工后对已备材料和暂设工程的处理；”三是“补偿施工单位已有的亏损”等当时，百废待兴， 省还很穷，1954年国家新的人民币还没有诞生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把这四句话用在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上，不仅当时是必须的，即使今天也不过时。

实际投资超过了1900亿，搞了一大堆“半拉子”工程，迁石不成，对河北是个严重打击但那时的河北，并无真正反思之意， 而是再度“见异思迁”，将目标瞄准了天津从1956年起，河北先后3次向中央请示：“将天津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或者不合并建制”，也要让“河北将省会迁到天津去”(冀档855-3-981)功夫不负有心人”，千方百计争取，终于，1958年2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将天津市由中央直辖改为由河北省省辖，以此为标志，河北省会如愿以偿地进了天津但这一次的结果，又是事与愿违　　二、河北省会驻天津9年，总的来看不是双赢， 而是不断升级的“兄弟争纷”　　天津，历史上虽被直隶所辖多年，1928年直隶改河北时，民国河北省政府就成立于此但就从那时起，天津已走向了与河北渐行渐远之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津是中央直辖市，昔日的河北“下级”早已变成了“兄弟”河北省会进天津， 搅动了冀津的大格局，给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不适应争纷重重，难题多多，实在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的如把这些纷争比作“兄弟阋于墙”，今天看也不是不可以这个“墙”，表面上看是个体制，实际上，一面是利益，一面是互补，而互补的背后亦是个利益。

再具体一点说，一是双方干部之间的思想认识分歧如何统一；一是省市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　　互补才有共赢从互补看，当年希冀的那些美景很难实现，几乎全部落空河北争天津之所以不遗余力，主要是看中了天津的工业基础、技术、地理等优势河北省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要求急剧增长全省地方国营工业基础薄弱，不能满足这一需求， 需要一个有技术基础的工业基地， 天津市在这方面能满足河北，天津作为河北省会最为适中，与各省、市交通联系就更加便利”等等(冀档855-3-981)从天津方面看，为做全市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也发了文件，重点讲的也是对河北的物质资源、市场有需等天津这样一个大城市，需要农村支援的地方很多，比如农村的原料、粮食、副食品等，尤其是原料，我们天津市的工业有80%的原料，需要农村供应河北省是我国最重要的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地区之一，除生产大量粮食以外，还生产棉花、麻、花生、芝麻、大豆、烟叶等经济作物，地下资源也很丰富，煤铁的蕴藏和开采量很大……”（津档X3-21-16535）对冀津的这些表述，今称为“优势互补”，或称“城乡互补”都可以可事实上，由于国务院在天津市的财政、工业投资、大学生分配等方面，仍保留了其直辖市待遇，使河北利用天津而发展的意图，从一开始就打了折扣。

遂即，便是省与市在如何发挥天津工业生产潜力，更好地支援河北和全国等经济建设方面日益加剧的“兄弟纷争”特别是1959～1962年间，河北遇到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吃饭成为双方绕不过去的天大难题河北全省实行“瓜菜代”，哪能拿出粮食给天津？时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同志，数次找李先念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请求给天津调粮食计划经济年代,“计划经济委员会”，是名副其实的“二政府”，粮食、煤炭、物资、项目等，都由其按计划统一调拨天津可直接对口中央，但请示问题、办事情，又不能越过省，省、市两个计委，围绕物资调拨存在的严重分歧，都一条一条地保存在档案里冀档940-5-64，是天津市计委《关于行政区域变更后，有关我市物资分配基数的补充报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讲得都是困难河北省计委无言以答，只能将这个皮球又踢给了省委、省人委今或有读者问，如没有那几年特大自然灾害，冀津会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笔者不敢妄断，只能说，只要有“分灶吃饭”这一格局，不知哪位哲人曾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对这一点，读者不妨看一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之中所讲：“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

因为“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　　团结就是力量再从干部思想状况与工作协调上看，这种合并，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日后分手的种子河北硬将天津从中央直辖市的位置上拉下，挤进天津做省会，使冀津的干部思想都极为活跃河北干部的绝大多数，对去天津表现出极大热情；而天津绝大多数干部，均没有思想准备，对河北省会迁进后干部使用和机构变动调整等，顾虑颇多，猜测种种省、市两个平级的领导班子首先要合为一体，原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任合并后的河北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马国瑞（河北）、刘子厚（外调）、解学恭（中央派来）、吴砚农（天津）、阎达开（河北）、张承先（河北）、万晓塘（天津）任书记处书记；刘子厚同志兼任河北省省长，阎达开、李耕涛（天津）、高树勋（河北）、胡开明（河北）、阮泊生（河北）、张明河（河北）、杨亦周（天津）、马力（河北）任副省长；万晓塘同志兼任天津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李耕涛、谷云亭（河北）、王亢之（天津）、张淮三（天津）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李耕涛同志兼任天津市市长这一串长长的名字和职务，表明了冀津合并后省市机构的重叠和臃肿但最难办的，是双方其他各级各类干部如何拧成一股绳从档案看，在这方面，无论是河北，还是天津，都做了大量工作。

河北出台了调任领导机关人员、调整省级及市级机构设置的多份文件、意见，特别是将天津专区、沧县专区同时撤销并入天津市，以保证天津市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与两支队伍的有效合一；天津提出了正确认识天津地位，服从省委的举措，与河北省级部门加强联系协调， 强调队伍有机地团结在河北省委、省政府之下等文件多种但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干部思想、政治、作风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远不是发几个文件、开几次会议就能抹平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收到由中央转来反映河北干部不团结的匿名信直言，“省委对省直各单位只讲照顾天津市特殊情况，不准搞坏关系，遇事协商等原则指示，现在看来只笼统的原则，需要做出具体规定，这样可以减少好多矛盾，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冀档855-19-955），反映在正式文件上，那些年中，《天津市机关干部在五反运动中对省市关系鸣放意见的综合报告》、《天津市级机关“五反”鸣放对省的意见》、《关于准备向省委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向省委反映的一些情况及意见》等，讲得几乎都是有关工作协调与干部团结的事情林铁、刘子厚等同志，先后召开过省直机关、天津市直部委、局长以上负责干部会议，讲“密切省市关系，加强团结”可见，当时干部间不和谐不团结的问题相当严重。

刘子厚同志在省、天津市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了“加强团结，做好工作”后，又单独召集省直各部、委、厅、局领导干部开会，谈省市关系问题，强调要“十分注意团结省里要负主要责任从省委一直到各部委、厅、局，因为我们是领导方面”好一个省长口中的“我们”，今天听起来仍感到有那么的凝重！尽管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