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与女性职业性别隔离.pdf

本文为边燕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互动研究” 之子课题 “职业与收入的性别差异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的成果， 基金编号: 11AZD022 本文初稿曾在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系合办的周三工作坊宣读， 其间收到同事和学生的宝贵批评意见和建议; 修改和定稿阶段， 边燕杰教授数次审阅， 为论文的完善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论文的核心变量是职业的女性比例， 其计算得 到吴愈晓博士的帮助; 本刊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程诚、 郝雨霏两位博士 生为论文的数据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本论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负责社会网络与女性职业性别隔离社会网络与女性职业性别隔离*童梅提要: 社会学理论认为， 人们的社会网络具有性别偏好， 这导致了男女求 职结果的性别分化， 并部分地解释了职业的性别隔离问题本文根据 2009 年 8 大城市调查数据， 分析了我国城市女性的职业性别隔离在何等程度上受 社会网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 8 大城市在职者的社会网络具有性别同质 化倾向， 女性和男性更多地与同性亲朋交往; 使用强关系成功求职的女性往 往进入性别隔离的女性职业; 使用弱关系成功求职的女性能摆脱职业性别隔 离趋向， 进入中性职业或男性职业。

关键词: 社会网络职业性别隔离强弱关系一一、、 职业性别隔离的理论与研究职业性别隔离的理论与研究在现代社会， 每个人的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 政治地位都可以通过职业身份和状况综合地反映出来( 陈欣欣， 2000) 职业是现代社会分层体系的重要因素， 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上的大体位置， 而男性和女性在职业结构中的分布状态又决定了性别分层的基本形态大量研究发现， 职业领域存在着广泛的性别隔离现象， 这种现象在各个国家中普遍存在并长期持续职业的性别隔离(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一词最早由格罗斯( Gross， 1968) 提出， 意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 集中到不同的职业类别， 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西方学者发现， 现76代西方社会的劳动力市场是性别隔离的， 主要表现为大部分女性劳动力集中于一些低收入、 低声望的“女性化” 职业( Reskin ＆ Roos， 1990; Goldin， 1990; Reskin， 1993; Anker， 1998; Charles ＆ Grusky， 2004) 与男性相比， 直到工业化后期女性才大量参加工作， 所以很多传统上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一直保持为“男性化” 职业， 女性较难涉足其间。

当然， 越来越多的职业其男女劳动力比例接近， 这样的职业被称为“中性化” 职业职业的性别隔离会导致男女收入不平等， 其隔离程度已成为职业性别不平等的主要指标在我国， 职业性别隔离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受到广泛关注蔡禾、 吴小平( 2002) 的研究表明， 随着社会的变迁， 存在性别隔离的职业类别在增加， 对女性隔离的职业数目远多于对男性隔离的职业数目，而职业性别隔离程度在白领、 体制外单位和沿海地区尤为严重吴愈晓、 吴晓刚( 2008) 的研究指出， 20 世纪 80 年代， 我国非农职业性别隔离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 但是到 90 年代则开始下降导致这种非线性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影响职业性别隔离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李春玲( 2009) 的研究表明， 我国职业性别隔离水平在逐渐下降， 女性不断向白领职业领域扩张， 而蓝领和半蓝领职业性别隔离状况却在继续维持职业性别隔离是女性劳动力收入较低的重要原因吴愈晓、 吴晓刚( 2009) 的研究证实， 职业性别隔离是当前中国城镇职工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舒晓灵和边燕杰( Shu ＆ Bian，2003) 的研究证明， 不同所有制类型、 不同行业或职业的性别隔离与收入的性别不平等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

派瑞士和布斯( Parish ＆ Busse， 2000) 则观察到，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 我国销售和服务行业存在女性化和收入下降的趋势， 企业的女性比例与其员工的平均工资成反比舒晓灵 ( Shu， 2005) 发现， 在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女性比例较高的职业其平均收入较低， 她由此认为， 我国市场化进程加剧了性别隔离对收入的负面影响这些研究显示， 我国劳动力市场也存在性别隔离， 这是决定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是性别隔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 学者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双向理性选择的解释一方面， 女性比男性将更多精力放在家庭事务上， 致使她们在工作方面做出的努力相应减少， 为此女性“理性地” 选择了那些人力资本投86社会学研究2012． 4资比较小且可以让她们兼顾家庭的职业( Polachek， 1979， 1981) ; 另一方面， 因为生育或家庭负担的缘故， 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退出工作，从而减少培训投资的回报， 为此雇主“理性地” 选择女性从事对经验或技能的依赖程度相对比较低的职位( Becker， 1985) 社会心理学家采用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解释。

他们认为， 我们所处的社会在观念、 规范、制度层面对男女的性别角色存在不同的认知和定位， 通过社会教化过程， 一代一代地维持、 强化并传承了下去， 男性与女性在偏好、 兴趣和价值观等方面产生了性别差异， 并从小就对自己将来的职业拥有不同的期望， 而这正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的主要原因( Bielby ＆ Baron， 1986) 女权主义学者则指出，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是由父权制所导致的， 因为父权制强调男女的社会分工， 将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看作女性的责任， 将挣钱养家看作男人的事情正是这种父权主义观念和制度迫使女性不得不寻找可以兼顾家庭的职业岗位， 而男性则因家庭经济原因， 需要努力进入高收入职业在父权制的影响下， 雇主和男性劳动者对于哪些是男性的职业、 哪些是女性的职业将形成一定的期许和共识， 有意无意地反对女性进入男性的职业， 而那些进入女性化职业的男性往往被视为“异类” ( Williams， 1995) 组织社会学对于职业性别隔离现象提出了制度主义的解释该理论指出， 现代社会组织的职位结构是靠科层制来规范和维持的， 实际工作层面存在“男性同质社会性” 的男性职业， 即使女性拿到经理职位， 也会出现社会学家坎特所描述的 “玻璃封顶” 现象( 佟新， 2005) 。

上述这些理论都是从地位结构观的视角来解释职业性别隔离， 近年来则兴起了另外一个视角— — —网络结构观网络结构观就是把人与人、 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 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 组织的影响( 边燕杰， 1999) 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 “新经济社会学派” 认为， 个体行动者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 社会网络影响他们的信息获得、 人际信任、 规范遵从、 组织忠诚度和责任感; 当个体在社会网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对外的联系外生于他们的经济行为的时候， 社会网与其经济回报就是一种因果关系( Granovetter， 1985、 2002; Coleman， 1988) 具体到劳动就业领域， 格兰诺维特在他的经典研究( Granovetter， 1974) 中发现， 朋友关系网络越广泛， 人们获得的非重复信息越多， 求职效果就越佳史密斯 － 洛文和麦弗森( Smith- Lovin ＆ McPherson， 1993) 使用这种理论来解释职业性别隔离他们认96论文社会网络与女性职业性别隔离社会网络与女性职业性别隔离为， 由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 人们从小就倾向于交同性朋友， 因此社会网络是性别分化的: 男性的交往圈主要由男性组成， 而女性亦经常与女性朋友交流和交往。

女性通过社会网络交流的信息往往与家庭或亲情有关， 有关工作的信息也往往是“女性化职业” 的， 不像男性的社会网络充斥着与赚钱或升职有关的信息史密斯 － 洛文和麦弗森 ( Smith- Lovin ＆ McPherson， 1993) 指出， 这种性别分化的社会网络有着双重的效果: 首先， 人们找工作的信息经常来自他们的社会网， 因此这种性别分化的信息直接导致他们找工作的结果也产生性别分化; 另外，它会巩固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从而使男女产生不同的职业期望， 而这恰恰解释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隔离二二、、 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著名学者梁漱溟认为， 与西方社会相比， 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 也不是社会本位， 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社会学家费孝通把中国这种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生动形象地比喻为“差序格局” : 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会推出一圈圈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 差序格局” 意即每个人都有一个以己为中心， 按照亲疏远近结成的社会关系网格兰诺维特( Granovetter， 1985)提出了 “嵌入性” 理论， 他认为， 人们的行动和决策不是脱离社会结构， 而是“嵌入” 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并受其制约 。

嵌入性” 理论启示我们，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关系为本位的社会， 以社会网络来分析社会行为现象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如果人们的行为是嵌入其社会网络的， 那么西方理论所指出的社会交往的性别偏好在我国也应该成立: 人们在社会化过程的最初就倾向于交同性朋友， 因而人际社会网络是性别分化的， 男女交往圈主要由同性别交往者组成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 1: 女性的核心社会网络更多由女性组成社会网络的性别偏好如何影响人们的职业性别隔离呢?通过文献回顾可知， 关键机制是看求职过程的社会关系的使用在这一研究领域， 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关系强度概念值得我们关注格氏将关系分为强弱两种， 强关系与弱关系在人与人之间、 组织与组织之间、 个体与社07社会学研究2012． 4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性质根本不同的作用简单地说， 强关系维系着群体内部、 组织内部的联系， 是人们通常意义上的“核心网络关系” ; 而弱关系则是人们在群体之间、 组织之间建立的纽带联系， 是通过核心网络成员联络核心以外各种其他的社会关系格兰诺维特关于波士顿郊区的一项研究显示: 美国的专业劳动者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 以不经常互动或不太亲密为特征) 而非强关系获得工作信息。

格氏发现， 通过相识得到信息的人往往流动到一个地位较高、 收入颇丰的职位， 而通过亲属和朋友得到信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则大大减少了格氏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弱关系的强度” ， 进而提出了 “弱关系假设” ( Granovetter， 1973) 在格氏看来， 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 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 因为群体内部相似性较高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 事件往往是相同的， 所以他们可以传递的信息往往也是雷同的， 这是格氏断定强关系为什么“弱” 的根据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 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 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格氏的弱关系假设就是指弱关系发挥着非重复性信息的桥梁作用使用弱关系谋求职业流动的人， 正是由于了解到非重复的更有价值的信息， 才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林南扩展和修正了弱关系假设， 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 Lin， 1982) 该理论的出发点是， 在一个分层体系中， 相同阶层的人们在权力、 财富、 声望等资源方面相似性高， 他们之间往往是强关系; 而不同阶层的人们资源相似性低， 他们之间往往是弱关系当人们追求工具性目标时， 弱关系就为阶层地位低的人提供了链接高地位人的通道， 从而获得社会资源( Granovetter， 1995; 边燕杰， 1999) 。

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的理论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 例如， 在纽约州北部地区对工人进行的一个代表性抽样调查表明: 在寻找高声望工作时， 人们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获得帮助( 边燕杰， 1999) 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社会条件下， 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