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与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改革.docx

    政治认同与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改革    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仅占全国总人口的6%，但是他们居住的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0%，这些地区不仅蕴含大量稀缺资源，而且大部分处于国家的国防线上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和民族认同的差异，新中国成立之时，国家仍未获得少数民族足够的政治认同本文通过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梳理，分析文字改革过程中少数民族对国家和政党政治认同的形成与构建一、没有文字对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1.影响社会改革和民主改革在社会改革和民主改革的进程中，没有文字给少数民族的民众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在少数民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找不到懂文字的办事人员，有的几个社合用一个会计，有的村寨到外地去招识字的汉人做上门女婿，以便到自己的合作社里做会计在找不到会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相当普遍地使用原始的记忆方法来帮助记忆在贵州苗族农村，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采用数豆粒儿、打木刻、在墙上画线条的办法记工，记账错误经常发生没有文字还影响到政策的正确宣传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某些苗族地区，把“统购统销”误解为“卖去买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某些布依族地区，把小麦的“条播”误解为“撒成满天星”[1]。

2.影响民族教育建国初期，由于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民族学校里普遍地使用汉文课本进行教学这种办法只在个别熟悉汉语的民族地区能够较好地推行，可是对于绝大部分不通汉语或略通汉语的民族地区就相当困难小学生入学以后学习和自己语言脱离的汉文，教师和学生都感到困难，因而同一班的汉族学生的成绩往往比民族学生高得多在学生学习兴趣减退和家长看到学习效果很低的情况下，许多民族小学的学生不能按照规定的时间上课，有些学生上一个时期，又停一个时期，这就更增加了教学的困难许多少数民族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用汉文写文章，还夹杂着本族语言的语汇和语法新疆维吾尔族已经有了历史悠久的文字，而且在民族学校里也有民族语文课本，但是由于字母上下附加符号很多，许多字的写法还不统一，这也给教学和使用上增加了不少的困难因此，在自治区干部学校所编的维吾尔语课本里，就不得不自己增加了两个字母，以提高语言教学效率3.影响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工业建设没有文字的困难还影响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工业建设民族地区现代工业的发展，需要培养他们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企业管理干部，而做好民族地区干部的培养，关键就是要普遍地提高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事实上拿汉文来代替创制本民族文字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形式，汉字不可能表达少数民族的语言过去僮族、布依族、侗族、水家族、瑶族都曾经使用过汉字和汉字的变体表达自己的语言，都没有成功如果完全学习汉字，就需要同时学习汉语，而现在有独立语言的兄弟民族的绝大多数人不会说汉语汉字对于汉人来说，已经很繁难，叫不懂汉语的兄弟民族的人学习起来，更是难上加难了二、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实践1.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都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改革1951年和1954年，政务院就作出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充实文字的决定和指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从而将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也将“那些还没有文字的民族，应该努力的帮助他们创造自己的文字”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对于那些还没有文字或者文字尚不完善的少数民族，应该积极地帮助他们创制和改革自己民族的文字”[2]2072.广泛调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就遵照党和政府的指示，在民族地区工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

从1956年２月起，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合作，分别在北京和成都开办了约500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并和有关机构共同组成了约700人的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这7个工作队从1956年４月起，分别到广西、广东、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湖北、青海、甘肃、黑龙江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现代方言和原有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各工作队充分尊重各民族自己的意愿，只提出调查研究的结果，至于没有文字的民族究竟创制什么样的文字，或采用何种现有的文字；原来有文字的民族究竟怎样发展现有的文字，或在什么程度上改革现有文字，都由本民族自己决定和解决3.建立机构为了增强各民族自己的语文专家的力量，更深入地进行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各工作队都有一些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参加调查研究工作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地民族学院、语文学校和一部分干部学校，也都努力培养民族语文干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也正在增加各民族的研究干部，以便和汉族干部共同进行民族语文的研究工作各有关省和民族自治机关，为了更好地领导语文工作的进行，也逐步加强和新建立了一些语文工作指导机构或研究机构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四川省、云南省、桂西僮族自治州、湘西苗族自治州、云南省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广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内蒙古、黑龙江和新疆的达呼尔族，都建立了这样的专门机构。

这些专门机构在指导和推动民族语文工作方面，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4.会议讨论从1955年年底在北京召开了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以后，各地区陆续召开了科学研究和具体工作相结合的会议1956年5月在呼和浩特召开了蒙古族语言科学讨论会，会议通过了使用两种旧蒙文逐步过渡到使用统一完善新蒙文的决议8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语文科学讨论会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独立语言而又有文字问题的有9个民族，解决这9个民族的文字问题的方针，都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0月在贵阳召开了民族文字字母形式问题讨论会，专门讨论以拉丁字母为字母基础的拼音文字在字母形式上如何取得一致的问题，如苗语方言差别较大，会议同意在东、中、西三个方言区各创立一种文字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在建国初期，国家先后为壮族、布依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侗族、佤族、黎族等10个民族制订了14种文字方案，帮助傣族、景颇族、拉枯族3个民族改进了4种原有的文字[3]同时，还对新的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乌孜别克文、塔塔尔文、锡伯文、达呼尔文进行了设计，使得少数民族文字得到不断的丰富、发展和规范三、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初步形成关于民族的政治认同，在结构上主要有三个层次的认同，即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民族层面的政治认同和村社层面的政治认同[4]。

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在这三个层次都强化了少数民族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在国家层面上，由于以往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很难形成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利益的保证，使得国家权力和少数民族的利益逐渐走向和谐，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则增强了这一认同，在处理少数民族文字的过程中，国家充分尊重民族意愿，较好地塑造了国家的良好形象在民族层面上，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使得少数民族成员对民族政治体系中制度和政策的运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不仅使得少数民族成员获得一种心理的认同，还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成员参与到民族事务中去在村社层面，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成员几乎全部居住在村社之中，具有自己民族特有的政治生活，表现为非国家和半国家的状况[5]264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使得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拥有了自己的文字，有助于村社内部政策的推行Reference[1]傅懋勋.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的重要意义和工作情况[N].人民日报，1956-12-1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肖方.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创立[J].民族团结，1997（7）.[4]陈纪，高永久.“少数民族政治认同”概念的内涵探讨[J].新疆社会科学，2009（1）.[5]周星.民族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作者李飞龙为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