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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论文-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一）：序言、上篇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作者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是从定义入手，搞清楚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条思路是从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成的历史条件入手，看哪个时段正在出现这样一些条件 这样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宋代的结论 序言：讨论历程的简略回顾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先后有过三次热潮如果说本世纪３０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激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首次关注，［（１）ａ］那么５０年代中叶因《红楼梦》论争而引发的明清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则是第二次热潮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探究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再次成为热门话题［（２）ａ］海外有人对此问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大陆学者套用马克思主义附会中国历史的“假问题”，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国封建社会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芽，如有，又产生于何时、有何表现，其后有无曲折、命运如何等等，关涉到我国现代化演进历程的历史考察，这是一个真问题，而且关系重大 数十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手工业各部门中逐步生长的途径、方式、程度、地域及其曲折的历程有了清晰得多的了解，但在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的问题上，诸家说法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多数同志力主明清说，邓拓、吕振羽、尚钺侯外庐、傅衣凌等史界前辈倡言在先，［（３）ａ］黎澍、李之勤、许大龄、洪焕春等先生证明在后［（４）ａ］１９８５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１）ｂ］可以视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的集大成之作但是也有不少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主张元代出现说者有刘文娟女士，［（２）ｂ］唐中叶出现说者有孔经纬先生，［（３）ｂ］胡寄窗、傅衣凌甚至上溯至战国秦汉时期［（４）ｂ］还有一些同志力主宋代出现说，除上述孔先生外，５０年代首倡宋代说者有束世澄、柯昌基、华山等先生［（５）ｂ］柯先生则因发表了异于正统观点的文章而屡经磨难，英年早逝，诚为学界的一大损失与此同时，范文澜先生也说过“宋朝生产力的顺利进展，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６）ｂ］傅筑夫甚至认为，宋代的商品生产远较１４、１５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发达，因而“宋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产生时期［（７）ｂ］ 笔者亦持宋代出现说，但论证方法与以往不同，全文以美、德新马克思主义者于本世纪７０年代创立的原始工业化理论为切入视角，上篇胪列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启动的种种表现，下篇分析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启动的历史条件，试图由此达致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宋代的结论。

上篇：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的启动 顾名思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当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产生初期的原生形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把握：从形态特征上看，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化机器大生产；从内部结构上看，它又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有机结合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关系当然集中体现在机器大生产中，但在初始阶段，则是萌发于作坊、手工工场、乃至商品性农业的某些分支之中经济史家们发现，早在１８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乡村地区小型、分散的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等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意大利学者多梅尼科·塞拉指出，“在近代初期，为数最多的生产单位便是在那些不可胜数的作坊、城市的陋室或乡村的茅舍中，由工匠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或亲戚，从事打铁、操作织机、印刷机或丝带织机这样的工作［（８）ｂ］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enklin F.Mendels）为此提出了“原始工业化理论”（Proto-Industrailization），把人们的视线导向传统社会即前工业化社会内部的经济变动［（９）ｂ］在门氏看来，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原始工业化和工厂（机器）工业化这样两个阶段，所谓原始工业化进程就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

［（１０）ｂ］为与早就存在的家庭手工业相区别，门氏指出原始工业化由区域经济内同时并存的三种要素构成，这就是乡村工业、外部市场、以及与乡村工业相辅相成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城市是批发商人的基地，技术、资本密集，小商品生产者的产品向城市汇聚，再由商人发运各地出卖，城市甚至通过商人资本开始参与、支配乡村地区的某些手工业生产，这样城市就构成了原始工业化进程的第四个要素其后不久，德国历史学家Ｐ·克里特、Ｈ·梅迪克和Ｊ·施卢伯姆吸取了门德尔斯的研究成果，把原始工业化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并以此为书名，合着成又一本关于原始工业化的理论著作［（１）ｃ］他们把原始工业化定义为“其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区间市场或国际市场进行大批量的工业商品生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２）ｃ］其意义在于把人口作为第五个要素引入了原始工业化理论，而且由此引发出原始工业化进程赖以孕育的历史过程及其内部机制 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意义在于它为工厂工业化铺路搭桥，推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经济转变因为正是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资本逐步增殖，企业主开始成长，雇佣工人日渐增多，机械使用不断推广，市场赖以扩大，雇佣劳动、包买制等作为惯例随之成长，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日渐鲜明起来。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适当地转换为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问题，当然还要谨慎从事，以免削足适履之讥在我看来，门氏、克氏的原始工业化理论，在精神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３）ｃ］“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４）ｃ］门氏特别强调市场，认为原始工业化与传统家庭手工业的区别是，处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的手工业，是为市场、其中包括本经济区域之内的市场、区间市场、甚至是海外市场提供产品的，而家庭手工业则主要满足农户本身的需要，只有小部分剩余产品，才间或投入本地小市场出卖所谓“为市场而生产”，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门氏特别强调“乡村地区的工业发展”，马克思亦曾指出，“在这些商业大城市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先不是以城市为基础，而是以乡村为基础，在一些没有行会之类的农村里边的［（５）ｃ］应该说从原始工业化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难怪西方学术界要把门氏、克氏等人归入“新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了。

如果说在１８世纪开始的工厂工业化阶段，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的确滞后于西方特别是西欧地区，那么这并不等于说为工厂工业化准备条件的原始工业化进程我国也无足称道恰恰相反，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封建文明高度发达，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地中海北岸国家和英伦三岛，就是在规模和水平上也毫无逊色之处在煤铁革命推动下民营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就是原始工业化进程在宋代启动的主要标志 （一） 煤铁革命和民营铁冶中的雇佣关系 北宋以铁产量的激增和灌钢法的推广为标志，迎来了我国冶铁铸造业的第二个重大变革时期这个变革是由煤的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所激发的我国先民虽然早在汉代就认识到煤的燃烧功能并曾用于炼铁，［（６）ｃ］但正式进入规模开采和用作工业能源则在北宋，其时河东、河北、陕西等路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７）ｃ］考古发掘表明，今天河南鹤壁市中新煤矿至迟北宋中叶已进入规模开采阶段，当时已有较大的巷道４条，总长５００余米，通向８个采煤区，作为升降通道的圆形竖井深４６米，排水井深５米，附近有木制辘轳和宋元瓷器据此估计，这座煤矿当时拥有数百名矿工，其开采范围和生产规模与现在的中新煤矿大致相当［（８）ｃ］在煤炭产区，不仅居民的生活用能开始向煤倾斜，而且冶铁铸钱、工具制造、陶瓷烧制等业亦大受其惠。

神宗元丰元年（１０７８）十二月，徐州白土镇发现丰富的煤炭蕴藏，开采后用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９）ｃ］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四大铁冶基地即徐州利国监、兖州莱芜监、邢州棋村冶务和磁州固镇冶务，除兖州一地无采煤纪录（但靠近河北煤田）外，其余三处都在产煤区［（１）ｄ］煤、铁产地在空间分布上的叠合，带给我们一个重大信息，这就是煤已成为冶铁业的新能源我国科技史工作者利用金相、硫印和化学分析方法，检测过若干冶铁遗址出土的铁器，结果发现北宋以降的部分生铁含硫量较高，认为这是用煤炼铁所致［（２）ｄ］因为木炭不含硫，煤炭则含硫量较高至于陶瓷业中以煤为燃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例如陕西铜川市黄堡镇宋伐耀州瓷窑的窑体火膛内有煤块遗存，［（３）ｄ］，河北定窑亦以煤炭为主要能源［（４）ｄ］ 北宋煤炭采掘业的兴起和这种新型能源的工业利用，对当时的冶金生产意义有二，一是缓解了传统柴炭燃料短缺的矛盾，提高了铁的产量；二是因炉温和冶炼效率的提高而推动了铸造技术的变革和各类工具的进步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征榷（五）》所载数据，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１０６４－１０６７）达到最高点，为８２４万余斤，相当于唐宣宗元和初年（８０６）２０７万斤的四倍。

其实北宋铁冶最盛期是在神宗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但元丰元年（１０７８）的铁课只有５５０万斤，原因在于此时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２０％的产量作为铁课，［（５）ｄ］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６）ｄ］如按５５０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当年产量达２７５０万宋斤，合今３３００万斤，即１．６５万吨日本学者吉田光邦估计，宋代铁的年产量当在３．５万－４万吨之间［（７）ｄ］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all）估计更为大胆，他说北宋中叶年产３００万缗铁线，即需２．９万吨铁，仅此一项即相当于１８世纪初法国全部产量的四分之三；到１０７８年，每年约生产７．５万吨到１５万吨这个数字是１６４０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３万吨）的两倍半到五倍，并且可与１８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１４．５万吨至１８万吨相比拟［（８）ｄ］漆侠和笔者亦曾从消费角度估计过宋代的铁产量，结果表明宋代全年用铁约在１５万吨上下［（９）ｄ］与此同时有色金属产量亦急剧增加，据笔者推算，神宗元丰年间（１１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仅铜（３．３３万吨）、铅（２．１万吨）、锡（０．５２万吨）三项合计即近６万吨，相当于铁产量的三分之一强。

［（１０）ｄ］概而言之，新型能源的利用，钢铁产量的激增，冶铁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灌钢法的推广，［（１１）ｄ］以及作为这一切之必然结果的农具和各类工具之熟铁钢刃化等，这些就是宋代煤铁革命的重要内容 自熙宁年间实行“二八抽分制后”，民营矿冶业得到极大发展，史称“抽收拘买之数外，民得烹炼，于是诸县炉户籍于官者始众云”［（１２）ｄ］那么民营铁冶又是如何经营的呢？神宗元丰年间苏轼所言徐州附近利国监铁冶的情况可资参照：［（１３）ｄ］ “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近者河北转运使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诸臣而诉者数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而官又为除近日之禁，使铁得北行，则冶户皆悦而听命，奸滑破胆而不敢谋矣 利国监遗址在今徐州市铜山县东北约８０公里的盘马山下，今陇海铁路利国驿东站附近这一带煤铁资源十分丰富，北宋初年设官营铁冶工场，称“邱冶务”［（１）ｅ］北宋中叶，发展成利国监，下设８个冶务［（２）ｅ］到元丰时，已是“三十六冶”了，发展迅速。

位于乡村地区的３６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